为了促成风险共识的形成，当人们在欢呼和呼吁更多观点表达，以及保持客观态度避免先入为主的时候，同样也需要一个聚合者的出现。传媒的评论机制除了让更多的观点得以表达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引导的过程。具体包括从本质上、总体上、发展趋势上加以引导，并消解不利于当下社会共识形成的因素。2006年7月4日河北省文安县发生了5.1级地震后，包括北京和天津等部分地区都有震感。此时在网上出现了恐慌情绪的言论，甚至出现了一些谣言。对此，部分媒体主动出击，实现了对风险的科学认识意义上的共识，有力地疏导了不良情绪。新华网就是主动出击的媒体之一。针对前述情况，他们在地震的次日推出国家地震局专家访谈的同时，还及时准确地回答网民关于地震发生、预报、自救等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而有效地平抑了紧张情绪。
对于“钉子户事件”，2007年3月22日，《河南日报·焦点网谈》的《网上激辩史上最牛钉子户》也进行了引导。该帖子在大河网上回复161篇，点击达到4677次。本期《焦点网谈》包括的子栏目主要有《点击事实》、《最新消息》、《网聚观点》、《嘉宾网谈》、《搜索引擎》。《点击事实》是对重庆市住宅小区“正升百老汇”的二期工程中不肯搬迁那栋小楼的“钉子户”的简要介绍。《最新消息》主要是就当日法院裁定“钉子户”在3月22日前必须拆迁进行的陈述。《嘉宾网谈》主要涉及钉子户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事件是否会在《物权法》的实施过程中划下第一道、并且是深深的痕迹？房地产开发商擅自把该户房子周围挖空、停水断电，这样做合法吗？现在这个业主该怎么办？该户居民现在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将实施的《物权法》对于今后解决类似拆迁问题有何积极意义？
《搜索引擎》主要是标题性的搜索导引，给人们提供进一步的背景参考：如新浪网的《最牛钉子户是公民捍卫私产的典范》、国际在线的《“中国最牛的钉子户”捍卫了公民尊严》、人民网的《“钉子户”的叫法应该取消》、中证网的《物权法能否保护最牛的钉子户》、人民网的《请为权利与法治留下“最牛钉子户”》、央视论坛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考量物权法的威严与神圣》、北方网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户主露面称安置不满意》。《网聚观点》则突出了“有些钉子户只求自己的私利，不尊重公共利益，我们要坚决反对”、“啥叫钉子户？难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搬迁就应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要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学习《物权法》，依法拆迁”三种观念取向。而这些何尝不是关于房屋拆迁的风险共识呢？通过这样的过程，不仅让合理的各方观点得以陈述，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依法拆迁、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尊重社会公共利益的共识，这样的过程同样也是对一些过激以及非理性观点的批评。
事实上，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既取得社会进步，又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社会代价虽可以减少、减轻，但不可完全避免。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上负有主要责任，在制定政策时应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积极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同时，对暂时的困难予以充分理解。这一观点暗示我们，鉴于风险彻底消除的不可能性，对于某些风险，传媒还应着力增进社会的宽容性，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期待。
这样，风险共识的形成不仅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感，并为共识的约束提供了社会合法性。在具体的风险行动中，人们将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由此还能够降低与社会风险有关的行动成本。但充分的讨论也好，合理的社会期待也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social acceptability of risk）问题，这背后直接关系到社会价值的争论，因此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风险共识与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相关联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它不是遵循个人的、市场的和消费选择的逻辑，而是强调风险分配及其正义性。从而，将利益的个人偏好纳入风险分配正义及其相应的责任框架之下予以参照。
三、传媒与风险分配正义
2005年2月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险分配正义属于公平正义的一部分，因此传媒促进风险分配正义也是传媒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广义的分配正义涉及的是权利、权力、义务、责任、自由、机会等的配置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成员间分配关系的合理化，以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和谐，促进社会有序发展。分配正义是社会日常生活美德，也是一种制度性评价标准。本处综合了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如果说分配正义的凸现反映了人们从关注创造财富转移到关注分配财富的话，社会风险语境下的分配正义追求则反映了人们从对资源的关注转移到对责任的重视。
但风险是否存在分配一说？在吉登斯看来，与风险观念一样，现代保险形式开始于航海方面，最早的航海保险出现于16世纪，伦敦公司1782年就承担了海洋保险业务。进一步，他论及了更广泛的保险，包括商业的保险，以及福利国家的风险管理系统。他认为，无论是私人保险还是国家福利体制的保险形式，提供保险的人实质上都是在重新分配风险。吉登斯：《失控的社会：风险社会的肇始》，可见，在现代风险观念中，风险能够，而且已经进行某种程度的分配。
贝克提出了社会分配的两种逻辑：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财富分配的逻辑与短缺的社会有关，社会问题和冲突围绕财富而发生。风险分配的逻辑与现代社会有关，社会问题和冲突主要围绕风险而发生。在风险分配的逻辑中，尽管还存在阶层地位的不平等，如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但现代风险具有扩散效应，它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甚至跨越阶层、民族社会边界。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占据了历史的前台，而更多的国家则是处于两种分配逻辑之下的冲突交织之中。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正处于两种分配逻辑支配的社会。日本是较早进入中产阶层的社会之一，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使这种中产阶层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化。根据现有的消费水准，日本研究者假设一个人的年收入为600万日元作为标准，超过1000万的为上层，600万-1000万的为中上阶层，300万-600万的为中低阶层，300万日元以下的为底层。划分的结果表明，78.9％的日本人属于中低层。但这并不意味上层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日本的中产阶层遭受瓦解，少部分进入上层，大部分进入中下层。于是，造成了社会中产阶层的大量分化。对于处在底层的人群来讲，经济将不再有回旋的余地，贷款买房和孩子的规划教育基金不再成为普遍的情况。［日］大前研一著，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利用财富抵御或转嫁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言，无论是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中产阶层的中国社会而言（包括将来中产阶层分化时期），还是中产阶层分化的日本社会而言，都将在较长的时期内面临两种分配逻辑之下的冲突，面临一个阶层化和去阶层化并存的风险语境。
这样的语境需要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分配价值观。于是，风险分配正义（distribute justice of social risk）的观念被提出。
有观点认为，“风险的分配正义是指风险在社会上不同群体或阶层、地区的有落差的分配构成了风险的社会正义的考虑，它要求我们回答的问题是：谁应在何种条件下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这种界定虽然说明了风险分配正义要怎样，但并没有揭示其本质是什么。
结合有关研究者关于差异性正义和同一性正义的理解，可以将分配正义区分为差异性分配正义（和努力程度、能力高低、贡献大小、行为性质等因素有关）与同一性分配正义（和作为人的类属性有关，如与生存权有关的最低保障）。对于同一性分配正义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被戴维·米勒这样的社会正义论研究者认为是被塑造的分配实践的结果。他在其著作《社会正义的原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69、270页）中认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意识中有一种社会平等理想，即人们相互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的社会。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不把人们放到诸如阶级这样等级化地排列范畴中去的社会的理想。这种社会对社会平等理想的信奉有助于塑造分配实践。于是，对于社会弱者来说，就是要关注其基本权利，保证其基本生存权。也是在这一点上，国内研究者如贾可卿的《“公平”辨正》（《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将正义理解为“从属于善，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但不是最高的）善”。因此，从这种角度考察风险的话，风险分配正义既包括差异性分配正义，也包括同一性分配正义。前者和人的行为因素（及其责任）相关联，考虑的是人（或组织）做出了怎样的行动；后者主要是对部分人（或组织）进行的合理的风险救济。这样的目标在于避免不平等，也避免部分人处于风险控制的底线以下。但就整体意义来说，风险分配正义更强调的是差异性分配正义。
对于差异性分配正义，它强调风险和责任紧密相关联。之所以强调责任在于，风险是一种危险或灾难的可能性，出于对负担（或利益）公平处理的目的，同时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风险控制需求。因为当风险的生产者不需要对风险的控制或减少承担直接责任的时候，就不大会有限制风险生产的动机。
传媒的意义在于，使风险分配正义成为风险社会秩序最重要的信仰之一。通过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大力促进风险分配正义观念的形成并促进风险分配正义实质地实现。
在观念塑造方面，传媒可以借鉴近几年成功举办的“感动中国”、“感动人物”等活动。将风险分配正义的观念与人物丰富的情感、感动的情怀、新风尚举动融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起来，让人们真正地感知，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最终付诸行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2007年9月21日至11月1日策划开展的“知荣辱、树新风、感动津城十佳市民评选活动”，投入各套节目的精锐力量，组成策划推广、宣传报道、投票评选三个小组，在所属的8个频率、19档黄金时段和电台网站，每天推出5位十佳市民候选人事迹，共采写事迹报道165篇，有关动态新闻和报道90多篇，连线报道150多个，最终使得这场活动和倡导的观念深入人心。在风险分配正义的观念塑造方面，何尝不可以来个“责任中国”呢？
关于分配正义的实现。正义不仅是一种公平感觉，也应当是一种切实体现，传媒应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分配正义的实现。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传媒曾掀起了一场“讨薪风暴”。早在2002年12月，西安的《华商报》就开设关注拖欠民工工资专栏，并为此开通热线电话，设立民工工资曝光台。2003年10月8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播出了《不能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呼吁“别让农民工的血汗钱沾上泪，更别让他们的血汗钱沾上血”。更多媒体对这一话题的重视，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3年10月24日，新华社记者刊发《总理为农民追工钱》，讲述了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妇熊德明一家讨要2240元工钱的故事。12月9日，国家六部委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清理拖欠工程款。之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措施，一个比较普遍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极大的缓解。而《央视论坛》也在前面反映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将问题讨论引向深入，连续播出了6期节目。除了积极探讨谁来负责解决欠薪问题外，还对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主持人评论所言：“对欠薪问题的根本处理，只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是远远不够的。而对这些政策和法规的落实，如果我们只看到宏观的统计数字，同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这些政策和法规放到一个个具体的讨薪案件中，我们才能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