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民主执政的方式下，和谐认同将成为社会主流效应。但同时，也要避免一种极端的“民主化”情形。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将之概括为“市场参与取代政治参与，消费者取代公民”。该理论认为，公共权威所能提供的任何服务要么是不令人满意的，要么能够由市场更好地提供。因此，国家应当倾向于依赖私人经济运作机制来取代对公民的积极和消极的动员。即公共事业单位如邮局、监狱及学校等转换成商业企业形式，公共部门的雇员转移到独立机构中，或者被商业转包商取代。因此，市场统治不是自由民主政体的补充，而是对自由民主政体的取代。对于这种理论的前景，霍布斯鲍姆也表示出了谨慎，正如他描述该理论的文章标题《民主不加选择可能有害》。
但民众参与并非仅仅指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诸如选举、投票等，还包括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和动员，以及由此促成的社会功效。近年来大众传媒组织的参与显得最为明显。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等系列媒介事件的发生以及最后的圆满解决，显示出媒体日益变得活跃起来，它将政治、时事、社会话题视为其主要内容，不仅显示了媒体的主流化倾向，而且重要的是打开了公共话语空间的一个平台，为民主执政构筑了通道。再者，信息非对称等理论显示，正是信息不公开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官员获得了寻租空间，并造成对社会福利的损害。媒介域的主流意见认为，媒介的参与能够提高政治过程的透明度，从而有利于执政民主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符号政治。即通过合适符号对政治形势的描述，从而将“现实的政治事件变为一个充满现实政治形象的世界”，具体就是，“通过巧妙地运用符号，实际的政治形势有可能被改写，并且出于实际需要可以被大量的其他情况所取代。简而言之，符号为政客们提供了激发公众对某一政治形势想象的各种战略选择”。实际上，这一效果来源于符号的可塑性功能。发生在弗吉尼亚州路易莎核电厂放射性气体泄漏事故可视为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这场事故发生后导致11小时的通讯中断，此时，新闻简讯同时发送到电厂所在地和位于华盛顿的核工业管理委员会总部。公司发言人针对这一事件，采用“荒谬”的比喻说，“这不像泄露那么严重，而更像是向空中打了个嗝。”
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形象塑造的一部分，都是选择一个主题或信息来激发想象，保证被选择的信息能够主导在自己要宣传的事情上的信息传播，把信息放置在一个可信的背景中，讲一个故事或者做出某种行动，这个故事或行动要能为信息提供最佳的框架。
有关研究者指出，媒体政治不应当仅仅看做是旨在获得报道的中心地位而影响舆论的政治操纵。“总之，仅仅基于政治控制或者刺激——反应的传播过程所产生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狭隘的政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忽略了关于事件发展的很多重要意义，而这种意义正是许多人试图从新闻报道的政治图景中获得的。真正传播的这些狭隘的观念可能暗含了懒惰的公众”。与此相应，理想公民社会的新闻应当是，“信息体系的前景就是更加公共化、信息更具分析性、更有历史深度、更能反映问题。在这样的信息条件下，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并能更积极地参与问题的解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坏新闻可以变成好新闻，因为通过公众和政治家的共同努力，新闻能够使问题真正得到处理和解决”。
三、对公正规范的促进
依法执政与此相对应，是制度文明的产物。社会学家将国家分为礼俗国家与法理国家，而法律本身就是制度化举措（不因人而异）。通过法律，权力、权利分别得到固化、约束和保护。纵观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依法执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民众权利意识复苏后的必然期待，另外，依法执政还能够减少社会交易成本。
1993年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内市场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政府审批经济的改观等都还没有完成或尚有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法制的健全，并最终需要依靠法律理顺市场、政府、企业三者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的意识总是和生活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主体的经济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围绕财产权、人身权等有关权利的争端与保护变得较为普遍。争端的原因除了来自平等主体外，来自政府的非法干预和侵害也时有发生。从而，要求依法执政成为民众的本能呼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从社会交易成本来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都容易增加社会的摩擦成本。在生活与交往中，不可预知的风险加大，并容易造成权力的广泛寻租，最终使得社会的福利被个人或少部分人侵吞。重要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容易形成极端的两极分化，从而增加社会系统安全的风险性。而且，交易成本的大量存在，会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前所述，传媒的中介力还包括作为一种中介组织的媒介力量（如媒介作为一种监督力量的存在功能等）。传媒的关注和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更好地实现。施拉姆关于传播网络中存在放大器的观点同聚光灯的聚焦效应类似。“由于媒体的关注，社会控制部门（政府、警察机关、法院）被迫制定出新政策来管制这些群体。这进一步加大了政府行动的压力，警察加大逮捕和定罪的力度，通过电视台、电台和报刊的报道，进一步激起了道德恐慌感。这时电视本身成了试图报道现象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成了他所报道的现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监督的媒介中介力的大小不仅在于单一媒介，而且在于媒介互动程度。2001年11月5日创办的《时空连线》将这种媒体互动作为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媒体互动小组，保持跟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站的联系。以《湖南嘉禾拆迁连续调查》为例，在其刚播两期时，就有当地官员到北京说情，使得第二期仅播了一次首播，未能重播。通过媒体互动，把官员到北京说情的内容上传到网络。几小时后，不仅网络，而且各种报纸评论也纷纷出现，诸如“央视被收买了吗”、“媒体被阻击说明了什么”。在众多媒体关注下，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建设部副部长还带了一个国务院工作组进驻嘉禾展开全面调查。之后《时空连线》栏目组得以再次进入嘉禾连续采访两期节目，并彻底把嘉禾局面给扳了过来。
总之，伴随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传媒所嵌入的社会以及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将为传媒促进科学合理、和谐认同、公正规范提供广阔前景，从而更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