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国家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以保障新闻自由。全世界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制定了适用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专门法律。如埃及、丹麦、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葡萄牙的《新闻法》，瑞典、荷兰、芬兰的《新闻自由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定期刊物和其他宣传工具法》，塞内加尔的《新闻刊物和记者职业法》，英国的《出版自由准则》，孟加拉国的《报纸出版法》，哥伦比亚的《记者法》，加纳的《报纸登记法》，危地马拉的《思想表达法》，圭亚那的《出版物与报纸法》，肯尼亚的《书籍与报纸法》，马来西亚的《印刷报纸法》，新西兰的《报纸及印刷人法》，新加坡的《报纸及印刷物法》等。一些国家在国家或联邦一级并无新闻法，而由地方（省、州、共和国等）一级根据国家宪法（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各自的新闻法。前南斯拉夫、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一些国家并无统一的完整的新闻法，而是由若干单项的法规构成一个类似新闻法的法律体系。如尼日利亚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规主要有：《联邦报纸法令》（1917）、《出版法令》、《报纸（修正）法》（1964）、《煽动法》（1964）、《尼日利亚刑法》。印度适用于新闻界的法律有：《报纸（价格与页数）法》（1956）、《报纸（价格控制）法》（1972）、《报纸及书籍登记法》（1867）、《现任记者（确定工资等级）法》（1958）、《现任记者（服务条件）法》（1974）、《议会程序（保护出版）法》（1977）、《阻止应予反对的事物出版法》（1976，1977重申）等。
五、对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
欧洲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产阶级政权早期，对新闻自由有重重限制。如英国从17世纪到18世纪实行的印花税、政府津贴，设立的星法院以及诽谤法、叛国法和渎神法的规定等。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当局的管制，新闻审查、煽动法等等。当然，这些阻挠、遏制新闻自由的做法被逐渐废除之后，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进行表达和新闻传播。为了使表达自由能够得到有效实现，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各国一般对新闻自由也都加以限制。如果新闻传播的内容危害国家安全，妨害公共秩序，煽动战争、仇恨、歧视情绪，侵犯人格权、泄露隐私，淫秽色情、暴力血腥，妨碍司法公正等等，这样的传播行为将会受到限制或被禁止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瑞士联邦宪法（1874）第55条在规定了“出版自由应予保障之”之后，紧接着就规定“但各州得依法规定必要的处分，以杜流弊，该项法律须经联邦议会之核准”，“联邦政府有权颁布关于利用言论自由权反对联邦政府及官员之惩戒条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第18条规定：“凡以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为目的而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者，即丧失上述各种基本权利。联邦宪法法院将宣布剥夺此类权利，并确定剥夺的范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由于被认为表述过于空泛，对宪法的解释除了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具体判例来加以补充外，有的还由地方宪法在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对滥用自由加以限制。如纽约州的宪法规定：“每一公民对于任何问题均有写作、口述或出版其意见的自由，但须自负滥用此项权利的责任。政府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或废止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在特殊情况下则通过制定特别法令来加以限制，如《危害治安取缔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报纸战时管理法》等。
一些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以及许多有宪法的国家所制定的普通法，包括民法和刑法，其许多规定也适用于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这主要体现在普通法中对于诽谤、煽动、淫秽等罪行进行惩戒的规定。此外，对于侵犯隐私、泄露机密、诋毁别国元首或国家声誉、危害国家安全等，不同国家也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规定。
六、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中国语境
在当今中国社会，新闻自由是一个敏感字眼，这与其说是由于决策者出于现实的考量，认为它会对当今中国的最高价值——国家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对其加以限制和禁止使用，不如说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现行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出版自由就是指新闻自由。
1.自由的中国哲学语境
中国古代早有“自由”一词，意指按己行动，不受约束。如《礼·少仪》：“请见不请退”，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朱桓传》：“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孔雀东南飞》：“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但是古人所谓自由，仅仅是指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意行事，并没有将自由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人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去理解。中国传统语境下的自由不是从权利的意义上讲的，也不具有社会政治自由的意义。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与权利观念的审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发展出自由的概念，也没有保障自由的系统完整的权利概念。因此，自由在国人的心目被看成是一种随心所欲，是违反现有规则和秩序的人的行为和状态，因此，它就有了道德上的不正当性而被视为洪水猛兽。
古代中国社会由于没有产生自由与权利的哲学思考和思想，因此在社会政治法律的历史实践中，关于权利的观念、权利体系和保护机制都没有充分地发育和成长，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对于自由的主体——个人，也没有目的性意义的认识和思想。那么，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价值与公权力价值的关系上，就呈现出一种实际上“民轻君贵”、“君为目的”的思想传统、伦理意识和社会关系。具体表现有：民众的权利主张主要限于私法及相应的诉讼权利；“易君”、“诛暴君”一类的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主张不为国家法律承认，更得不到诉讼的支持。因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主要针对公权力，个人通过新闻媒介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讲求权利逐渐成为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相当于麦金太尔所说的“规则的道德”（morality of rules），是一种表现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正当性的道德，正是这种组织道德和规则道德，能够为完成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向程序法则的转化铺平道路，但是，由于这种设计缺乏强调个体的价值与独立的自由内核，因此在这一道路行进甚为艰难并多有迂回和逆行。这个时候的思想者与古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会了使用权利词汇，并且将这种权利赋予了另一词语——民权。那些思想者认为，通过赋民众以权利，用权利来武装民众，使他们自立、自为、自强。通常有三种情形，一是把民权作为落实仁义道德的制度途径；二是把民权作为富国强民的重要凭持；三是把民权作为救亡图存、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夏勇先生认为，宁愿把清末民初的民权诉求，看成先秦民权思想在现时代的自然展开。如此说来，那时的民权不是在强调个人独立与自由基础上对抗国家公权力的公民权利。
值得注意并深思的是，后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权利话语渐渐变成“如何去实现民权”，“如何去保障民权”。似乎民权已经不言自明，并且从强固民权所本的手段，骤然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目标。可以说，把立宪、民权、自由作为一个既已成立的目标或原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似乎立宪、民权、自由无须再从民众自身的特性作深入的文化融会和学理构建，余下的事情就只是如何实现民权，如何唤醒民众，如何施之于民的问题。那些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政治自由的理解，和西方启蒙学者也不大相同。第一，在自由的主体上，他们更多地是从群体、国家而非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第二，在自由的性质上，他们更多地从利益而非人格的角度来界定。第三，在自由的内容上，他们所主张、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消极自由，即不是“freedom from……”，而是如何去自我做主，如何去自我表达和实现自我意志及利益。这样的自由观念极易与民主相结合，尤其是与贫民主义相结合，最终走向改造政权、夺取政权、改天换地的政治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和运用这种政治自由的最好方式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及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道德威力和技术需要相适应的对既有的文化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几乎全面的怀疑和否定。
3.中国社会新闻自由实际样态辨析
总之，虽然近代中国以来，权利话语被引进，自由的言说也不乏声音，新闻自由也被近代和现代早期的一些思想家和报人所倡导，乃至我们现行的宪法也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实际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