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老崔对春芬的照顾都堪称周到：知道春芬喜欢戴红围巾，花天价也给她买一条；知道春芬有去上海、苏州、北京的愿望，便带着她坐她向往已久的火车去旅游；老崔削好一个苹果给春芬吃，自己则只吃削下的果皮……除了性，他对春芬的爱更像长辈对小辈的照顾。所以他根本没有被质疑“算不算个男人”的压力。
当两个人的世界演变为三个人之间的故事时，男女之爱便被凸显出来：老崔和春芬都需要自问这段婚姻是否满足了各自对情与欲的渴望？春芬被刘医生曾经的那段交代深深伤害过，所以她从来不拆刘医生寄给她的信，她用这种行动来强化自己对耻辱和愤怒的记忆，也不断强化她所认定的她与老崔的这段婚姻的绝对合理性与安全性。没有人知道她这么做是否也出于顾忌到老崔的感受，或者出于对老崔家庭之爱、之责任的承担？
而老崔则偷偷把春芬撕毁、扔掉的信捡了回来、粘回原样。他通过读刘医生写的信，努力嗅出当年那个雨夜所有的细节，也揣摩这对既爱也恨的男女之间复杂的心理波动和道德错位。出于情敌的竞争关系，他想要在婚姻中做得更体贴，他想要得到春芬的心，得到春芬的爱情。
刘医生出国前一夜约春芬一叙，当春芬想去而被他阻挡，脱口质问他“还是个男人吗？”他作为呵护者的使命远远强过作为丈夫的嫉妒心。多年后春芬看到他的日记，才明白老崔开车去接刘医生，想要亲自促成他们的见面。没料到出了车祸，老崔成了植物人。
在一个靠政治任务、感恩图报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家庭里，失去性能力的老崔无可选择地扮演着呵护、照顾、疼爱者的角色；当他发生意外以后，春芬则必须彻底扭转自己在这段婚姻中的角色，而她转变的基础正是政治婚姻中的使命与责任。特别是她揭开老崔出车祸真相之前的那段时间，日复一日地奔波在工作与医院之间，生活简化为出车、照顾病人、吃饭、睡觉而已。
不知不觉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像老崔和春芬这样的婚姻不再具有永恒神圣和牢固的观念基础，对自由、金钱的欲望追求成了大多数人的积极行动。这时靠倒卖化妆品致富的老田主动追求春芬，他认为春芬的婚姻是时代的笑话，而外人也认为老田是疼春芬、想要帮春芬。按照当时的婚恋标准，阶级地位已经让位给经济实力，所以，没有人能够理解春芬为何“那么保守”。
当春芬发现车祸背后老崔的苦心之后，她对老崔的一句“我错怪你了”的表白，等于肯定了老崔“是个男人”，这个重要的认定令老崔最终含笑离世。
延续着老崔光荣生命史的向阳号标兵车纪念馆被强令拆除，在那里要盖一栋更为实惠的职工宿舍楼以及一个能够盈利的洗浴中心。春芬到废弃场把那辆报废的向阳号开到了繁华街道中间，熄火的车和绝望的春芬最终没能“突围”成功——不再年轻的她和不再风光的旧车，被拥堵和淹没在车喇叭和人潮喧嚣之中，车上那个用黄色油漆写的巨大的“废”字，宣告着一个时代诸多价值体系的被抛弃、被改写。
21世纪的背景下，春芬在为老崔买纸钱时，在小摊上看到一张毛主席头像的海报，就买来贴在家里，和老崔被毛主席接见的那张照片挂在一起。在去祭拜的长途车上，春芬回忆着自己和老崔最初行车时的景象，开心的笑容静静地绽放在她的脸上，合着感慨的眼泪，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将一个并不古老却异常沉重的历史，隔离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保护并封存在自我小世界的记忆之中……
也许观众看到了《芳香之旅》对于一个男人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的娓娓讲述，以及对一个“忠诚等于责任、责任等于爱情”的时代寓言的追忆与玩味。
导演章家瑞对媒体说的几句话特别有意味，“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青春，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它对一代人的命运的改变，和它在我们心底的烙印是永远也抹不去的，如果我不把对它的那种感情宣泄出来，心里就一直有个结在那儿，让你朝思暮想，只有把它释放出来了，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表达，我才能够轻松地面对其他的东西。我对这部电影最终寄予的希望就是，把我的父辈怎么样经历了那个年代、怎么经历了自己的一生表现出来，它是献给我的父辈的影片，也是对我的童年生活的缅怀，我希望电影能够感动他们，能唤起他们对逝去生活的怀念。”特别是他认为：“我不追求压抑，《芳香之旅》有惨烈也有灿烂，但更多的是灿烂，‘芳香之旅’，其实就是生命之旅，虽然苦难，但又带着芳香，是给人以希望的。”
问题就纠缠于以下几个方面：追忆的目的是为了惋惜还是歌赞？为何普遍的压抑情绪却被当成值得记述的心灵史遗迹？在当下特定的爱情世风背景里，这样对精神恋爱、政治恋爱、责任道义恋爱的“怀旧”，是变相的“讽今”吗？
深受女性主义者批驳与反感的传统叙事逻辑，基本上具有这样的特征：女人的资本在于驯服、本分、从一而终。她不可以追问和探索自己的欲望，她应该爱男人的理性、头脑、冷漠和控制。而男人整体上作为高女人一个阶层的社会人，应该恪守对抽象意志的绝对忠诚，应该信守看护感性化的女人之责任，应该尽力维持个人家庭的和睦与稳定。
因此，即使老崔不行房事，也认为自己无愧于妻子，因为他的阶层更为优越、他的男人价值合乎时代标准（体现在对社会公利的服务上），他的男性特征全部体现在监督妻子思想和行为方面。他更像妻子的领导、父亲、主人。
如果这是那个红色年代两性主流的价值观和婚姻模式，那么也在影片中有所展现的社会转型时期去主流化的改变，对男人和女人的冲击分别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将如何应对？
影片狡猾地逃出了女性主义视角的更为严厉的批判，也逃出了陷入更为尴尬境地的情节，因为故事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将男人如何应对新出现的种种问题消解了——变成植物人的丈夫，在身份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从比妻子更高一级的阶层，下滑至比女人群体更低一级的“残障”阶层。因此他作为强者遗留的问题不再需要面对，反而直接转换成需要照顾的弱势者了。而曾经被历史遗留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折磨的妻子，又面临着来自道德与伦理的崭新拷问：如果她毫无拘束地拥抱了新时代的性别观，那么她无疑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信仰和历史经验；如果她保持旧有信念，又将被视为“老古板”、“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
这个女人所经受的双重价值观的挤压，虽然可以说是特定历史转型的代价，但终归还是性别体制始终没有实现平等，没有将女性的精神、观念、日常生活彻底解放的表现。
也许有人会认为影片最后妻子的胜利微笑来自于她内心的力量，来自于她不再任由时代潮流所改变、所操纵，是体现了女性主体性的，是有自我决断能力和权力的。不过，是否也可以这样看待和理解：因为她不再有胆量投入新鲜的价值立场中去，也没有条件实践新时代的新生活范式了？她的受惩罚经验、驯服经验、克制欲望的经验，毕竟曾经为她带来过安宁和稳定，所以她可以继续在这样的经验惯性下想象自己处于幸福当中。虽然每天最主要的经历就只剩下了回忆，她也能心满意足？
《芳香之旅》所散发出的压抑，混合着历史、政治、责任、欲望，纠缠着抱怨、庆幸、逃避、想象与满足等各种情绪。因而，它的确是一出性别的悲剧，但又不仅仅是性别的悲剧。有首歌的歌词这样写道：“没有偶像的年代/万物一年被淘汰/人们礼尚往来/内心却很坏；这是最好的年代/充斥最烂的情怀/孩子难免受害/再给下一代。”
如果因为反感以及不能把握当下，就采取怀旧和美化过去的方式，只能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失败，当然也决不会带来幸福的希望。
四、“女人交易”与“交易女人”
荒谬的故事往往能折射出最真实的生活中最朴素的本质。
比如《图雅的婚礼》，讲述的是在内蒙古日渐干旱的草原上，丈夫巴特尔为了掘水井而双腿残疾，妻子图雅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长期的劳碌让她的腰椎病变，甚而也有下肢瘫痪的危险。为了不再耽误图雅，巴特尔决意离婚，在现实面前，图雅也只能同意。但她坚持提出自己再婚的条件：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由此，图雅的艰难择夫历程开始了。
前来求婚的男人都不愿意接受巴特尔。靠石油赚了钱的中学同学宝力尔来向图雅求婚，他把巴特尔安排在高级的福利院里，然后带图雅和孩子到城里生活。头一次离开草原的巴特尔难以忍受对图雅跟孩子的强烈思念，割腕自杀。图雅救活了巴特尔，带着巴特尔和孩子又回到干旱缺水的草原牧场。
图雅在放牧途中救回醉酒冻僵在荒野的森格，森格叫图雅嫁给他，他愿意和图雅、巴特尔还有孩子们在牧场一起生活。图雅最终接受了森格的求婚，然而，巴特尔和森格却在婚礼的喜宴上打了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心想事成”的图雅，终于哭了。这一哭，哭出了身为女人而交易自己的悲哀：她为幸福生活设定了条件，可得偿所愿时却也是自我牺牲最大化的时刻，她除了扮演协调男人利益之间流动的矛盾之外，还把自己当成了礼物和待价而沽的货品。
她以为，在道德上她的举动将彻底净化所有交换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丑恶，被她拯救的前夫、孩子能够感念她所付出的辛酸代价，但是令她绝望的是：世界永远在利益的彼此争夺中向前发展，没有人会以道德的感恩同等对待她、回馈她。
用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简单概括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一个当代版本的“女人交易自己”的故事。
1975年，24岁的人类学者盖尔.鲁宾在The Trafficin Women一文中写道：“系统的社会体制使得女人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尚将女性铸造成产品。”她提出“性/性别制度”一词。鲁宾以她这篇硕士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审视了西方的三大主要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罗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进行了清理。
文章在这样的语调中开始：“大自然和妇女受压迫以及社会从属地位的根源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对此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决定性别平等的社会这个希望是否现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性别等级的社会，对妇女压迫的原因的分析将构成社会如何改变的评估的基础。”
接着，她对西方三大理论支柱的性别缺失分别予以了论述：马克思主义讨论了阶级压迫，但是没有讨论性别压迫。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描述中，人的属性可以划分为工人、农民或资本家，虽然他们也是男人女人，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性别的重要性，而且忽略了性别分层的深刻影响力。列维—施特劳斯和弗洛伊德提供了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概念、方法，用这些概念、方法，人们可以描述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这部分正是妇女受压迫的所在，即“性/性别制度。”
近十年以后（1984年），鲁宾将性与性别分开为两个不同概念，需要不同的解释框架，尽管在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三十多年后，一部《图雅的婚礼》将人们再度引向“女人交易”的探讨。一个与女性主义精神相悖离的故事，在诸多细节上刺痛了观者敏感的神经：
先看看最后娶了图雅的森格，内心是如何看待男女关系、婚姻以及报偿交易的：
细节一：图雅为救森格丢失了三只羊，丈夫巴特尔跟她算这三只羊的代价是1080元。森格还羊图雅不要，于是森格半开玩笑地说：“我知你想要啥，男人！”
细节二：买了汽车的森格得意洋洋地幻想：“男人给钱女人花，等我有钱了还看不上她（注，森格的前妻），找个大学生去！”
再来看巴特尔对待图雅“交换婚姻”的态度：
细节一：当宝力尔初到图雅和巴特尔家作客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出求亲的意图。反而一味追忆巴特尔当年是如何威猛、自己只是个等了图雅十七年的暗恋者、失败者。这时的巴特尔完全沉浸在往日辉煌的分享中。当宝力尔把巴特尔送进高级福利院，巴特尔却选择了自杀。在他看来，自己所受待遇不是通过与宝力尔当年的兄弟情谊交换而来的，而是宝力尔接手了自己的妻儿。这样一来，巴特尔就真的要承认“自己成了废人”——不仅丧失了炫耀当年辉煌的身体，也将今后作为一个男人生活下去的颜面输掉了。他的“保护不了妻儿”实际上是“不再拥有对妻儿的占有”。
细节二：本来，图雅与另外一个男人已经签订了婚约，巴特尔把家里的羊都卖了，准备和图雅一起住进这个男人家。他吹着欢快的笛音等待着对方开车来接。却不料被赶回来的森格破坏了好事。原来图雅心里已经有了森格。
当巴特尔同意森格娶图雅之后，却在他们的婚宴上借着酒意与森格大打出手。虽然他认为森格不像宝力尔那样属于富人阶层，而是与自己一样尚处于社会底层，并且森格还在自己自杀后努力救过自己，又爱着图雅，他与图雅结合后又一定会关照自己，应该是最理想的结局。但是，男人的控制欲让他无法平静地接受图雅爱上了森格。当他与森格打架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图雅的感受，他的世界中只剩下一点自恋和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