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参政人员的民族和性别比例一直是中国舆论比较敏感的问题。目前中国政界高层共有7位女性担任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3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顾秀莲、乌云其木格；2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郝建秀；1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中，有正副女部长16人，而在全国的省、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女性有四五十人。她们体现出中国女性从政的基本特色：大多分管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领域。此外，中国女性官员的“副职升迁”现象也相当普遍：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1984年从政后即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四年后从副区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造成此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有关。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4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提出了2001—2005年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目标，重申了“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女干部”的原则，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州、盟）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至少要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要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2001年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也规定了促进妇女参政的目标和策略措施。中央组织部规定“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中，应拿出部分职位定向选拔女干部”。各地也出台了一些确保妇女当选的政策，如北京市规定在公开选拔中，如果候选人中没有女性，应增加女性，结果在所录用的中高层管理者中女性比例达到30％。有了本国相当的政策支持和舆论导向，民众对女性参政的国外经验也日趋关注起来。某种程度上说，有关性别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测试出了国家舆论与政策参与的开放空间，也强化了公众关注女性参政问题的敏感性。
已经步入中国权力高层的吴仪，至今过着独身的生活。“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2001年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全部已婚，其中仅有1人离异。由此可以感受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家庭作用的观念影响下，一旦拥有婚姻，便应努力保持稳定的局面，这对女性的事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命的延续具有相当大的保护性，因此婚姻状况是女性参政的重要资源。
单身女性在当下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小撮人，她们的数量非常惊人。这些生于70年代的大龄单身女性被称为“3S”——single，seventies，stuck（单身，七十年代出生，被卡住）。她们不乏聪明、美丽，事业成绩也相当不俗，她们不畏世俗眼光坚持着不嫁。这些女性被时尚杂志称为“剩女”（left elite）。据统计，2005年北京30—50岁单身人数达到约50万人，其中女性超过六成；上海城市女性认同独身观念的有82.79％，在高学历女性群体中，这个比例达到89.94％；超过86万名香港适龄女性至今未婚，比十年前多了24万人，与此同时，男性独身比例却有所下降，由十年前的36％下降至现在的34％。精英单身女性逐渐成为社会上高知、高薪、高阶群体的主角，对于这个群体心理需求的贴近和现实需求的反映，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忽略的部分。《单身女性领跑秘鲁大选——微笑坦诚征服选民，最崇拜希拉里和撒切尔夫人》这则报道，正点出了当下社会文化中最热点的问题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单身女性已经不再成为受文化传统和家庭要求负荷重重的牺牲者和沉默者，她们也可以成为公众认可的成功者。报道的副标题巧妙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单身女性领导者与拥有“正常”婚姻家庭的优秀女领导者一样，都能对国家作出卓越的贡献；她们在治国政策和热情上，具有同等的值得民众认同的价值。这则新闻是以对世界政事和社会新闻中立、客观报道的方式，在社会身份上给予这些单身女性积极的信息报道与正面的价值肯定。
附录：女性国家领导人（1960—2004）
姓名国家职务任期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锡兰（斯里兰卡）总理1960—1965、1970—1977、1994—2000
英迪拉.甘地印度总理1966—1977、1980—1984
吉尔达.梅厄以色列总理1969—1974
伊莎贝拉.贝隆阿根廷总统1974—1976
伊丽莎白.多米蒂安中非共和国总理1975—1976
玛丽亚.卢尔德斯.平塔西尔戈葡萄牙总理1997—1980
利迪娅.盖莱尔玻利维亚总统1997—1980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首相1979—1990
玛丽.尤金尼亚.查尔斯多米尼亚总理1980—1995
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冰岛总统1980—1996
格罗.布伦特兰挪威总理1981、1986—1989、1990—1996
阿加莎.芭芭拉马耳他总统1982—1986
米尔卡.普拉宁茨南斯拉夫总统1982—1986
玛丽.利贝里奥.彼得斯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总理1984—1986、1988—1994
科拉松.阿基诺菲律宾总统1986—1992
玛利亚.利贝里奥.佩雷斯尼加拉瓜总统1984—1985
贝娜齐尔.布托巴基斯坦总理1988—1990、1993—1997
维奥莱塔.查莫洛尼加拉瓜总统1990—1996
埃尔塔.帕斯卡.特鲁约海地总统1990—1991
卡济米耶拉.普伦斯金立陶宛总理1990—1991
玛丽.罗宾逊爱尔兰总统1990—1997
埃迪特.克勒松法国总理1991—1992
卡莉达.齐亚孟加拉共和国总理1991—1996、2001—
汉娜.祖赫卡波兰总理1992—1993
苏珊娜.卡梅利亚.罗梅尔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总理1993、1998—1999
金＿坎贝尔加拿大总理1993
西尔维.基尼吉布隆迪总理1993—1994
马里塔.彼得森法罗群岛总理1993—1994
阿加莎.乌维林吉伊马纳卢旺达总理1993—1994
坦苏.西勒土耳其总理1993—1996
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斯里兰卡总统1994—
克劳德特.韦尔莱特海地总理1995—1996
谢赫.哈西娜.瓦吉德孟加拉共和国总理1996—2001
鲁思.佩里利比里亚总统1996—
帕梅拉.戈登百慕大群岛总理1997—1998
珍妮特.贾根圭亚那总统1997—1999
詹妮.希普利新西兰总理1997—1999
玛丽.麦卡利斯爱尔兰总统1997—
露丝.德莱富斯瑞士总统1998—1999
詹妮弗.史密斯百慕大群岛总理1998—
海伦.克拉克新西兰总理1999—
米雷娅.莫斯科索巴拿马总统1999—
瓦伊拉.维凯.弗赖贝加拉托维亚总统1999—
塔里娅.哈洛宁芬兰总统2000—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菲律宾总统2001—
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里印尼总统2001—
第二节 女性领导人在媒介拟态中的影响力与公信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女性领导人的实力，女性和政治的角色关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和调整。它不意味着女性重复扮演着政治的美丽花边，也不意味着由于一定数量女性的参与而使政治显得中立和平等。当一个女性当选为国家总理、总统，她作为一类性别的典型代表，书写的是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篇章。德国自从默克尔2005年11月出任总理后，德语的“总理”开始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名词——Bundeskanzlerin。这个附上阴性字尾的新造单词，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特别是2005年末到2006年初，频频传出女性领袖当选的好消息：智利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巴切莱特；利比里亚也选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亚洲的女性领袖更多的是在继承家族政治事业、解救国家危难的情况下产生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父亲是前总统；出生于意大利的索尼亚—甘地是嫁入印度显赫的甘地家族而得到人民的爱戴；库马拉通加是斯里兰卡遇刺前总统的后人；孟加拉前总统拉赫曼遇刺身亡，其妻子卡丽达—齐亚步入政坛，现为孟加拉总理；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被送上绞刑台后的八年，他的女儿贝.布托当选为总理……欧洲政坛上女性领导人往往没有家族政治的背景，却受益于宽松的政治文化和女权运动多年不懈的斗争基础，在扩大妇女参政比例的权利争取中，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6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祝词中指出，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妇女在决策中的角色”以及它对提高全世界妇女地位和全人类进步具有的核心意义。并重申了《北京宣言》所确定的“赋予妇女权力和能力以及她们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安南说：“全世界还开始认识到，赋予妇女及女孩权力，是促进发展、健康和教育方面最有效的政策。而且我敢说，这也是在预防冲突或实现冲突后和解方面最重要的政策。截至2007年各大洲国家中共有11名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3个国家——智利、西班牙和瑞典——在政府人员构成上实现了两性均等。让我们确保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在世界决策中占据她们应有的地位。”
有关数据显示，在拉美或非洲，62％的人相信女性执政在与贫困作斗争方面要强过男性；72％的人认为女性会比较注重教育；53％的人相信女性更善于外交事务，并且会比较少产生腐败现象。
对女性赋权的呼声已经从最初的理论层面到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构成要素。对于女性在家庭和职场各方面的贡献，其评价也开始变得多元和丰富起来。女性无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开始随着大众媒体的深度报道和广泛传播而出现了新鲜而真实的内容。随着商业文化日趋发展成熟，以服务于女性群体为目标的各类产品在企划和推广过程中，也起到了宣传女性能力和魅力的积极作用。虽然以女性特征和女性形象为卖点的思维和表现一定程度上复制并强化了传统两性文化制度对女性的刻板塑造，但是公众在面对和接受各种各样的与性别有关的信息时，已经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了选择和批判的反馈。特别是在现代商业制作和传播信息的流程中，还没有设置和观众反馈直接发生作用的环节，一般情况下只要政策和技术符合一定的规范，就能保障某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商业信息的传播。因此，一切传播的信息既有“女权的”，也有“非女权”和“反女权”的。
女性领导人要提高自身影响力和公信力，就必须意识到媒体对性别塑造和传播所具有的无限丰富表现。如何建立扭转刻板、偏见和歧视的策略，如何与媒体形成有效的互动合作关系，正是对女性领导人驾驭传媒的能力和智慧的考验。
一般来说，任何有父权文化影响传统的国家都具有相似的对女性领导人质疑甚至是敌视的观念，特别是针对与生俱来的女性气质中温柔和与世无争等特性，常被认为是直接导致女性领导人缺乏领导力和决断力的根源。凡是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性竞争和选拔活动，总使人感到胜出的几率比较小。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女性英雄和领导的榜样就少之又少，传统家庭角色的期待和对女性的教育培养模式，造成了人们对女性持家和温婉情性的信赖，而缺乏对其把握大局运筹帷幄的信心。对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的报道，无论角度如何，都基本脱离不了“个案”式的介绍，即不把女性领导力的普遍有效作为宣传的重点，也不深究女性领导人的出现和作为是否是女权运动自然延伸和发展的结果，而是注重对女性领导人家庭情况、政治手段上的“软/硬”大做文章。虽然女性领导人的数量的确堪称“个案”，但是这种现象正有力地说明了畸形性别文化和体制仍大行其道，并导致民众对女性领导人在“质量层面被个案化”的偏见，这是应当受到批判和期望早日有效扭转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