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
在中国内地，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正逐渐上升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话语。本研究旨在回溯中国语境（主要指内地）下对于媒介素养这一概念的接受和阐释。作为“关于研究的研究”，笔者希望从对于文献的梳理中抓住其得以产生的那些社会历史条件和过程。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媒介素养，作为众多移植于西方语境的传播学概念之一，在进入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与某些中国社会和学术的主导话语实现了某种“接合”接合（articulation），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指把不同元素连接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统一体，但由哪些元素连接，通过什么方式连接，是否连接成功则不是必然的、预先给定的。它预示了一种动态的统一过程，并认为接合也是需要条件的：一方面是接合者的意图，另一方面就是历史条件。[参见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6～177页。]，从而形成了具有现实合法性的知识形态或话语模式，并在诸多学术仪式（如学术会议）中得以表达和扩散。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十年”素描
按照我们现行的（或者说共识意义上的）界定标准，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从传播载体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学术论文，一个是学术专著。
从前者来看，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的搜索结果（搜索日期为2008年3月26日，按照主题词“媒介素养”进行“精确”搜索）[采用“主题词”搜索的原因是希望能涵盖所有把“媒介素养”作为主要对象或重要部分的学术论文；采用“精确”搜索方式的原因是，经验观察“模糊”搜索的结果往往无关者（比如只关注“媒介”这一关键词）甚多，而此次搜索也仅仅是证明学界对此问题的历时性关注趋势，并不是单纯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数量变化：
从以上的相关论文规模的年度变化态势出发，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描述：（1）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的起始年份可以界定为1997年，这也是大多数论文所赞同的，也就是始自卜卫“最早”的引述（《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2）总体而言，媒介素养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呈现递增趋势，而2000年以前变化较小；（3）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呈加速度递增状态，2007年达到这个时段内的峰值。
笔者在同一时间也搜索了“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8年）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8年），搜索结果是：前者为零；后者按照“篇名”搜索得到论文30篇，时间分布为2004年1篇、2005年2篇、2006年12篇、2007年15篇，按照“主题”搜索得到论文60篇。针对这个搜索结果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第一，博士论文的缺乏，暗含的是媒介素养研究较其他选题来说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未能进入核心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尽管相关的讨论一直在升温），或者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不完整，也并不具备足以支撑起大型研究的文献资料和案例经验。第二，硕士论文开始出现，并逐年递增，表明中小规模研究对于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关注，这也为今后博士论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暗示了三方面信息：（1）有关媒介素养的导论性、概论性著作较多，专著尚未出现，这也表明了该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引入和初期的解读、架构阶段；（2）译介性著作尚未出现，换句话说，学者们有关西方语境的论述多为摘录或转述性文字；（3）出版时间分布在2004～2007年之间，这和上述的对于论文类成果的统计结果趋向一致。
简而言之，从数量层面来说，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正逐步升温，媒介素养也成为一个相对前沿或者时髦的学术“话语”，并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和资源来到这个领域。与此同时，基于本选题的基本预设，我们尚需要对这些现有的文献进行一番质化的梳理。因为从一般的猜测入手，笔者相信这些文章不乏学术探讨的应景之作，也不乏学术跟风的模仿之作，更重要的是会出现众多的概论性文字和机械的本土化语言。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问题为我们考察中国社会话语对于媒介素养的“改写”带来了诸多的可行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在这种“接合”过程中，文章作者被某些话语裹挟的状态。借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能够从这种“疏漏”和“移置”中发掘那些不在场的影响因素。
话语分析与本文假设
话语（discourse）是“动词性的言说”，“因此，话语并不是一个或一组简单的句子，不是对某事物或事件的简单陈述，它包含着说话人的某种愿望、态度或观点，具有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交替互动的特性”。[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4～175页。]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权力和知识生产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福柯的表述中，话语是“一个陈述的集合，它们一起运作，形成了福柯所说的一种‘话语形构’，而这种形构又构成了一种‘规则’，规定了对某一主题的谈论方式，同时限制了其他主题有可能被谈论和被建构的方式。由此，话语中总包含着权力，并以此生产知识对象”。“‘主体’是在话语内产生出来的，被话语所主宰，服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而不能身处话语之外。这便是话语的权力机制。”[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4～175页。]话语与权力的互助关系决定了谈论双方都必须以一方为前提，正如我们讨论作为一种知识或者说学术陈述的传播学、媒介素养，需要将对其社会权力背景、运作机制的分析考虑在内。因此，从话语分析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层面的预设：
（1）有关媒介素养的陈述代表了某种（或某些）权力意志，同时又生产着符合权力愿望和话语规则的主体，用现在较为流行的概念来说，就是具备媒介素养的人（或称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2）从中西语境的角度来说，源自西方社会的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转译进中国语境后，首先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多种权力意志（如现代民主、公民社会的权利欲求），同时又和中国“本土”[有关“本土化”的分析可以参见詹姆逊著，王逢振、王丽亚译：《单一的现代性》，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9页。]的权力体系及其支配话语达成了某种妥协，从而生产出符合“接合”意义的文本，并着手对媒介素养主体的生产进行规制。
正如霍尔对福柯话语观的总结，“话语不仅总是包含在权力中，话语也是权力得以传播的‘系统’的一部分”。[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5页。]
中国语境下媒介素养研究的几种话语模式
本文采用了Mind Manager（Pro 7）软件，对上述搜索自中国知网的“媒介素养”研究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和主题句整理（整理过程详见“附录1”），从归纳的角度提炼出如下的几种话语模式：
一、高等教育在媒介化社会中的自然延伸
这一话语的产生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不断的世俗化过程与实用主义倾向（或称“脱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多种社会力量的涉入和影响。主要的叙述方式有：（1）作为现代知识型公民的候选人和高级知识分子，理应具备较多的媒介知识和媒介技能；（2）媒介的先进性与大学生的先进性具有同步关系，大学生理应成为社会知识领域中最先了解和掌握前沿动态的群体之一；（3）媒介滥用的道德担忧往往与对新技术的追逐相伴随；（4）媒介素养教育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之一。
在有关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的论述中，政治话语联合其指导下的教育体系，将媒介素养纳入正统的学校教育框架，并逐渐表露出认知媒介素养问题的工具化倾向；与此同时，大学生始终是成人主导的社会中在行为、理念和价值观等方面被不断修正的对象，这一观点不仅基于现代化进程的代际想象而且与大学生在大众文化面前的迟疑态度密切相关。
二、成人话语主导下的青少年教育
与西方已经走过的保护主义和超越保护主义发展路径相比，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诸多陈述俨然陷入了纯粹保护主义的窠臼，以至于以媒介形式的替换来解决知识传授或者说社会化的“问题”，而无视社会媒介化、媒介多元化的现实趋势。这一倾向的主要特征是：简化了媒介传播过程中效果生成的多种因素，从刺激—反应的假设出发，对媒介传播另一端的“易受攻击者”进行一种免疫式的教育，而教育者自然是具备文化素养的成人群体。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成人话语往往是政治话语的附属之一。在青少年和党政意识的最初接触中，成人往往扮演了中介性角色。因此，成人话语对于党政意识的传递，不仅是潜在的，也是核心性的。
三、信息时代的新媒介形式及其掌控能力
在具有断代背景的“信息时代”话语中，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模型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倾向，而媒介素养无疑成为模型中必备的功能性要素之一。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形式和公共生活的参与方式，而一个“合格”的个体需要“与时俱进”地掌握它们，以适应逐渐信息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对于一般意义上“中性”[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技术本身的诞生和适用理解为社会选择的结果。诚如莱文森将技术的发展解释为“自然选择”一样（在这里，自然指的就是社会）。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赋予技术本身各种主观色彩，而视其为中性的存在。]的媒介技术形态，不同的社会话语从中撷取着符合其表达模式的要素。这种技术—功能主义的倾向在现代社会的整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弱势地区与弱势群体的现代化进程
在和谐社会、平衡发展的话语模式内，“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现代化”成为我们探讨诸多社会议题所难以避开的主流陈述。这不仅是党政意志维护整体社会秩序的宏观政策要求，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深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考虑到媒介素养问题，学者们认为，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当今社会，掌握信息接触、解读和分析能力将为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助益。而更重要的是，这暗示了现代化过程的强势地区（如城市、东部）和强势群体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落后”者的主观意愿，并以此来建设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当然是城市人或称强势群体所认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