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吕新雨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说，“中央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让《新闻调查》直接暴露在赤裸裸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或者说没有直接让《新闻调查》暴露在赤裸裸的收视率和商业主义的利益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新闻调查》仅仅靠张洁的坚持也是坚持不住的。”笔者以为，这段话若是用来描述开办之初或者辉煌时期的《新闻调查》的生存状况可能更为贴切，现在的情形是，《新闻调查》虽然没有因收视率的原因被扼杀，它却也始终是一个悬在栏目组或者制片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任制片人张洁说：“2003年，我们开始面临一些危机，最重要的便是收视率的评价问题。2002年下半年，央视提出‘收视率末尾淘汰’，2003年初提出‘以市场为导向’。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重视收视率。以前，我们一直重视思想、理性和精神品质，很多专家甚至说《新闻调查》要蔑视收视率。但这个时候，如果还提蔑视收视率的话，无疑自寻死路。在这种压力下，《新闻调查》的选题必然要做调整。”[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8页。]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的规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相关标准（如普及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加拿大〕Vincent Mosco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6页。]。这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它等于是重新定义公共利益，把它等同于市场的完善。商业诉求的强势对于某些公共利益的诉求是一种威胁，这对于《新闻调查》的生存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由此看来，国家的内在需求与《新闻调查》的坚持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并且国家的内在需求本身也是一个多种力量不断斗争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内在需求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这倒不是说这一切都是由网络直接导致的，但是《新闻调查》生存环境的变化确与网络广泛的社会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相关，因此，将网络作为社会背景来考察其发展状况是必要的。
网络作为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常见而直观的分析层面。虽说网络的出现不会取代传统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但并不等于它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尤其在具体的业务操作层面，竞争显而易见。
现任制片人张洁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网络对于《新闻调查》的冲击，他说明显感觉到这样的冲击大约是在2003年左右。笔者以为，一方面可能与他那时正好走马上任有关，作为统摄全局的制片人，感觉格外强烈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那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如火如荼。“2003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约2083万台，上网用户数约5910万，CN下注册的域名17.9万个，www站点约37.1万个，国际出口带宽9380M。”[http：//tech.qq.com/a/20050628/000102.htm]其中，上网计算机数和上网用户数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前一年上网计算机数为1254万台，上网用户数为3370万台[http：//tech.qq.com/a/20050628/000102.htm）]。
而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正好也发生在2003年。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这件事首先被《南方都市报》曝光，之后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从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促使有关部门侦破此案。6月20日，国务院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虽说将事件的结果完全归功于网络不妥，有美化和夸大之嫌，但网络的力量与影响力由此得到巨大的彰显却是确凿无疑的。
现在，网络已经成为《新闻调查》一个最主要的选题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就很难有所谓的“独家新闻”了。《新闻调查》由此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弱化了自己对于“新闻源”的“发现”的特征，只能将更多的工夫转移到对于已知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与解读上。而早期的《新闻调查》在“新闻源”的独家“发现”上是相对强势的，这是《新闻调查》铸就辉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这固然与所在国家电视台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相关，也与当时的媒介格局相关。当媒介格局发生变化，电视栏目选题依赖于网络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因为网络不受出版和播出周期限制，24小时不断更新，很多事件尤其是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最先披露于网络，当传统大众传媒进入的时候，网络上早已沸沸扬扬。比如厦门的PX项目已经成为网络的热门议题了，《新闻调查》才开始讨论要不要做这个选题。
也正因为网络不受出版和播出周期限制，所以对于某个重大特别是复杂事件的追踪就显得尤为擅长。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就让制片人张洁甚为惋惜，他说真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发现晚了，网络已对其追踪多时，每天都有详尽的最新进展，《新闻调查》的进入已经无法获取更多有别于网络的信息了。另外，《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一只猫的非常死亡》特别能够反映网络强大的追踪性。这期节目的线索基本上都来自于网络，而节目的推进也总是围绕着网民自发的追踪调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就是一期由网络催生的节目，否则，这个选题恐怕难以进入《新闻调查》的视野，即便进入了也很难仅凭自身的力量去展开调查。再者，毕竟一期节目只有45分钟，一年最多只有48期节目，一般说来，《新闻调查》是很难对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进行长期而完整的跟踪的，这是节目时长、播出周期、传播规则所决定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节目在广度及深度上就很难与网络媲美了。
其实，最具有杀伤力的是，网民以各种形式，包括BBS、博客等手段，直接发表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言论，从而使得传受关系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呈现。这样的高参与度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场，使得“舆论监督”的意义第一次可能以其本意出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依赖传统大众媒介代为行使。“孙志刚事件”就充分体现了网络的这个特征。这对于新闻事件的发展是有直接推动力的。而电视却很难形成这样的舆论场，它对新闻事件的推动力往往是依靠其所拥有的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而并非强大的舆论。因此，网络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场所波及的社会面往往更大，其所产生的强效果也更为明显。
如果说业务层面的劣势还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那么受众接受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就是《新闻调查》难以控制的了。这个问题在年轻受众的身上表现突出。网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作为一种收发信息的方式，是他们的首选。这样一来，《新闻调查》很难使之建立起收视习惯，更不要说忠诚度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节目的好坏兴衰与之并无多大关联。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说《新闻调查》类的电视舆论监督栏目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我们也呼吁公共电视的必要，但是这些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社会基础？而这个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尴尬的现状是，《新闻调查》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代表公共利益，可是节目收视率鲜有达到0.6的，较之辉煌时期存在明显的衰退。如果换个角度看待收视率，不说它与商业诉求的种种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反映出受众的关心程度。节目到底要做给谁看？而他们又在哪里？
网络作为发展平台
实际上，这个层面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个层面延伸而来的。将网络作为发展平台是《新闻调查》突破困境的尝试和努力。
首先，在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的主页上有每期节目的介绍和在线观看链接，这就弥补了电视转瞬即逝的线性传播缺陷，为受众的随机收看提供平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视率所反映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囊括收看节目的人群。
其次，《新闻调查》目前与新浪、搜狐、腾讯等多家新闻门户网站签有合作协议，后者于每期节目之后将完整文字版上传，并且提供评论平台，供网友各抒己见。
再次，利用博客的形式提供一个内外直接交流的平台。特别是出镜记者柴静的博客表现比较突出，截至目前600多万的点击量可见其影响力。实际上，柴静的博客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提供新闻线索，可以评论某期节目，也可以为栏目的发展建言献策。
应当说，这些举措是必要的，是《新闻调查》面对困境的积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据制片人张洁透露，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可能考虑建立一个“新闻调查网”，鼓励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与调查环节，利用网络壮大舆论监督的力量。同时，也可能让网民们把自己独立制作的调查作品上传，与《新闻调查》的节目放在一起供人选择观看。这听上去固然令人振奋，但笔者对此设想却存有质疑。
因为，需要明确的是，《新闻调查》开展调查的合法性来源于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记者、编导们是因为栏目才拥有这样的权力，离开了《新闻调查》便不再具有。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调查的权力，否则将受到合法性的质疑。笔者以为，类似“新闻调查网”的构想有消解自身权力及合法性的可能，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无法应付和掌控的情形，甚至可能出现对于新闻真实性的伤害，毕竟它并不等同于娱乐节目的参与。因此，这种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调查是一个初衷良好却欠缺实际前提的考量。
当然，因为目前这只是一个尚未付诸实践的框架式设想，所以无法对其进行细节的推敲或更多的质疑。笔者以为，如果像《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样借助网络的力量并非不可，但是尽管如此，网络本身的伦理及法规问题也是复杂而不容回避的。在看到网络强大力量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其所可能带来的其他问题。
因此，将网络作为发展平台固然是一个摆脱困境的出路，但这般融合与协同也是格外需要斟酌与考量的。
【小结】
按理说，既然《新闻调查》拥有内属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它就最应该去做只有这种权力才能达成的事情。但是，现实的生存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栏目的生存与发展注定要伴随诸多尝试、探索与妥协。最该做的不一定容易达成，这需要内外合力，也需要时间。
舆论监督是大众媒介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学术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要么引介国外相关情况，要么分析国内现状、困境及出路，不管理论视角如何，但多侧重于宏观层面，微观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即便有也多是侧重业务层面，将个案放置于整个媒介环境并引入历时性的分析成果更是鲜见。笔者通过在《新闻调查》三个月的亲身观察、体验，试图对其与网络的关系进行一个多层面的梳理。个案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其本身，网络时代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也并不仅仅是我们直观看上去的那样。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能够看到它所反映的整个传媒生态。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