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有关嫂叔服制的讨论主要不是经学文本问题，而表明论者的礼学思想。“嫂叔有服”论虽然也有情理根据，甚至可谓强调了嫂叔情谊。但是，嫂叔本无血亲关系，而嫂叔情谊又因人而异，差距甚大。像韩愈那样“少鞠于嫂，为之服期”固然无可厚非，而一般嫂叔之间定为服制则未必合于情理。“嫂叔有服”如成定制，则势必牵涉很广，导致服制冗繁。故晚清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主张“嫂叔无服”，这大体符合简化服制的趋向。
晚清学者的礼俗讨论还涉及相见礼。郑献甫撰文指出，古代妇女无拜跪礼，古代所记妇女之“拜”，不是“伏”（跪）而是揖。他说，宋太祖曾问赵中令曰：“礼拜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礼官亦莫能知。朱子曾说，“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故郑氏指出：“妇人之拜，安得如今人之伏？”郑献甫的这番考辨其实包含简化相见礼的寓意，当时仍受友人的质疑。郑氏新婚时，“一切侠拜，相者无如何。既而新妇自以为非，并以夫教为妄。以后凡拜皆跪，所置婢妾遇佳节、生日罗拜家长，亦令拜皆跪，献甫心知其非，口亦曰是。”他虽接受妇女拜跪习俗，而心知其非，不无改良愿望。这些见解正是清末礼制改革的基础，后来孙诒让等人对此有所发展。
在此潮流中，一些士大夫流露出改良礼俗的意识。如光绪十二年进士冯煦，崇奉宋学，凸显礼、义、廉、耻等修身主题，注重躬行实践，又强调立国之道应“先明伦尚耻”。“而明伦必先崇礼，尚耻莫若除弊。中国以礼立国，经传昭垂，不胜覼缕。”他的崇礼思想也包含委婉的改革内容，提到“泰东西之礼，莫重于三鞠躬，施之君上则然。案鞠躬之礼，中国亦有之。船山《识小录》‘下吏见上官，三鞠躬而退，卑者一鞠躬而退’……盖三鞠躬之礼，前明以见上官，泰东西则见君上，且或一或三或否，轻重之施亦异。”像郑献甫一样，冯氏未明确提出采用三鞠躬礼，却不乏改良意识。
孙诒让是清末改良礼俗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类社会有的是不变的，有些则随时而变。
具体言之，古往今来“人之性犹是也。所异者，其治之迹与礼俗之习而已”。故对于礼制、礼俗，“久而有所不安，则相与变革之，无勿可也。”当然，孙氏关注的重心仍在礼制。1901年，清政府试办新政，令中外大臣各抒己见。侍郎盛宣怀请孙诒让代撰条陈，孙氏乃草成《变法条议》40篇，以《周礼政要》为名出版。该书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废拜跪、除忌讳、裁冗官、革宫监、革吏役、改兵制、伸民权等内容。这些主张虽有西俗背景，却与传统礼学密切相关。比如废拜跪之礼的主张，孙氏云：“案古常朝之仪，有立、有坐而无跪，有揖而无拜。今则有拜跪而无坐揖，此其异也。”故他主张“明降谕旨，援据古礼，每日常朝易拜为揖，议政之顷则一律赐坐。纡尊达情，既以新普天之耳目，而霁威崇礼，亦不嫌外侮之要求”。《周礼政要》既接续于清代礼学，又全面地提出了改良礼俗的措施。
光宣之际，清廷设立礼学馆以修订礼制，与宪政馆、法律馆一样属于“新政”的产物。礼学馆在清末政治格局中无所作为，但新的政法制度与传统礼教产生了脱节，一些官绅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改良主张。御史江春霖奏陈官制积弊云：“各部堂司三揖而止，例不屈膝，礼至简也。乃直省下属见上司，初见则有庭参，常见则有请安，抑何内倨而外恭耶？……（各地）大人卑职，唯诺成风，实则名分之严并不在此，徒令情意隔阂而已。”他委婉地提出了改革礼仪的主张。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民政部奏请对民间冠、丧、祭、舆服之礼进行改良，旨在“酌古准今，揆情度势，去其繁重，归于简易”，这个建议大体得到朝廷的允准。但清廷的礼制改革实际上相当保守。传统法律重视维护礼教，光宣之际制定的新刑律与传统礼教产生了矛盾。如新刑律对“子孙违犯教令及无夫奸”均没有加重惩处的规定，与三纲礼教不合，故保守官员认为“礼教可废则新律可行，礼教不可废则新刑律必不可尽行”。在制定新刑律的过程中，清廷一再强调“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江苏巡抚陈启泰、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人纷纷上奏，指陈新刑律违反三纲五伦的内容。这从侧面折射出礼教所受的冲击及改革的艰难。不过，清末一些礼学官员的言论也随之打上了时代烙印，吴县曹元忠、曹元弼尤有代表性。
曹氏为族兄弟，曾在南菁书院从黄以周问学。曹元忠早年即受黄以周及江苏学政王先谦的重视，曾任清末礼学馆的纂修官，宣统年间兼任资政院议员，邃于《礼经》，“于礼、律皆有条议”。曹元弼年十五，开始研究《礼经》。年十七，其母授以胡培翚的《仪礼正义》，以后沉潜研究此书。他为张之洞的门生，执教于江苏、湖北的存古学堂，于光绪十七年撰成《礼经校释》22卷。二曹“守先王之道”，认为“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他们阐扬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但将礼学的基础由“五伦”转到“三纲”。曹元弼认为汪中非议女子殉夫和守志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女子未嫁而夫死，是否“守志”应根据女子自己的意愿。女子“有必守之志，而强之改图，非也；无必守之志，而强之守志，亦非也。贤者之行，不可概诸常人。强人所难，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这种看似公允的议论实际上蕴含维护礼教的内容。故他认为：“丧、祭之礼，人情之所不能已，苟有可以加厚者，加厚可也。”这些主张与晚清礼俗趋简、男女平等的潮流背道而驰。
但他们身处社会变迁之中，学术上也认同于调和汉、宋，有的见解不无时代烙印。曹元弼认为：“学无所谓新旧，三纲五常、六经诸史，万古常新，无时而旧。制器尚象，变通趋时，其事则新，其理则旧。”这种主张与清末“新政”存在一致性。他认同于清末宪政，认为“《周官》之立政也，务与民同好恶。故大司徒三年大比，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而小司寇外朝询万民，凡国危、国迁、立君，皆与众议之。《洪范》所谓女则有大疑，谋及庶人也。”这类看法借古喻今，在维护君臣之纲的前提下，兼重民意，带有立宪思想的烙印。
曹元忠则在“复古”的旗帜下，提出了改良礼俗的主张。他认为，自唐太宗到明代的丧期均不合周礼，清高宗钦定《仪礼义疏》已有更改服制之意，如其中“于齐衰三年章，明慈母之服；于杖期章，明父在为母之服；于不杖期章，明妇为舅姑之服；于缌麻三月章，明甥舅之服；于礼夫之所为兄弟服，明嫂叔之无服。所欲改易之意，理章章矣！当时修礼诸臣不能仰体圣意，且惮于改易也，仍循明礼为之。不知今之改意，非易礼制，易明礼也。”这就是说，更改现有服制，非但不悖《礼经》，而且是复周、孔之旧。尽管他仍以“圣意”为旗号，只能委婉地提出改良主张，但简化丧服的倾向鲜明可见。同样，他也认为，“有庶子出为人后，其本生父前卒，存本生生母及本生他庶母。而有本生他庶母之丧，以通礼只有庶子之为人后者，为本生生母服，而无本生他庶母服也。”故道光年间朝官所定“本生他庶母”“有服”也是不合礼制的。他也主张“嫡孙众孙为庶祖母无服”。其基本主旨仍然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否定唐宋以后所定服制，主张丧服从简。此外，在社会变迁与时代思潮中，清末一些民间学者既以礼学为基础，又明确地倡导礼俗改革，甚至像国粹派学者那样批评三纲礼教，以西学、西俗为参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因这些思想受西学影响比较明显，基本不属于传统礼学的自然萌发，兹不赘述。
【结语】
晚清学术格局较之乾嘉之际已有较大变化，汉、宋对峙的态势趋于缓解，汉、宋学者在学术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相互汲取。礼学成为沟通汉、宋的桥梁，又在汉、宋调融中更新、发展。一些学者对宋学主题加以扬弃，对儒家德性之学进行了重释和阐发，从而丰富了礼学的思想内涵。故晚清礼学不是回到宋学的基点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礼教。一些学者考礼、议礼的言论还流露出改良礼俗的意识。于是，在汉、宋调和的背景下，晚清礼学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由此亦不难发现，学术对抗或排斥并非思想创新的必然途径，调和、融合同样可以推动思想更新。传统学者改良礼俗的主张仍显得温和，但委婉地表达了对封建纲常的不满，某些见解正是近代激进思想的源头和种子。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