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阳明一派因在“良知”、“心性”中浸润长久，他们的“尊德性”之论，全从“本真”出发，讲求一个“情趣”，那正是本性的天然流露。阳明即主张“乐是心之本体”。泰州学人罗汝芳（近溪）则说：
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也。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即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
王艮心斋亦有《乐学歌》。其辞云：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乏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治学讲求一个“乐”字，这一定是“尊”其“德性”之学，即是符合“真”、“诚”之学。
韦伯在赞扬苏格拉底时指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这是对于作为“学”的哲学的高度肯定。同理，在建构尊德性的理论大厦时，宋明儒曾经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所构造的理论大厦，体大思精，思想内涵深刻而丰富。我们看阳明《答顾东桥书》中那一段涉及治学目的论的话，他分析“知”、“行”的关系，何等绵密细致；他所论述的“思”、“辨”、“问”三者顺序之先后，何等雄辩。此中蕴含着阳明艰苦的思考。其理论架构的运作过程，宁非“道问学”之功耶？另，阳明此段议论，谓“学”便是“行”，若站在学术本体的立场来看，真真是石破天惊之论！其中包含着以“学”本身为目的的极“先进”的思想胚芽。
又如罗近溪谈宇宙人生：
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将出来。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氏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将大学中庸亦是一句道尽。
近溪“看全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是一个生命之流，即显即微”，亲切自然，深刻有趣，启人心智。近溪的此种议论完全符合“哲学”的界定，当然是一种“学”。所以，以“哲学”为“学”来衡量，“尊德性”就是“道问学”，清儒鄙视之，认为“形上思辨”之“学”根本称不上“学”，完全不能成立。
而道问学就是尊德性，一方面是指清儒一秉其“良知”而考据，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之“价值评判”之特质而言。即是说，清儒出于一己之本性，老老实实去考，去“学”，这样的为学就是正人君子之学，就应当给予伦理道德层面的正面评价，而不能像章实斋，尤其不能像魏源、康有为那样将考据学一贬到底。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谈他治学的甘苦：
暗砌蛩吟，晓窗鸡鸣，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翫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那种覃思苦索，怡然自得，忘情物外，不得不然的境界，那是每一位倾心于“学术”的学者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我相信，这种“兴趣”使然的治学在清儒中具有普遍性。例如段玉裁《戴震年谱》即记录了戴震治学的“自乐”，戴尝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此适为“为己之学”，与阳明、近溪的“尊德性”之学一样出于“本真”。这种为学之乐，是超乎功名利禄之乐，自人心本体自然流淌出来。因为源自心的本体，因此不能自已。自此，“学”与本体之心已经浑然融合为一了。
再看清儒的“实事求是”。戴震说：“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以为定诂”，“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这种态度，全以“求真”为根柢，借用象山的话来说，求真这个“大本”，才真真是学者首先应该“立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问学”就是“尊德性”。
1910年严复在那篇著名的《古今文钞序》中曾对“学”与“术”作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严复说：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
“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严复以“学”和“术”相对待，他强调“学”的“至娱”、“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将这种“为己之学”提到“鹄”（箭靶之中心）的高度而摈斥以功利之心治学的“术”，认为“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这里，严复已经将学术的独立性提到了“学”本身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深度与高度。严复的斥责是发人深思的。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指出：
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故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精神世界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
如果知识的追求是一项“志业”，它本身即是有价值的。在今天，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Selbstbesinnung）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是灵视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和神恩之赐（Gnabengabe）。
作为精神活动的学术研究，只有努力摆脱附庸和婢女的地位，摆脱外在的、对象化的束缚，努力将视角转向本体，它才能获得发展。而这些条件的获得，除了社会环境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自身的努力，取决于治学主体修养程度的提高。社会是难以驾驭的，但学者自身是可以驾驭的。倘若每一位学者都重视主体修养，把握自身，驾驭好自身，这就会形成一种治学主体的群体意识，凝聚成一股伟大的力量。本文追踪“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一对概念在“历史上”的际遇，并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对其重新予以解读，正是有感于当下学风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希望在这热闹喧嚣的世风中吹入一点“自我把持”的冷风。私意认为，中国学术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实有赖于此种学术主体意识的形成和伟大力量的凝聚。
[作者简介：路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