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报道说，有一个物体已经降落在新泽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的一个农场。之后，听众听到了一连串关于火星人驾着宇宙飞船袭击当地居民的真实报告：听到当地警察出动与火星人的激烈战斗；听到火星人发出的尖叫声、人们杂乱的呼救声、仓库的爆炸声、救火声，中间还夹杂着广播员的说明，解释由于战斗现场的混乱使广播中断片刻。后来，广播又说事态越发严重，大批军队出动均被火星人消灭；其他各州也遭到威胁；总统罗斯福也出来在广播里呼吁全国人民各尽天职，警钟猛敲，告诉城市居民要尽快撤离，火星飞来的圆筒形物体已落在全国各地，火星人大批来到……最后，广播员也因遭到火星人放的毒瓦斯而奄奄一息……
警察局听了广播后，打电话到电台的控制室询问：“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一个警察站在控制室外面从窗户往里看，他想进控制室却被一个演员推出来，这个广播剧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全国各地的人们向报社打电话询问那些从火星来的是什么东西。据说，仅《纽约时报》当天就接到875次电话。美联社发出一条解释性的简明消息，但无济于事。警察局的电话铃声不断；神父要求人们尽快忏悔。8点30分，川流不息的汽车全速行驶在纽约和费城之间的高速公路上，交通警察眼巴巴地看着。几十万人叫嚷着跑上街头；一些人从地下室里取出陈旧的防毒面具戴上。在纽约港登岸的海员被召回船上，全国一片恐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个妇女跑到一座教堂尖叫世界末日的来临，祈祷上帝在火星人到来之前赦免有罪的人。她说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小镇上，由于发电厂凑巧发生故障，停止供电，人们更相信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一些人甚至说，他们看见了火星人。有的一家人抱头痛哭；有的胡乱跑向野外；有的驾车逃命；有的趁机行凶打劫……车站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个个失魂落魄，不少人死于交通事故，死于拥挤，还有人干脆自杀了！
广播剧播出十几分钟之后，尽管播音员再三解释这是一出戏，但听众却不相信，真以为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各州电话员都应接不暇，到处是惊慌、叫喊，大街小巷上人们哭哭啼啼地乱作一团，教堂里也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可是，韦尔斯却轻松愉快地对听众说：“朋友们，再见。明后两天，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教训……要是有人敲门，又不见其人，那不是什么火星人，因为这是万圣节的前夕啊！”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许多刺目的大标题：
《电台制造战争惊动全国》
《电台宣布“火星人进入地球”》
《全国大惊失色》
《全国大恐慌，有如狂潮突起》
《电台进行荒唐广播，居民纷纷向警方询问真相》
……
整整两天，这个节目在报纸上成为头版新闻，就连希特勒也为其让路了。韦尔斯一跃而成为全国名人。
这部广播剧中的记者、广播员和总统罗斯福的声音都是演员演播的。后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悄悄对奥森·韦尔斯说：“你知道，奥森，美国最好的演员就是你我两个人！”
有人称这部轰动全美国的广播剧是“本世纪[3]最优秀的新闻报道”。广播剧《星际大战》对研究当时一般美国人的恐惧心理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胜过那些一流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提供的作品。《星际大战》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广播神奇的巨大的威力。很多年以后，当时处于恐慌的人们还经常向节目调查人员提出有关的问题。这部广播剧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新闻广播的形式，配上各种逼真的音响效果，抓住当时美国人担心欧洲大战爆发的恐怖心理，以假乱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作品。《星际大战》造成的大恐慌对广播政策也发生了一次直接的影响，从此规定了一条戒律：在广播剧中绝不允许插入虚构的简明新闻。[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1945年开始，广播剧在欧洲又得到了新生，成为一种主要的、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进入它的繁荣、发展阶段。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其一，战争中，大量剧场、电影院被炸毁，广播变成了战后人们欣赏文艺的主要工具，听众当中有一半的人爱上了广播剧；其二，报社、出版社被炸毁，作家、剧作家没有地方出版作品，而电台要播出大量广播剧，不但需要作家写剧本，也需要演员去演播，所付的报酬还不低，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作家、演员从事这项新的事业；其三，曾经被纳粹牢牢控制的电台在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任用了一批新编辑，他们年轻、热情，容易接受新事物，为广播剧的创新和试验提供了动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广播遇到了一场危机。电视诞生并很快普及起来，先是黑白，然后是彩色。广播剧的听众数量一下子大大下降，只剩下少量没有电视机的人和对广播剧特别有感情的知识分子还在收听。早先在德国，一个重要的广播剧首次播出，全国能有100万人收听，后来降到只有几万人收听。广播剧播出的数量因而也下降了。但是由于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利用新出现的立体声录音，广播剧表现声音的能力也被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同时，广播剧在表现形式上大胆突破，不断创新，内容上力求反映听众特别是青年感兴趣的问题；改变了早期广播剧的话剧味，加强了它的文学性和抒情的风格，同时也增添了广播剧作为音响艺术的表现力。立体声录音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广播剧的明显特点，更好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描写梦境、回忆、愿望。它们都不是现实，但是通过声音和文字描绘，却能创造出一种内在的真实。这些新的尝试，为增强广播剧的表现力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经过一番苦斗，广播剧终于站住了脚，不仅听众数量有所回升，而且许多青年成了热心的听众。广播剧被公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不能被代替的艺术形式。
特别是国际性的评奖活动，促进了广播剧的发展。目前，国际性的评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意大利奖——每年一次在意大利举行，由欧洲广播组织联盟支持、协助，有欧洲国家（会员国）及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参加。可以提供一部广播剧、一部电视剧、一个广播音乐节目和一个电视音乐节目参加评选。
2.“未来”奖——每两年一次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评奖活动（包括广播剧和电视剧），以人类的未来为主题。
3.广播剧剧本比赛——由欧洲广播联盟主持，布鲁塞尔国际评判委员会评选。
4.“森繁”奖——由日本设立的国际广播剧大奖赛。
5.青年奖——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广播剧评奖活动。
6.亚广联广播儿童节目奖——参赛作品有儿童节目和儿童广播剧。
此外，在德国还举行“本月最佳广播剧”评选，各电台推荐自己当月播出的一两部好的广播剧，交给由设在法兰克福艺术学院主持的评选委员会评选。评选委员由新闻工作者、文学评论家、广播剧评论家担任。中选的“本月最佳广播剧”将在下月由电台再广播一次。
“盲人广播剧奖”，这个评奖活动每年举办一次，是由十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明的，有文化修养、听广播多年的盲人及十个评论者一起评选，评出一部本年度最佳广播剧。
此外还有每年举办一次的专门评选音乐性强的广播剧，该音乐性强的广播剧是一个新的广播剧品种。
所有这些比赛、评奖，都对广播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中，广播剧的创作者交流了经验，开阔了眼界，使广播剧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许多的创新。
第二节 中国广播剧艺术发展概况
一、中国最早的广播剧
中国的广播电台与外国相比发展较晚，虽然在1923年，上海已经有了广播电台，但都是外国人开办的，而且寿命都不长；1926年中国才有中国人自己经办的广播电台，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在哈尔滨诞生。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于1926年10月1日开始播音，每天晚上播放两个小时的节目，主要内容是钱粮行情、新闻、戏曲演艺，等等。
中国最初的广播剧据目前查到的文字记载是1933年1月20日刊登在《中国无线电》杂志上，剧名为《恐怖的回忆》，由上海广播电台亚美公司演讲部苏祖圭编写。剧情大意是描写在1932年1月28日，日寇猖狂侵犯上海。市长为了顾全市民的安全和保持全市的繁华免遭摧毁，不惜忍辱签字接受一切无理要求，解除了抗敌会，撕掉了墙上的抗战标语，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亚美广播电台播发号外，以安抚人心。剧中主人公孙意诚在这之前打听到战局的恶劣，把父母妻女从上海转移出去，只留下他和儿子孙致智看守家门，一旦风声紧迫也收拾东西逃避。恰巧孙的邻友左林居来他家串门，谈起了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发布了市长签字讲和的消息，认为上海不会有战事，且可放心。不料日寇背信弃义，竟在签字那天晚上，大举进犯，炸弹轮番倾注，任意屠杀，孙及左慌忙逃命，刚刚离家，房屋即被炸毁，他们三人在逃跑的途中也被炸弹击中，死于非命。全剧共分两场，第一场是描述左林居晚饭前在孙家的交谈，第二场是描述当晚半夜三人在街道上的死亡。该剧是在亚美广播公司组织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中播出的，它对激发广大上海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广播剧的大量出现，是1934年在南京建立了一座电力达75千瓦的中波发射电台以后。据南京中央广播事业处出版的《广播周报》上记载，1935年1月，由柏身编写的《苦儿流亡记》发表了。该剧讲述的是辽宁省一个名叫华兴的少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一家人被日寇杀害，他也被抓去当苦工，后沦为乞丐。之后他参加抗日义勇军，决心消灭侵略者，以报国恨家仇。由于这部剧反映出人民的抗日情绪，国民党政府不准许播出。之后，电台编辑又把熊佛西的话剧《卧薪尝胆》改编成播音话剧进行广播。另外，还演播了根据袁牧之的话剧《寒暑表》中的一幕改编成播音话剧的《家庭勃豀》，以及一些有关青年教育、婚姻问题、妇女运动等内容的剧目。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剧界救亡协会演剧队也经常利用电台进行宣传工作。1936年秋天，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剧作家洪深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正一步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国民党政府和汉奸卖国贼为虎作伥，丧心病狂地出卖民族利益，迫害爱国志士而感到愤懑不已。他在小阁楼里奋笔疾书，写出了广播剧《开船锣》，这也是我国早期的广播剧之一。剧本完成后，受到我党和左翼作家的关注与支持，随即全文刊登在《电影戏剧》月刊上，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洪先生导演，11月1日在上海交通电台正式播出。该剧揭露为虎作伥的汉奸如何猖獗，反动政府明为惩治汉奸而实际是暗中和汉奸勾结的面目。
1937年7月29日，剧作家夏衍创作了广播剧《“七·二八”的那一天》。剧中写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八·一三”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一段最紧张的时期，剧中淋漓尽致地反映与歌颂了当时我国人民普遍对抗战的要求与期望，同时揭露了反动政府专门造谣，愚弄、欺骗人民的罪行。从该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夏衍同志充分运用了广播剧这一新颖而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生动有力地进行了抗日宣传。这是我国早期仅有的少数广播剧中比较具备播音条件的剧本，它调动了各种有效的艺术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1937年10月24日，剧作家孙瑜写的播音短剧《最后一课》，发表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与阿英负责主持的《救亡日报》上。剧中描写一座小学被日本侵略者轰炸，小学生不能继续上课，老师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教育。剧作家于伶也创作了播音短剧《以身许国》。全剧共写了四位女性，主要反映其中一位女青年接到未婚夫从抗战前线来信前后思想情绪的变化。这对青年情侣相互勉励、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真实而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热血青年的思想境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以后，他们控制的电台也经常播出广播剧，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宣传。1939年还成立了播音剧团——“中国剧团”。
当时，不论是宣传抗日救国的，还是进行奴化教育的，都叫做“无线电戏剧”、“播音话剧”或“播音剧”。“广播剧”这一名称是在1944年以后才出现并沿用至今。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电台又在南京恢复了广播剧的播出，其他地方电台也试播了广播剧。比如，天津台试播了广播剧《清歌一曲》、《西山脚下》，台湾台试播了根据莫里哀的喜剧改编的广播剧《装腔作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