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香港回归中国、港人全民政治身份的改变，不仅没有窒息香港社会的活力，相反，为香港电影、文化元素反哺社会开创了一条更加畅通的渠道。以电影为代表的香港通俗文化在内地得到强势呈现；以管理制度为代表的专业文化在大陆悄悄推进“宁静的革命”。以上，正是我们探讨、命名香港电影，反思后殖民理论有效性的大环境。
第一，香港电影产业模式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内地与香港重启中断多年的合拍片事业。但是，这种合作一般都是浅层次的，主要是以香港为主体，以大陆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作为背景拍片，同时吸收一些知名的大陆演员参与影片表演。《少林寺》、《火烧圆明园》等都是这类成功的例子。90年代初，内地与香港电影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台湾资金涌入香港，投资香港制片商到内地合作拍片（由大陆官方的中国合作制片公司统一管理），或者通过香港发行商直接支持内地电影人拍片。这种合作方式，不仅将影片的故事场景全部设在大陆，更多的大陆演职人员参与影片制作，使香港模式和大陆文化更深地互动和融合。21世纪，特别是CEPA签订之后，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进入无分彼此的深度合作阶段（在CEPA的框架内，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可获得国产片待遇）。2002年，内地第一部商业大片《英雄》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投资眼光和制作模式。据投资人江志强讲，“张艺谋写这个剧本是完全想用两千万人民币，想在中国拍摄的。但当时我们继续谈下去时，我觉得那个故事其实是颇吸引的，所以我就想我们可以拍这部电影放大一点，去找一些外国的人来参与”。[8]在“合作”与“全球化”思路的引导下，导演张艺谋，演员李连杰、张满玉、梁朝伟、甑子丹、章子怡、陈道明，摄影杜可风、武术指导程小东，服装设计和田惠美（日），作曲谭顿，共同组成了《英雄》的全明星阵容；由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精英娱乐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负责国内发行，美国米拉麦克斯公司负责北美及全球发行。出人意料创造了内地票房过2亿、全球票房17620万美元的神奇记录。《英雄》成功之后，张艺谋继续拍摄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拍摄了《无极》，冯小刚拍摄了《夜宴》。大陆电影在与香港合作、借鉴好莱坞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市场、大营销的商业电影模式”，这种电影模式将“电影从创意概念，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再到发行、放映及之后市场运作的全过程”称为一个“商业项目”[9]，而不仅仅只是一次艺术创作。香港电影市场开放的模式、商业化的运作，进一步扩大了内地电影的视野和界域。
第二，香港电影美学模式对中国大陆的影响。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美学模式的影响尤以功夫/武侠片、笑闹喜剧片两大类型为著。70、80年代，李小龙、成龙的功夫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世界性名片。80年代中后期，在席卷大陆的录像风潮中，港版功夫片最受追捧；受香港功夫片影响，大陆掀起一股竞相拍摄“武打片”的风潮。《少林小子》、《武当》、《武林志》、《南拳王》、《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方世玉》……都是风靡一时的作品。这一时期，大陆对香港功夫片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电影作品进行模仿，并在人员、资金、技术诸方面展开深入的合作。新世纪以来，受《卧虎藏龙》成功影响，内地香港合作拍摄大陆第一部商业巨片《英雄》，加上随后推出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掀起功夫武侠电影风潮。与“高概念”的大片产业模式相呼应，逐渐形成一种功夫武侠电影的美学新配方：表现内容是古装题材、侠义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宏大场面、奇观景致的拼贴；利用深具东方特色的音乐、舞蹈、服装、民俗、人物营造异域风情（对西方人和国人同样有效）；囊括巩俐、章子怡、张曼玉、梁朝伟、李连杰、成龙、葛优、张东健、真田广之、谢霆锋、周杰伦、刘烨、等一线明星，以期吸引世界眼球；动员叶锦添（服装）、谭顿（音乐）、袁和平（武术指导）、朗朗（钢琴演奏）等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以保证影片的制作水准（声画质量）……[10]，上述元素共同构成的功夫武侠大片的美学配方，尽管具有跨区域性、跨国性等全球化特征，本质上仍以中华文化、华人精英为主体，并以香港七八十年代创造的新武侠片为基础。看看今日大陆的功夫片，其美学风格用香港功夫片的标签“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来概括，恐怕一点不为过。一些注重商业娱乐的导演，更是在自己的影片中大量借镜、拼贴、模仿香港电影的内容、技法与桥段。比如：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设计的黎叔（葛优饰）和王薄（刘德华饰）比武段落（剥鸡蛋壳），毫无疑问是对香港电影“老千片”中出神入化的洗牌技巧的噱仿。再如，创造2006年小成本影片票房奇迹的《疯狂的石头》，更是将香港笑闹喜剧片中的人物、台词、噱头，戏仿/拼贴得天衣无缝。类似的影片如《鸡犬不宁》等，大都热衷粗俗滑稽的手法，讲求直接过瘾的生活笑料，以便迎合大众化口味。深得港片不惜“出奇”、“出格”，致力搞笑的精髓。
第三，香港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如果以上两点主要侧重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业的影响的话，那么香港电影对内地社会和文化（主要是大众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文化元素，特别是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向内地。香港电影（包括后来的香港电视剧）和流行歌曲是传播香港通俗文化最有效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录像厅、镭射厅布满内地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长达10余年时间里，大陆民众（包括大学生）在拥挤不堪的录像厅内一部接一部地，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看“录像”（香港电影的录像带拷贝或者VCD拷贝）。在那个声色缤纷的录像世界里，枪战片、警匪片、情色片、僵尸片，各种类型，应有尽有。尽管影像模糊不清、故事良莠不齐，在许多内地观众的记忆中，“看录像”仍有如在饥饿中吞食牛奶和面包的快感！香港电影（录像）全面渗透内地，更是将香港文化良莠不齐、不加选择地输入大陆。内地青年开始烫头发，穿喇叭裤、花衬衫，跳迪斯科，唱粤语歌曲，模仿港人腔调，甚至“培养”了一批具有香港特色的大陆街头少年、古惑仔。李小龙、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洪金宝、梁家辉、梁朝伟、曾志伟成为内地青年的崇拜对象和文化英雄；张曼玉、杨紫琼、胡慧中、梅艳芳、苏淇、张柏芝成为内地女性的时尚楷模。香港电影明星的发型、服装、举手投足都成为模仿对象。十多年前，周润发带着迷人的微笑为“百年润发”洗发水拍摄广告，轰动全国。如今，内地满目都是香港明星代言的产品广告，内容涉及护肤保洁产品、服装、电器、通讯、甚至房产楼盘。“港姐”、“港商”曾经是蕴含“漂亮”、“现代”、“时尚”、“先进”、“富有”等多重含义的称谓。香港电影（明星）让内地观众第一次深刻理解到“流行”、“时尚”、“消费”的真正含义，并进一步影响内地城镇青年人的生活、消费、娱乐方式。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周星驰的一系列无厘头喜剧电影风靡大陆，深具周氏风格调侃对白、搞笑动作、去中心/平民化的思想方式，生动地诠释后现代生活/文化的内涵。
第四，香港的专业精神正在大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掀起一场“宁静的革命”。《亚洲周刊》2007年第26期发表的题为《香港改变中国，推动宁静革命》的文章指出：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方面，香港既受惠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香港本身也从“点滴改良的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静静地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凭借其长期蓄养的专业社会力量和法制建设，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以至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文章从“打造民间社会”（如九七回归之后，香港的“乐施会”、“绿色和平”、“培才基金”等成熟的非政府组织纷纷北上，深入大陆民间，解决内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非政府组织互补合作模式，补充了农村备受漠视以及地方政府无法触及之处，细致地塑造适合农村社会的社会服务模式），“提高专业精神”（香港专业人士往大陆开班授课、培训专业人才，以及大陆人员南下香港，接受有系统的训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的香港执业人士的专业、敬业精神对大陆企业文化产生巨大促进），“改善管理模式”（如香港在成熟市场化运作中累积的丰富经商思路和注重细节的专业化管理对大陆的影响），“建立有效制度”（如香港证券业界的规范模式对大陆证券制度的影响），“改变生活方式”（如香港房地产业从规划设计、楼盘配套、园林设计到抵押贷款、广告营销等环节影响内地房地产业走向，影响内地民众的人居理念和生活观念）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总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地区回归10周年之后，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和专业文化领域，对中国内地和华语文化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以消费文化的形式，重塑华语电影和文化的面貌。在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上，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大陆，香港会怎样发展；同样，我们也难以设想，没有香港，大陆今天会怎样。我们都还记得：当中国大陆自我封闭时，中国发生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国朝外看时，中国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改革时代。当香港成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一个试验田，它的经验对古老中国性的未来发展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香港经验已经默默成为建构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亚洲周刊》对香港作如下评价或许并非夸大：“十年来，香港加强了它凝聚全球华人社会的角色，成为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基地。香港不仅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首都，也默默地成为社会变革的首都。”[11]
四、“华语电影”的新视野
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潮流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电影的传统格局，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了一个跨区化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整合、互相竞争的新阶段。早在80年代，香港和大陆电影就有许多成功的合作，如轰动一时的《少林寺》，《火烧圆明园》等。进入90年代，大陆和港台电影界掀起一阵合拍片的高潮。根据相关统计，大陆合拍片从1991年开始逐年增加：1991年1至8月就合拍了19部；1992年21部、1993年56部、1994年虽然开始调整，但是依然达30部之多。[12]合拍片也证明了其市场生命力：1993年上海十大卖座片中，合拍片占了前九名，依次为《霸王别姬》、《唐伯虎点秋香》、《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喋血英雄》、《梦醒时分》、《大红灯笼高高挂》、《新碧血剑》、《少林豪侠传》，其中大部分为和香港的合拍片。[13]
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大陆加入WTO，香港和大陆的电影更进入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在此期间，香港电影产业把大陆市场视为其重点开发领域，提出了“北上”的口号。2003年6月29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文件签署，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2004年，中国故事片的产量破历史记录，共有212部影片，在这数字中，有1/3强的影片是在CEPA协议后香港片以合拍的名义获得国产身份。2005年更达到创纪录的268部。电影《功夫》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同时，香港和台湾也有密切的互动。以《功夫》为例，该片在“台湾地区首映日1500万台币的票房纪录，打破了《后天》在台湾创下的首映场1000万台币的票房纪录，圣诞当天再以2500万台币收入打破由《哈利.波特Ⅱ》创下的2000万台湾单日票房纪录。第一个周末，《功夫》在台湾放映2天半的成绩达到了6000万台币纪录。超过《卧虎藏龙》创下的1亿台币的台湾最高华语片票房纪录也是指日可待。”[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