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思维中有一个惰性，要么“全都”，要么“全不”，要么都好，要么都坏，这是非常恶劣的劣根性。它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甚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体验上，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历史？怎么对待学问？怎么对待科学研究？
我今天基本从这个思路出发谈几个问题。
一、中国播音学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出现？
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人民广播建立以后，有很多新鲜的、生动的经验，虽然显得稚嫩，但是蕴藏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比如，当时延安有“口播部”，即把书面的、晦涩的、不通俗的、听不懂的语言，变得大家都能听得懂。我们现在电台里，这么多年一直提倡“口语化”，但是没有体制的保证，全靠自律、自觉。像这样体制上的东西，谁来保证？
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比如，济南解放了，中央没有批件，也没有文稿，就是播音员在话筒前说，凭着自己对时代的热情、对祖国解放的渴望，热情洋溢地欢呼出这样一句胜利的话语。
比如，条件很艰苦，外面有毛驴叫，播音员照样精神集中地播。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还有谁再提起它？这正是我们播音学的基础。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播音学是不可能凭空出世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了三本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黄皮书是齐越老师带着代表团跟着梅益同志到苏联去考察，吸取了他们的播音经验，搜集了他们的理论文章，出的一本《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几个播音员写的经验文章，其中包括夏青老师的《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这个经典著作；蓝皮书是地方台，主要是省台播音经验的汇集。有了这三本书以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路，怎样发展我们自己的播音事业，怎样建立我们自己的播音理论，每一本书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思路，尽管也有错误。
但是这种实践的呼唤，被社会上或者是广播电视的部分领导者所忽略。20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有了“播音无学”的说法。选拔播音员认为高中毕业生足矣，只要声音好、认得字、会普通话就可以了。但是中央台以齐越老师为代表从来没有这样认识过，政治上批判了“公民论”，即只要是一个合法公民，就可以当播音员；业务上评判了“低文化”论、“播音无学”论。
我们当时在中央台，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研究我们的曲艺，研究我们的戏剧和电影，包括朗诵艺术，向这些艺术家们学习。
1959年、1960年这两年，中央台进的播音员都是大学毕业生。正在业务研究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台请了很多人来报新闻，演员报新闻“演员味”，小说家报新闻“小说味”，包括孙敬修老先生也来报新闻，“安徽省啊，有一口大肥猪”是讲故事，不是报新闻。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他们播不了新闻？因为播报新闻有特殊的要求：首要的是新鲜感，它不是烂熟于心的，而是刚刚收到的东西让你表达，这种新鲜的感觉不是自生的，而是客观环境促使你产生的。马上收到一条消息，往往就有先睹为快、一吐为快地播报新闻的这样一种要求。
当时唐继琛给播音员提意见，说你们的“要命”之处就在于“中速行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闻播得是“四平八稳”，听起来不像朗诵或是演戏那样，那么夸张、渲染，大起大伏。他恰恰说到了我们的特征，当然也反映了我们在语言表达上面的问题，比如语速之间、段落之间表达上的变化还是显得小。类似这样一些讨论、研究、业务学习，都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了“地形”，就是播音的学问挺大。所以这一时期叫做“前理论”时期。
“前理论”时期就在思想上、目标上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不是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拿起稿子念就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前理论”时期并没有扩大，并没有普及，而且经过“文革”后，更没有继承，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的理论现在之所以如此混乱，认识如此模糊，是因为老一辈心血凝结的东西几乎丧失殆尽了。
我们理论的“初起”期还应该归功于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9月，中文播音专业开始招生。当时第一线急需播音员，我们又得培训。作为一个专业来讲，培训就不能只是原来的短训班、培训班那样，只是讲通讯、新闻、文艺怎么播，不能只讲这些，必须从基础上来。我们借鉴了姊妹艺术的经验，有了发声教学，气息、声音、吐字、归音等等，也有了基本表达，当时叫做“语言逻辑”。我们63级的教材非常简单，但是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比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感情、停顿、重音、节奏，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最高任务”、“三张王牌”这些都有了。当时在“停顿”这一节中，特别强调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要让他们听得懂、听得明白、听得清楚。
到64级播音班时，内容又丰富了一些。“文革”后，1973年召开了全国的高级培训班，各省、市、自治区的很多精英都来了。齐越老师带领着大家边实践边研究。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我们自己都经过“文革”的洗礼，被批过、被斗过，而74、75、76这三届，当时叫“工农兵学员”，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我们是“改造对象”。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同学们并没有这样认识，而是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不管是下厂、下乡，都在努力学习知识。77级恢复高考，正式招生。1979年召开了全国的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很多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现在的《播音创作基础》原来是个雏形式的油印本，包括正确的创作道路，包括对新中国播音风格的概括，在那次会上得到了共识。由我来写，但并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成果，而是群体的智慧，我主要在播音基础里提到播音表达规律问题。
一个学科建设起来非常艰难，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要经过反复推敲、认真检验、不断修改的过程。提出表达规律意思就是，一个理论没有自己的规律性的认识是不行的。也许这个规律只是浅层的、并不周延，也许这个规律今后会被统统打翻，没关系，但是必须提出来。所以，《播音创作基础》就是这样来的。由于油印的时候叫《播音基础》，内部发行也叫《播音基础》，到1985年，才正式出版，仍叫《播音基础》，后来才改为《播音创作基础》。
由于播音成了本科，而且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生，所以我们在理论的建设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怎么办？徐恒老师当时就写出了《播音发声学》这本书。这一段时间里面，比较错综复杂，我们没有机会详细地说。一个，1982年（实际上1981年就开始准备）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播音会议，探讨了播音工作的根本属性是新闻性，研究了主持人的问题，特别研究了新闻的所谓“播”和“说”问题。夏青老师有一个中心发言，谈得非常好：要根据内容具体表达，不要从概念出发，走形式。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会议之前，报刊上就有文章讨论，说播音能不能“说”，甚至在内蒙的会上还有人来尝试、来实验。有两种意见，有的人说不能“说”，有的人说可以“说”，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根据内容确定具体的表达方式”。
就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讨论了主持人节目的形式，比如“信箱”类节目，有的同志在会上还特别谈到了自己主持的信箱节目没有稿件，就这样回答听众的问题，领导就看看提纲。
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播音，我在会上提出了两句话，到现在我还坚持：“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这是播音员的两大基本功，否则就是“瘸腿”；也可以叫播音员的两翼，有了这两翼就无往而不适，甚至无往而不胜。现在实践证明，这样两个功力，对一个合格的播音员是至关重要的，它带动了我们文化的积累，社会视野的开阔，人生经验的体悟，没有这些东西，只是“耍嘴皮子”，“照本宣科”，甚至胡聊乱侃，都会极大地削弱节目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写作。我们19个人分工合作，终于在1994年10月，出版了《中国播音学》。它的出版意味着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现在又有了新的版本，增加了很多内容，使其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上、学术界的很多专家还是承认的，当然也有些人不屑一顾，我们不去管他。当然，《中国播音学》的发展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问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994年2月，我出了一本《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我想跟大家谈谈当时的简单情况。1989年，在广州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播音员涵盖主持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使得很多人很生气，包括以李东为代表的广播界的人，就写出了一篇文章——《走出魔圈——与张颂教授商榷》，当时以高分数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论文一等奖。当时他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到现在恐怕也还有代表性。所以，我就结合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比较匆忙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完了。但是，它的副产品我觉得可喜，就在《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这本书里，我提到了“语感通悟”，这是播音学从基础理论走向美学理论的重要阶梯，这就为播音学今后在美学空间里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
所以，中国播音学是这么艰辛地、筚路蓝缕地，或者说“严重”一点，披荆斩棘地走过来。其中，融入了多少前辈先贤的辛苦，有多少第一线的经验被吸纳进来，有多少国外的有用的观念被汲取过来，所以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每一门科学都是如此”。我们的学科很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更应该爱护它，爱护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发展它。我们绝对不能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要用我们新鲜的经验、新鲜的理论成果不断去丰富它，使它更完善，更成熟，更像一个学科的样子。
我们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对于外界的任何批评都不屑一顾，一言以蔽之曰，“他们不懂”；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播音学已经“成”了，我们没有话说了。不客气地说，这都是懒汉和懦夫的思想！
我们的前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建设起这样一个学科，我们应该为它做些什么？你肯定有经验，肯定有新的认识，要及时地补充进来。我们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反复思考、冥思苦想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经验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从齐越老师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践，特别重视到广播电视第一线去实践，参与节目，去播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之间要实践，要带着学生实践，学生也要实践。没有实践，我们在看这个理论，或者研究这个理论、批评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像隔靴搔痒，挠不到痒处，只有有了实践的经验，我们才会有感悟，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话语的分量和内涵，我们才能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提升出这个理论的元素，并给予拓展。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中国播音史》，但写起来会很难。
二、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播音学学科到底是从哪些方面凝聚到一起来的？凝聚成一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中国播音学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属的三级学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的学科定位比较复杂，它的本质属性是新闻性，重要属性是艺术性，但是它又离不开语言。在这种状态下，到底我们怎么走才能提升自己的学科地位？谈到新闻，我们因为叫“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不能并到新闻学院里；说是“艺术”，并到影视艺术学院里，我们和影视、影视艺术又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主要是在本科，原来叫“播音”专业，后来本科目录里改为“播音与主持”专业。为什么要这么改？是为了适应形势，领导说老叫“播音”太窄了，应该再拓展一下。所以，只能在名字上再加上一个，即“播音与主持”专业。为什么叫“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当时说，我们就叫“播音学院”，简单明了。后来他们说，不行，要加上“主持”，你这里来一个“播音学院”，那边就会有一个“主持学院”，这样也不利于我们学科的发展。好像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带有某种习惯势力，而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我们只好做权宜之计。学院的名字叫“播音主持”，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和国家语委的语言应用研究所一起来申办，因为我们势单力薄，应用研究所作为研究所又不能单独申办，必须和高等学院联合申办，所以我们两家联合，这个博士点就下来了。其实，在这个博士点下来之前，我已经在艺术学那边带了“语言艺术”博士生。这就说明我们的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几个学科都和它有关联，每一方面，向着某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有可能受到削弱。比如，现在我们本科定位于艺术方面，硕士、博士方面就可能受到点削弱。
在学生里面产生了一种糊涂观念：艺术和新闻是两回事，要走歌星、演员的路子，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定位和定向，它不利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成长。这个方面的东西，现在就只能先这么做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将来什么样子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