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的采写，具有新闻报道的一般属性，都要按新闻报道采写规律办事。但由于报道的受众不同，又规定了它必须考虑到其特殊性。本章主要讨论对外报道采写中一些特殊性的要求。
第一节 对外报道的采写原则
由于对外报道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国外受众，故其采写上应当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一些共同性的采写原则接轨。关于这一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有过形象的说法：“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是国际表达。（梁山伯与祝英台）用民乐也能传播，但不如用西乐传播得快。”[1]对外报道应当是中国新闻的国际表达。此处提出三条采写原则：内外有别的原则，平衡的原则，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这三条原则中，内外有别可以说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而平衡的原则、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主要是从操作层面来规定的。
一、内外有别的原则
“内外有别”是我国对外报道长期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有人称它是“对外宣传报道必须遵循的规律性指导原则”[2]。
关于这一原则，存在着两种表述。一种表述强调的是报道内容的“有别”，通俗的说法即“家丑不可外扬”。毛泽东在1949年1月26日给华北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对华中某分区地委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提出过批评，指出“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谈任何问题”[3]。另一种表述强调的是报道对象的“有别”，即主要根据不同的受众来考虑其传播方式与策略。应该说，后一种提法更准确。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很难做到信息内容传播的内外之别。这样，如何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来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与策略，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好好研究的。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对外宣传“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英国友人费里克斯·格林曾批评我们的对外宣传对不同的对象都是“八股调严重”，“咄咄逼人”，邓小平在1977年8月3日批示说：“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或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199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许多差异。因此，既不能把对内宣传的一套内容和方法简单地照搬到对外宣传中，也不能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对象都搞成一个样式的宣传。”[4]这些意见都是从受众角度来阐述内外之别的，是很符合传播规律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受众的不同情况，不仅注意到了内外之别，还注意到了“外外有别”。这与其说是我国对外报道的纪律规定，不如说是符合传播规律的科学原则。
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告诉我们，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接受对象，选择最为有效的，能为这些对象接受的，传播策略与方式去报道。
“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因为外国受众同国内受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对外报道就要区别对待。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报道题材的区别
我国从事对外报道四十多年的沈苏儒先生说：“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对外报道的材料呢？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国外受众感兴趣，二是他们能理解。”[5]比方说，我们在国内搞的典型报道，宣传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国外的受众未必有兴趣，也未必能理解我们的做法。
国外受众的兴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发现的。也就是说，要去主动研究国外的受众究竟想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新闻。记得我在1993年七八月间访问瑞士时，50天时间里在瑞士国家电视台只看到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这两条新闻分别为：1）四川发生山洪；2）“民主人士”魏京生的最新消息。但生活中瑞士朋友问我不少有关中国的问题。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瑞士朋友问我中国的妇女穿不穿裙子？可见，国外的受众是很有兴趣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新闻媒体所提供的内容。
西方的报道比较注重人情味、趣味性，而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往往只注意比较硬性一点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对外报道应多从人情味、趣味性上选取报道题材。
2008年奥运会前夕，有网友在网上撰文《胡主席的幽默回答为何不见了？》[6]，批评我国媒体在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大洲25家外国媒体的联合采访，在回答法新社记者“假如你作为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比赛，你会参加哪个项目？”的问题时，胡主席微笑着说：“我会选择乒乓球。不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名单已经确定，我的这一选择看来不可能实现了”。胡锦涛主席的幽默让与会的记者们都开怀一笑。这一段非常幽默的回答在正式的新闻稿中不知为何不见了。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温总理也有一句很感人的话在新闻中消失，那就是温总理在视察江苏时说“企业发展根本靠创新，看了你们这个工厂，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接着他又幽默地说：“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这句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愫的话不知为何在见报时也不见了。如果说温总理的“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是被记者忘了的话，那胡主席“我会选择乒乓球。不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名单已经确定，我的这一选择看来不可能实现了”的幽默也不会也忘了吧？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国家领导人是非常严肃的，讲话也是照本宣科。胡主席的幽默、温总理的亲民语言使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新风格和新面貌，使我们平民百姓和国家领导人的距离更近了、感情更亲了。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并没有随着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改变和进步而进入新的新闻报道层次和水平，还停留在传统的、也就是正统的、有板有眼的新闻报道模式之中。胡主席和温总理作为最高级的国家领导人，非常清楚在公开场合讲什么，用不着新闻媒体来“把关”。新闻媒体切莫按照自己的将人造为神的习惯，试图改变本来非常亲切、幽默、亲民、生活化的领导人的新形象。传统的有关领导人的新闻报道模式和观念，早已不适应新形势和新领导人，现在需要改变的不是领导人的讲话，而是新闻观念和模式。
网友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胡锦涛幽默的答问，本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内容，也有助于国外的读者看到中国领导人亲切的一面。报道者弃之，实在可惜。
2.报道角度的区别
报道角度指的是报道者在采写报道时的观察点与侧重点。内外之别，我认为报道角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外报道一定要有国家意识全局角度。我们从事对外报道，每一篇报道都在向世界说明中国，国外的受众也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报道就逐渐建立起对中国的印象。这就需要我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有全国意识，有些题材甚至要立足世界，从世界舆论的角度去把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编委会主任张霁苍说得好：“具体来说，我们在报道中国某一个地方情况的时候，特别是在做那类‘发展式’的报道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在报道中把它和整个中国这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显示这个地方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意义，使受众通过对它的了解以及它与整个中国的关系进而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尽管报道中国肯定是需要通过对各个地方的事或人的报道来实现，但在新闻作品中以介绍中国为目的，还是以介绍中国某个地方为目的，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巨大的，因此，即使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在写法和着眼点上区别也会是巨大的，最终产生的效果也会是不同的。”[7]
3.报道方式的区别
报道方式的区别表现在诸多方面。此处仅举一例说明之。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新华社与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方式就有区别。
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邓小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我们双方要忘掉两国关系中过去的一段不愉快，一切着眼于未来。”
邓小平说，总的国际形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新的政策和新的国际关系。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作为指导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中印双方作为倡导者要首先实行起来，不仅两国的关系要按照五项原则来处理，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交往也应实行这些原则。”
邓小平在谈到发展问题时说，人们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才能实现。
中国新闻社的报道：
今天上午十时半，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走出他经常会见外宾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同印度总理拉·甘地紧紧握手。
邓小平微笑着说：欢迎你，年轻的朋友。
拉·甘地说：谢谢你。
邓小平又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朋友的关系，好的朋友，国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领导人之间的朋友，你同意吧？
拉·甘地：同意，谢谢你的欢迎和热情友好的接待。
接着，邓小平同拉·甘地的主要随同人员握手后，宾主步入会见厅。
邓说：你的外祖父我认识，你的母亲我也认识，但我们没说过话。一九五四年你外祖父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时，我也是中国领导人之一，你母亲陪同你外祖父来访。
拉·甘地：是这样的。
邓：那时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好。
拉·甘地：是的。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两国关系有过一些困难，我希望使我们关系能够恢复到以前那样，克服困难。
邓：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中间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
拉·甘地：我们两国都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工作要做。
邓：我一九七八年访问尼泊尔时见到你们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当时的总理，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一些接触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是你的来访。所以谢谢你。
拉·甘地：谢谢你，是你采取了很多主动的姿态使我们这次访问能够成功，是你对我母亲作出的这些表示才开始了以后的接触，我很荣幸也很高兴第一次见到你。
至此，工作人员要求记者退场，因为时间已比通常允许记者采访的五分钟多了两分钟。
一百多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一会见。
两篇报道，两相比较，中新社的对外报道稿件就比较注重现场感，重视对话过程的实录，注意一些细节的捕捉。这样就比较容易接近国外读者的口味，引起其阅读兴趣。
二、平衡公正的原则
平衡公正的原则源于西方新闻报道中客观性理念。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说：“不公正和不平衡的新闻被称为缺乏客观性。当新闻工作者谈到客观性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始记载加以对照证实，那么它是客观的……记者应该只限于展示这些事实。”[8]
客观性理念要求记者只是客观展示事实，不能含有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但实践中不带主观色彩的纯客观纪录是难以操作的。按客观性理念，新闻报道应当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可被物理标准测定的”。[9]其实，即使是物理世界，德国学者海德堡也提出过“测不准”的理论，他认为观测者对观测对象的观测，本身就是一种介入或干扰。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人，在选择、理解某一事实时，毫无例外地与他的认识水平、政治立场、个人喜好等诸多主观因素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要脱离这些因素而超然于世，简直就像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正如《大众传播学诸论》的作者所描述的：“至少在多数西方社会，新闻媒介不是蓄意要制造幻觉或欺骗任何人。相反，新闻界的道德准则强调‘客观’、‘公正’、‘透彻’和‘真实’。但这是一场未曾开始就会输掉的游戏。消息的选择性和曲解是记者、编辑、制片人或发行人所控制不了的因素的产物。”[10]
但平衡公正的原则是可操作的，“平衡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11]
平衡公正原则在操作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方意见特别是对立双方的意见要在报道中体现；一是意见的援引要注意到多方面的代表性。
以2007年1月1日至9月30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Post》）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报道为例[12]。
先看不同意见的平衡报道。总的来说，两家报纸报道的不同意见主要是：支持人民币加速升值，还是支持人民币稳定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