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波士顿晚邮报》（Boston Evening Post）起初也是刊载双方的观点，但发现自己成了双方的敌人。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该报还发表社论否认它被雇来赞同“政府当前的专横暴虐”，并且其中还有一段声明，声称《邮报》“一直秉承高度的自由和公正”，将“维持开放政策，刊登一切具有娱乐性和教育性，或能增加知识与人类公益，而他们（即本报唯一的指导者和所有者）认为明智、有益或有趣的文字”（Bleyer，1927：85）。但是，16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战役打响之后，《晚邮报》暂停出版，以俟“事态平稳”。该报对于“响彻世界的第一枪”（拉尔夫·艾默森语）这样震惊的事件也未置一词，原因是“牵涉甚广，我们不拟作任何记录”（Mott，1962：80）。
艾赛亚·托马斯的《马萨诸塞侦探报》原本也宣称对所有党派开放，但不受任何党派影响（Bleyer，1927，86）。一开始，《侦探报》确也是刊载所有双方的来稿。但是，当保皇派得知托马斯是一位热忱的爱国派时，他们不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和投稿，还猛烈攻击他。而托马斯也很快成为殖民地最著名的爱国派报纸主编。1774年6月7日，他在报纸的报名之下刊载了一幅漫画：一条龙代表英国，一条富兰克林的报纸曾用过的蛇，截成九段，代表9个殖民地，还有富兰克林的口号：“联合或死亡”（Bleyer，1927：87）。这幅画每期报纸都使用，刊载了9个月，直到1775年4月6日报纸停刊。《侦探报》发行量一度达到3500份。托马斯对于列克星敦战役的报道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关这场冲突的最出色的战事报道。而如果有人称他的报道是客观的，也许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因为他已义无反顾地把他的报纸当作战争的工具，他的报道带有强烈的偏向他的同胞的宣传色彩（埃默里等，2004：68－69）：
4月18日夜10时许，有人发现波士顿的英军正以极其隐秘之方式开始调动。原来他们正在科芒河尽头登船(这些船只是英军在傍晚时分偷偷弄来的)。于是，快骑信使即刻出发，向全国发出警报，以便使各地有所防备。
……
与此同时，在史密斯(Smith)中校的指挥下，英军主力已渡过科芒河，在菲普农庄上岸。1000名士兵即刻悄声向距康科德约6英里的列克星敦进发。有一连民兵，约80人，集合于会议所附近，英军在日出前进入他们的视线内。一见到英军，民兵即开始四散。于是英军开始四下追逐，边喊边赶，距离越来越近，相距仅数竿远了。英军指挥官对民兵喊话，其意大体如下：
“散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反贼——妈的，散开。”
话音未落，英军便再次发起冲锋。旋即有一两名军官扣动手枪扳机，四五个士兵随即开枪，之后似乎英军全都开了枪。我方有8人死亡，9人负伤。
为什么在日后被视为美国报纸至高原则的中立在此时难以落实？为什么编辑们难以实践其追求呢？原因即在于尽管此时的报纸仍然是印刷商的事业，但当时的美洲却处于一个非此即彼、大是大非的时代。当时的首席法官托马斯·哈钦森在1766年的一封信中说，在北美殖民地的每个地方，人们都在用同一种声音说，如果征收印花税，他们就是绝对的奴隶；谁也不要和这些人们论理，否则马上就会被宣布为大众之敌（转引自李剑鸣，2002：546）。报纸也一样，要么选择爱国派、要么倒向保皇党，没有其他的选择，中立没有立足之地。莫特认为大部分保皇派报纸不是由于赞同专制而是被激动的爱国派驱赶到了保皇派阵营中，爱国派决不容忍犹豫、中立或妥协。他们认为不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刊登双方观点的报纸只是浑水摸鱼。而认为“在党派控制下的报纸没有自由，而一份自尊的报纸，在理智和道德的范围内，必须刊登双方的观点”（Mott，1962：79）在革命时代完全不现实。波士顿的几位印刷商也在付出代价后认识到了这一点，保皇派在波士顿的最后一家报纸《新闻信》也于1776年停刊。在爱国派报纸看来，所有未与他们站在一个阵营里的都是保皇派报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暴民们常常袭击那些没有全力以赴支持爱国派事业的印刷商，针对印刷商的有组织的威胁及经济制裁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亲英的印刷商几乎全部被迫歇业，那些企图保持中立的人要么被迫加入到了激进派的阵营，要么索性停刊。
政党报纸的党派性和粗俗风格使得后世的新闻史学家们认为这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价值和最差的报纸，他们通常以今天的职业化标准：全面、迅速、准确、客观来衡量政党报纸。他们认为政党报纸既不符合独立的原则，也不符合不偏不倚的写作原则和温和的评论原则。詹姆斯·马丁·李（James Martin Lee）在其《美国新闻史》中称政党报纸擅长诽谤和利用丑闻进攻，他认为“从1812年战争结束后开始的这段时间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确是‘新闻史的黑暗年代’，而政党报纸没有履行新闻的‘合法’职能，即独立和追求真理”（Lee，1917：143，转引自Sloan，1991：65）。莫特也将1801－1833年的新闻业贴上了“美国新闻业的黑暗年代”的标签（Mott，1962）。
根据戴维·斯隆对政党报纸研究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报纸党派性的批评是在便士报出现以后，而在政党报纸的同时代，对其的批评主要是在于不实报道、人身攻击、用语粗俗，很少有人对报纸的党派立场或属性提出质疑。在19世纪，政党新闻工作者被当作个人英雄，因为他们投身于时代的政治洪流中。在当时的浪漫派历史学家眼中，政党报的编辑们被“认识的人们尊敬和爱戴”，他们“富于见识，目标正直，温和而谦逊，……是党派的核心……从不诉诸暴力……声誉良好，交友甚广……”（Sloan，1991：59－60）。我们且不追究这番溢美之词是否符合实际，但政党报编辑在这个时代是正面人物却是事实。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被贬低为只不过是一群粗俗和向政客献媚的印刷商。斯隆认为身为《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编辑的哈得森对政党报纸的评价影响了许多新闻史家，因为哈得森的《美国新闻史》是第一部研究政党报纸的新闻史（Sloan，1991：64）。哈得森对于政党时期新闻未能成为一种职业深表遗憾，他认为“报纸本是人民的力量，但它却被有野心的政治领袖像将军操控军队一样地操控了。
这就是这50年（1783－1833）来的政党报纸”，虽然报纸“编辑们认识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具有激发民众的作用，但他们却受制于政党”（转引自Sloan，1991：64）。但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文化学派则为评价政党报纸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报纸，而是应该看政党报纸是否履行了其特有的目的。斯隆即提出：“必须通过对早期政党系统的重要性来评价政党报纸，不能以今天的中立或和政府对立的标准来衡量或解释政党报纸。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都是将政党报纸视为政党体制不可分割的部分”（Sloan，1991：71）。的确如此，在评价政党报纸时应避免以今天新闻专业化的标准将政党报纸简单地一笔否决，而应该是尝试着还原政党报纸的生存环境，去探寻它的来路，去评价它的作用，去追踪它的去处。即使是哈得森和莫特也都肯定了政党报纸在其所处时代所起的作用，就将“国家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而言，（报纸）是必要的”（Hudson，1873：142，转引自Sloan，1991：64），莫特亦指出：“在战争中崛起的报纸具有新确立的威信，而这一威信使其成为形成一个新国家的首要力量”（Mott，1962：108）。
那么，这一“新确立的威信”到底是什么，而它又是如何确立的呢？
三政论模式的产生：“报纸在自己煽动起来的讨论影响下变成了党派的喉舌”（帕克）
(一）报纸对于舆论的影响力
1766年《印花税法案》的废除对于美国报纸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解除了束缚报纸发展的枷锁。而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英国报业则背负了一个半世纪。18世纪初，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所有报刊征收印花税，使用的纸张征收纸张税，刊登的广告征收广告税，三者合称“知识税”。这项规定沿用了100多年，经过报界和社会各界的长期斗争，至19世纪中期才陆续取消。当然，这个意义对美国报纸而言较小，无论如何，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这项制度是早晚要废除的。而更大的意义是报纸显示出了对舆论的影响力。
报纸对舆论的影响力在《印花税法案》颁布之前就已初露端倪。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在1721年8月开始在《新英格兰新闻报》（New England Courant）上利用天花预防接种问题抨击牧师马瑟父子，他在创刊号头版向支持预防接种的清教徒牧师们发动攻击。《新英格兰新闻报》的这些讨伐性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既巧妙又有报复性，反抗英克里斯和科顿·马瑟的人们聚集在富兰克林的周围，为《新英格兰新闻报》撰写文章，吸引公众对这份新报纸的注意力；马瑟父子因察觉到公众舆论的潮流在强烈地反对他们而不堪忍受”（埃默里等，2004：36）。无独有偶，约翰·曾格（John Zenger）也利用他的《纽约周报》（New York Weekly Journal）批评总督科斯比，与支持政府的《纽约公报》展开论争。《纽约周报》在创刊号上对于当选维斯特切斯特下院议员的前审判长舍利夫（Shrieff）的讽喻，令人忍俊不禁，讽喻假借一则寻找走失动物的广告：“有大猴一只，高约四尺，近日挣脱锁链，逃至乡下……，因有战马、手枪、佩刀，此狂猴居然以将军自居；此猴对着爪中的一纸嘀嘀咕咕……”（Mott，1962：32）。
在12月3日，曾格的报纸刊登一则消息，攻击科斯比总督听任法国军舰侦察南部海湾的防御工事。在同一期上，一名愤怒的新泽西移民[他的写作风格酷似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谴责殖民地官僚当局的无能。这样的内容颇受公众的欢迎，《新闻周报》需不断重印以满足读者之需。然而，总督终于被惹恼了，他对曾格提出指控。1735年8月4日，曾格被审之日，全城轰动，法庭挤满了曾格已赢得其“相当信任”的“平民”（Mott，1962：34）。布莱耶认为曾格的《纽约周报》是美国第一份为传达政治争论而创立的有着政治功能的报纸（Bleyer，1927：64）。1733年，商界的一个团体，主要是反政府的势力，询问曾格是否想办一份报纸，作为发表他们新闻和观点的工具（埃默里等，2004：45）。反政府势力包括首席法官列维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纽约和新泽西两个殖民地的总测量员兼咨询会议成员詹姆斯·亚历山大以及以其著作《纽约殖民地史：自其建立至1762年》（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New York from its Foundation to 1762）闻名的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亚历山大似乎是报纸的主编，他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说：“随信附上第一份周报，它以后将主要用于揭发他（总督科斯比）和哈里森先生（议会成员）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谄媚之词，虽然总督宣称这一切与他无关，但其实他和哈里森先生却很赞同这些谄媚”（Bleyer，1927：63）。
1765年，《印花税法案》的实施是殖民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美国新闻史上亦复如是。殖民地凡报纸、历书、证书、商业票据、印刷品、小册子、广告、文凭、许可证、租约、遗嘱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均要带有税收印章，英国政府声称所有税收(由北美海关人员收取)均用于“捍卫和确保”殖民地的安全（Mott，1962：71）。《印花税法案》惹怒的是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商人、律师、印刷商。就报纸而言，每份2页的报纸要纳税半便士，4页的报纸要1便士，而且每则广告要收2先令的税。对于印刷商来说最重要的纸张，竟有六七十种征税的等级和尺寸。《印花税法案》太过严苛以至于有些报纸竟被征税达50％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