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故事模式发现了读者身边事中的新闻，亦即本地新闻。便士报通过提供本地、本国新闻而改变了国外新闻在美国报纸上占主导的局面。自美国报纸产生直至19世纪30年代，外国新闻一直是报纸新闻的主角，国内新闻较少，本地新闻更少。1805年，《奥尔良公报》（Orleans Gazette）的社论就曾这样说：“昨日信箱空空如也——我们完全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填充版面，才能使它看来还像份报纸。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邮件；邮船也不送来任何外国报讯，我们就只好不发新闻——或者干脆自己制造一些新闻。为此，我们请求各位容许我们请一阵子假，以便在本市寻觅一个适当地点，建立一座能够充分满足我们需求的新闻制造工厂”（Mott，1962：197）。而这样的新闻制造厂就被便士报找到了，它就是美国的都市生活。《先驱报》在开辟本地新闻报道领域方面的确堪称先驱。《先驱报》甫一创刊，就刊载纽约及其周围地区重要的社会事件。
贝内特是第一个对谋杀案进行新闻报道的编辑，也是现代商业新闻的首创者，他的报道不再局限于当时一般报纸所提供的股市行情及商船船讯，而是专门开辟了“金融版”以吸引商人阶层，曾经教授过经济学的贝内特撰写“金融版”的文章。早在其他主编认识到体育新闻的魅力之前，贝内特就开始提供体育新闻了。他还是社交新闻的鼻祖，整个纽约社会从中下阶层到上流社会都进入了《先驱报》的报道视野，他甚至还大肆报道了自己结婚的消息。1849年，《先驱报》用了整个头版报道罗得岛纽波特的一场化装舞会。对此，贝内特是很得意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报纸报道华丽、光彩、轻松的社会生活。……我们的宗旨就是，报道纽约上流社会的华丽、刺激和独特，这些使得那些欧洲的没落贵族完全相形见绌”（Bleyer，1927：195）。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本市新闻编辑不过就是“主任记者”。在内战之前和战争期间，就有小部分职员在报道本地新闻方面展开合作，到了60年代，报社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负责将本地新闻出售给其他报纸。而70年代开始，本市新闻编辑的地位仅次于主编，普利策对《世界报》组织结构改革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使本市新闻编辑成为报纸的重要职位之一。
第二，故事模式开创了“人情味”写作方式。由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担任主编，以“人情味”写作著称的《纽约太阳报》曾刊出这样一则报道，题为《他酣睡在桥梁桁上》，报道说一名男子躺在一座桥的横桁上，横桁只有1.1英尺(约合52厘米)宽，下面是湍急的河流，这位先生居然躺在那里睡着了。正在执勤的巡逻警察看此情景却不敢呼喊，怕他惊醒而翻下桥去。于是，警察就在横桁下面装上保险网，用绳子套住他的脚，才把他叫醒。那人醒来还不以为然地说：“啊！很愉快，睡得真香”。这则报道写得饶有趣味，而他的主人公却是一位在报道中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先生”（转引自张建毅，2001：40）。“人情味”报道不是因为事件或人物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趣的或能引起人们共鸣或是有意义的（Mott，1962：376），“人情味”使得新闻本身具有可读性（Hughs，1940：113）。布莱耶认为《太阳报》对于其时代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良好的写作技巧——多彩、机智和饶有趣味（Bleyer，1927：374）。
贝内特将自己报纸的成功归因于报纸反映了日常生活感人的元素，1837年，他说：“无疑《先驱报》的成功是因为我在其中注入的新意。以前的报纸，只有枯燥的细节、无趣的事实、无意义的政治、个人争吵、过时的争论、单调的船讯或少量的市场消息。我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我将生活、热烈的雄辩、哲学、品味、感情、智慧、幽默注入报纸……”（Bleyer，1927：191）。《太阳报》总编爱德华·米切尔（Edward Mitchell）曾这样评价达纳：“……他使人情味取代其他传统标准成为新闻价值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现代报纸通过日常生活的情感和幽默来判断新闻的价值……与25年或30年前的来自英国新闻业的古老法则相比，‘新闻’一词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达纳先生的机智、专业和得到广泛认同无疑对这一巨大改变的形成，特别是在强调对人类和日常生活的欢乐的兴趣方面，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Bleyer，1927：305）。
而据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报纸批评家威尔·欧文（Will Irwin）讲，记者判断新闻要写多长时，不再依靠传统标准，而是“你能使新闻多有趣？”（Bleyer，1927：303）。由此可见，便士报使得美国传统的新闻理念出现了新意，报纸开始刊登有趣和好读的东西而不再考虑其意义和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报纸不刊载重要问题而只是不像六便士报那样长篇累牍（Mott，1962：224）。
发现了“新闻”的便士报，围绕着“新闻”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先驱报》创刊以来，贝内特一直注重利用远方的通讯员，包括美国去国外的旅行者、旅游作家等人来报道来自国外的见闻。到1837年9月，贝内特宣称他至少有10名国内外通讯员。1837年9月，贝内特向其读者宣告，为了“得到事态进展的最真实的描述”，他欲派遣一组特别记者到加拿大去报导武装起义，使记者成为报纸“公正、不带偏见的信息”的唯一来源（Bjork，1994：852，853）。《先驱报》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早使用战地记者的报纸之一。实际上，贝内特并不是当时唯一使用战地记者的，《商业日报》、《信使问询报》、《商业报》、《太阳报》也都有自己的记者，《向导报》（Atlas）、《看守人报》（Argus）和《新闻晚报》（Evening Journal）都雇用了布法罗、尼亚加拉瀑布、罗切斯特等地的记者。而且，贝内特的记者也并不总是第一个发回消息的。
尽管如此，但是博卓克还是认为《先驱报》的报道在两个方面超过其他竞争者：第一个是组织化的程度。贝内特将从奥尔巴尼到尼亚加拉瀑布的记者串成一线。在奥尔巴尼，一位被称作莫罗(Moreau)的记者，整理归纳来自布法罗与罗切斯特报纸的消息，访问、会见从布法罗来的旅游者，叙述引用私人信函中的内容，评论报道首都对边界事件的反应。还有一位名字从未公开的记者，他更接近于一名战地记者，因为他亲临了现场。第二个特征是记者的态度。贝内特自夸他指派了“能干的记者奔赴战场，他们将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事实”，他也将自己的信念灌输给他的两位记者：在新闻活动中采集消息高于一切。在那位无名记者的来信中，他称必须得到“事实，反映所有的真相，不管其好恶”（Bjork，1994：851）。贝内特努力使记者尽可能从战争现场迅速而真实地传递信息，并极力强调收集事实的重要，显示了他对于新闻的重视及对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的认知，但他并没要求记者不偏不倚，他希望读者自己从报道中得出结论，他声称“观点与感情是记者自己的，而事实是属于历史的”。他的两个记者观点相左，莫罗蔑视“美国叛徒”与纳维岛上的“暴徒”，认为他们正把美国拖入与不列颠的第三次战争中，而那位无名记者则正相反，在报道中通常称这群反抗者是为独立而战的“爱国者”（Bjork，1994：855）。
在蒸汽轮船、火车和电磁电报相继取代帆船、快马和信鸽之后，贝内特都很迅速地利用了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不过他的竞争对手也不甘落后。1841年，贝内特、斯温(《费城大众纪学报》)和艾贝尔(《巴尔的摩太阳报》)合租了一辆专用火车机车，把哈里森总统的就职演说辞从华盛顿送到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墨西哥战争中各家报纸为了把报道发回国内不惜重金。他们结合快马邮递、汽船、火车及刚刚出现的电报的传递能力，建立了长达2000英里的通讯联络网，把前线的新闻发回国内，其速度之快曾一再使军方信使和合众国的邮政瞠乎其后。甚至连那位心情焦急的波尔克总统也是从《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行人艾贝尔的一则电讯中获悉美军在韦拉克鲁斯取胜的。波士顿的一位撰稿人这样评述道：“如果我军杀向敌人时能够像报童们举着号外冲向公众那样，那么胜利毫无疑问将属于我们”（埃默里等，2004：147）。
报纸雇用专门记者的数量在增加。到1860年，采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在册记者分别为23位和51位（埃默里等，2004：142）。此时更有报人认为记者比编辑还重要，纳尔逊(William Nelson)称：“……报纸最重要的是记者。……没有各类编辑，我们的报纸可以很好地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记者，我们的报纸将难以维继。记者的工作决定了报纸有趣还是枯燥；决定了能否吸引读者”，“记者可以直接得到事实并将其化为平白简洁的语言，是报纸中真正重要的人”（转引自Bleyer，1927：316），而他最初的编辑部里就有7名记者。
便士报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的进取心，再次说明此时的报纸已经把新闻采集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与政党报纸相比是很大的不同。莫特认为这显示出人们对于新闻内涵的新的理解，这一新的理解反映在三个方面，每一个都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新闻：⑴当地新闻的增加；⑵更加注重煽情新闻，特别是犯罪和性；⑶“人情味”新闻。
关于故事模式，人们对“人情味”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人情味”后来成为美国报纸公认的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在《解释性报道》（第7版）中，科提斯·迈克道戈尔（Curtis MacDougall）将“人情味”列为新闻价值的五项指标之一，位列“及时”、“接近”、“显著”、“重要”之后（MacDougall，1977：55），麦克道戈尔认为“严格说来，符合所有读者兴趣的就是‘人情味’”（MacDougall，1977：60），“‘人情味’会因新闻中包含孩子、动物或女性，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性等因素而得到强化”（MacDougall，1977：61）。在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第9版）中，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也将“人情味”列为新闻报道的要素之一：“为使报道具备可读性，记者使用一种目击者的戏剧化的方式来报道事件。记者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人们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力求使人们身临其境，记者将事件个性化和戏剧化，‘人情味’是新闻的要素”（Melvin Mencher，2003：57）。同样，《全能记者必备——新闻收集、采访和编辑基本原则》（第7版）也视“人情味”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细节、数据固然重要，但是读者更希望他能身临其境——去感受与分享人类情感，读者需要戏剧化、激动人心（Leiter et al.，2003：167）。可见，人类本性是颇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一百多年来，“人情味”始终能得到读者和媒体的认可，难怪莫特会说：“凡是符合人类根本和原始欲望的事物都不会只属于一个时代”（Mott，1962：442），他甚至认为煽情也是美国新闻界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如果将煽情定义为激发读者情感的题材和报道方法，那么第一份美国报纸《波士顿公共事件》中即有煽情主义。埃默里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煽情主义可以溯源至18世纪，甚至更早到产生报纸之前的无组织的新闻传播者（埃默里等，2004：125）。
20世纪20年代，煽情报道就曾回潮，美国出现了“爵士新闻事业”（Jazz Journalism），整个新闻界都强调人情味故事、图片、连环漫画和其他一些诱人的精神食粮（埃默里等，2004：326）。当时《每日新闻》（Daily News）摄影记者汤姆·霍华德(Tom Hward)曾把一架小型相机绑在脚踝上带进死刑执行室，拍下了被执行电刑时的囚犯照片。《每日新闻》在头版刊出了这张经过修饰的照片，卖出25万份号外，后来又把头版加印了75万份。到1929年，《每日新闻》的销量达到132万份——这是在纽约其他日报的总销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达到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的销量已突破200万大关。而如今像《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全国探究者》（National Enquirer）这样的煽情小报在美国依然可以找到读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