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钳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但是，党派报纸的特点决定了对于新闻功能中的宣传功能往往偏爱。在国统区为争取新闻功能的完全表达时，解放区的报纸正在进行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新闻改革（1942年）。在党性原则、反“客里空”和大树典型三项主要改革内容中，大树典型是其创新点。这适应了当时的斗争条件，也符合边区军政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和生产实际，在反抗专制政府，夺取政权的革命时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是如此显著的作用，使得此后对新闻功能的多样均衡放松了自省、创新。如果不能认识到革命时代全能主义政府将新闻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必要性，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阶段性与时代局限性，也不能在政权稳定后正确处理个人独立意识，必然与全能政府形成张力的现实。反映在新闻功能上，就为此后新闻多样功能中宣传功能的一支独大、最终异化到丧失新闻的根本——真实性，嫁接了基因。
新闻功能异化的幼芽是在1956年的第二次新闻改革夭折后萌生的。在以《人民日报》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的“公器论”思想指导下，围绕改进文风、加强批评报道、开展不同意见的公开争鸣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全面铺开。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就在“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最高指示下终结。症结所在，就像有学者指出，“在讨论这次改革的论文和教科书中，几乎都提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双百方针’提出，但都没有提到一个最重大的背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向计划经济转型。”事实正是如此。计划经济体制对集权有着天然的要求，否则，计划作为刚性的指令何从体现。对计划概念来说，控制观念是主要的。更宏观地看，计划经济、无限政府、一元意识形态正是构成了以经济为底边的三角形自洽系统，动其任何一边，必然会带来剧烈反应。然而，以章伯钧、储安平为自由主义新闻传统代表的鸣放人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在延续民国时期的精神余脉，最终成为第二次新闻改革失败的导火索，“只要计划经济还在运作，就有另一种方法来制止这场改革。”这次改革的彻底失败，无可遏阻地结出了“文革”时新闻抛弃一切、推波助澜的恶果。
历史在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起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自发地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广电媒体也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这次改革成果是新闻的第一功能不再定位为宣传功能，而是信息提供功能。而这场改革的背后，是经济体制日渐彻底的转轨，及其连带上层建筑的自适应。无论是迫于财政压力的“甩包袱”，还是市场改革后政府始料未及的结果，注定这场改革将有着和以往改革不同的命运，也远未结束，同时带来的，也不全部是功能成功扩张的福音书。
回首百多年来中国新闻功能扩张史，如同一棵先天根系不良、后天光照偏向的树：发芽于内忧外患、小农经济的晚清，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公民社会的滋养；羸弱的主干在亡国灭种险境下的民国艰难成长，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民族资本的发展，使新闻功能在民国晚期发展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分支；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思潮的主导下，自由主义的一支被砍斫，唯余宣传功能一支独大。
2.2当代中国新闻功能扩张动力的历史反拨和未来影响
在下缺乏民众积极有力的呼应，上无宪政形式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情况下，以往历次新闻功能扩张在挣扎之后无一不受制于拥有无限权力的政治权力中心。
相比而言，当代新闻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此前有质的不同，改革的进程将渐行渐远，也许速度会很慢，但这一次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宪政民主新的历史契机，为当代新闻改革实现监督权力、民主参与的功能扩张提供了可以期许的理由。
我们概括地回顾了古今中外的新闻功能扩张史，也看到了成败得失和关联因素的轮廓。但是，我们更希望得到的是在剔除偶然、个性因素之后的普遍规律。显然，激发新闻改革、功能扩张的动力主要是两种：内生动力和外来压力。对于内生动力而言，可以是人们表达自我的天然渴望，可以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在要求。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社会活动日趋复杂，劳动分工日渐发达，社会发展的方向越来越依赖经济体制提供的基础要素。而任何制度层面的改革，都预示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新闻改革中要求利益的一方，更需要强大、独立的经济地位作为力量投入，自由经济作为改革实现的必要性也已经在实践中凸显。那么，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即由计划经济向自由经济的转轨，是我国社会进程中的自在要求，还是人为安排？这将直接决定这场已经开始的新闻改革因为诱因的相同以及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认为现在的新闻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延续和深入。命运：是随时可以被中止，还是将缓缓向前？因此，本节对建国以来的经济体制转轨背景和相关的理论剖析作更深些的了解。
2.2.1自由经济制度的破与立：当代新闻功能扩张性质不同以往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关闭了股市，没收了很多外国大公司和所有的外国银行、日本人的私人企业，以及旧政府的公司、银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主体。1950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这些为政府经济体制的转轨作了力量、制度的准备。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和农村合作化，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一系列的制度重建之后，1959年，又一个苏联式的、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产权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而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18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进工业化却可能在落后国家与中央计划、国有企业及全能政府相容。因此，与前苏联的初期一样，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这就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内在原因。当模仿的潜力逐渐耗尽，计划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就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没有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也就失去了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必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即使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长期、高效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成绩举世瞩目时，哈耶克已经从更深的学理上洞察了这一点。
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发现，现代经济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体系，不可能有一个总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及时地得到全部经济信息，以恰当适时地规划生产、供销活动。因为这样的信息是零碎、分散、变动不拘的，人们的有关知识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所谓的“知识分立”。而且，商品的价格和利润是这类信息和知识的指标，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评定。只有在自由经济条件下，它们作为“看不见的手”指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这是最自然，也是最有效的。反之，政府集中控制的经济不但低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集权，结果是人民失去自由和权利。哈耶克关于经济发展和历史进化的核心概念是“自生秩序”，这是市民社会中调节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习惯、风俗等等，也包括传统。社会就是在这些秩序的自发产生和发展变化中不经意地进步。与此相反，如果有人自命为领袖或先知，宣称凭借其理性的认识能力能够制定社会发展的规划，当成一项工程来进行，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灾难，即所谓“建构理性”和“进化理性”之辨。
这些判断，已经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所证明。在中国，1978年的经济转轨、近几年的私产入宪、国有产权逐步退出已经揭示：如果“人性一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他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是作为可行制度安排的必然要求，就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自由经济的有效性，尽管它建立在人性恶（追求私利、滥用权力等）的最低伦理判断之上。因此，只要不出现置客观规律于不顾的人为干涉，自由经济进而促生市民阶层作为当下新闻功能扩张的必要条件就不会丧失。
与上述内生动力相比，在外来压力方面，现在的国际形势当然不可与晚清民国同日而语。但是，随着资源、能源竞争的日渐白热化，围绕南海、东海的领海争端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此外，台湾分裂势力在美日安保联盟的支持下，将使和平统一进程充满变数；综合国力的增强，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周边环境不容乐观。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能很好引导的话，更将为趋紧的国际环境火上浇油。这些潜在的危机无疑会使得具有忧患意识和入世传统的关注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更投入地进入公共领域，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而另一个与历史不同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信息的跨地区、国界流动将不同于以往受制于任何权力意志，由此带来制度竞争中的示范效应将成为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外来压力，“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所以，当代新闻改革的动力和新中国历史上的前两次新闻改革有质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与它跨国界的、相似的谱系。但这不表明结果就只有一个。从历史经验看，新闻改革曾经至少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如同英美那样在国家运行中起到建设性作用，还是如同日德那样为缺乏制衡的专制权力张目。当然，这不表示我国当代新闻改革也一定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也许还有突破历史的第三、第四条道路，但我们绝不希望是重蹈十年“文革”时那样的第三条道路。那么，在上述的十字路口上，是什么因素起着方向性的作用？再次对照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像文化传统、国民性格、教育水平、鼓动者策略等等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这些只是技术性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政治体制决定的权力中心力量级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