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体系的腐败渊源由来已久。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官僚主义在积淀深重的“家天下”传统文化荫庇下，绝非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消失，甚至在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变革时演化出新的变种。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土壤看，自秦汉以来，在“两税制”和“科举制”的支撑下，官僚体系的腐败就呈现出规律性。从官的方面看，中国封建官僚体系队伍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从民的方面看，中国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其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作他的臣属。”马克思的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们的神圣庄严诸相，不过是人为的幻觉而已。
人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中国古老“贪渎文化”不仅延续下来，更是在转型期制度缺失环境下变本加厉。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之严重，已为世界所注目。早在1995年，德国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于第40位，也就是说贪污程度被排在第二位，而最末一位则是印尼。同年5月27日《经济学人》报道，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渎情况的评比中，中国大陆被排在首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同的文化传统浸润下，在“哥汀根报告”中，我国台湾、香港在排名上分别被列入第4位及第16位。其中原因，引人深思。如果说这种外部评价难以规避价值取向的偏见，那么在中国内部，甚至是中共高层，自省的声音事实上也并不鲜见。贪渎惯习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改善的现实，使得2002年2月10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了4个问题：
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频频发生腐败问题？
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中揭露来的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其实这些人早就露出了蛛丝马迹，为什么没有及时把他们揭露出来，有的甚至还能得到继续提拔呢？
有些人热衷于封官许愿，拉帮结派、以个人好恶和恩怨用人，有些人把干部任用权当成了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段。这样搞，干部人事工作的风气能正吗？
为什么有的干部在考察时各方面听下来都很好，上任不久就出了问题、甚至出了大问题呢？
这样的疑问，可以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解释：集体行为是由个人决策者参与的集体决策产生的，集体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复杂交易，作为集体代表的个人替集体作出选择；而此时如果把政府官员的腐败收益分为两类，一是由职位本身得到的收益，一是由受贿等方式得到的收益。那么此时政府官员可以为获得第一类收益通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表示自己的偏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接受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而在第二类收益中，官员可能会实施寻租行为。
寻租活动常见的是那种涉及钱与权交易的活动，即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为了牟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官员施加影响的活动。布坎南曾举例说明寻租的三个层次：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量的经营执照的办法，人为地限制出租车的数量，寻求执照的人们就会争相贿赂主管官员，产生第一层次寻租活动；吸引为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寻租竞争；出租车超额收入以执照费的形式转换为政府财政收入，各社会利益团体又可能为了这笔财政收入的分配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活动。
中国的经济改革，目前只能说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目前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远不止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对目前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起决定作用的几次大的资源配置当中，如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后来的房地产热中，都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造成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严重紊乱；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权力，在这几次改革中进行着肆无忌惮、大规模的寻租活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出台这种事前的寻租活动目前还很少；更多的是利用各种政策缝隙来寻找租金。只不过由于中国转轨时期的体制漏洞非常之多，所以寻租活动的伸展天地相当广阔，并且呈现出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种以权力型经济犯罪为主的寻租活动的肆虐，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并引起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恶性畸变。
3.1.2新闻监督权力功能：是行政治理技术还是独立建设力量？
以上显得有些离题、枯燥的分析旨在于说明：当我们发现官僚体系的腐败无法通过自身约束克服的话，只能通过外在力量制约。制约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法制的途径，即严令禁止、违者惩处；二是新闻监督，促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三是内在道德的控制，即主要靠道德、世界观的约束力。
对于第二条来说，具体措施包括培育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势力的社会中间阶层，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沟通社会各阶层的“公众空间”；在公共领域内扶植独立于政府的民众舆论，通过新闻监督对滥用公共权力的官员加以揭露。因此，新闻的监督权力定位就不能再局限于某一级政府掌控之下，这样不仅难以真正实现根本的监督，更有可能使新闻单位与政府官员在利益面前达成共谋同盟，侵占公众权益。实际上，当我们把公共选择理论引入行政官僚体系时，它也同样适用于新闻管理者、从业者队伍，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是目前新闻改革的阻力来源之一，只不过后者的监督办法不在本节叙述范围之内罢了。
新闻监督权力的权力授予和主体定位，是新闻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中国改革进行了27年，但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新闻改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环境要求。由于现有政治条件、法律条件始终难以具备，所以现在监督新闻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新闻监督权力的力量。尽管新闻参与了一些权力监督，但严格说来，这种监督的能量授予还是来自于公务人员组成的行政体系本身。因此，新闻监督官权要么成为官权的附庸，给官权提供信息，让官权监督官权。最终，新闻监督权力的不彻底使得现有行为始终停留在一种治理技术，而不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独立力量；要么更糟，在许多地方甚至连治理技术都谈不上。过去曾经一度繁荣在各地荧屏的所谓“小焦点”，现在大多黯然收场，或是名不副实，即是明证。
新闻难以履行监督公权功能的症结所在，不排除某些利益集团和个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横加阻碍的可能。事实上在这方面，一些立场独立的海内外学者作过相当彻底的分析，并对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端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有一些偏激之辞，却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认为，必须相信执政党是理性的，是可以为民族的长远利益，从而更好地维护执政地位而让渡自己的利益空间。否则任何关于改革“应该如何”的思考都将因为不可能付诸实践而失去现实意义，所有人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收拾时的自然进化，而不需做任何主观上的能动努力。因此，我们将论述的主要部分集中在另外一个主要症结所在，新闻履行监督公权功能的可能负面效果及由此产生的适时适度问题。
必须明确的是，新闻监督公权行为具有时机和效度两个参考体系。首先，当官僚体系的腐败无可避免、无法自愈时，新闻作为外在的、相对超脱的监督体系，它的缺位将会产生连腐败者自己也无法保全利益的严重社会后果。进入1990年代以后，部分由于多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进入“转型经济”——私有化与腐败的并行增长，部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揭露出来的腐败，以及由于刚刚走出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拉丁美洲经济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腐败作为普遍性的世界毒瘤越来越引起关注。韩国、南亚诸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深受社会性腐败之害，南亚的巴基斯坦甚至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性的恶性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作为至关重要的监督体制，由新闻生成舆论的正常机制又受制于官商共谋的利益同盟之下，任其操控，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
这种种特征，正在当代中国凸现。因此，目前新闻的权力定位和主体形象必须重新探讨、认定，这也引出了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当现实揭示新闻不能再作为某一级官员权力范围之内的附庸时，新闻的权力形象向何处去？当大范围的官员腐败被公示之后，政府在处理改革中层出不穷的利益纷争时，丧失了社会动员的权威该怎么办？前苏联的崩溃使得这种担心显得更加充分。
3.1.3新闻监督权力功能是否会危及政府权威？（前苏联、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
关于前苏联的崩溃，国内有许多新闻学者将其归结于戈尔巴乔夫实行信息的“公开性”原则，认为毫无节制的把决策过程、政府内部丑闻公之于众直接导致了政府毫无威信可言。这些解释成为新闻改革中新闻需要强力控制的理论根据。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做外交官的经历使他对新闻舆论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撤换了《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莫斯科新闻报》、《火花报》、《经济问题》等数十家中央报刊的主编，换上了弗洛罗夫、波波夫、阿甘别季扬等改革派人士。通过大规模换人，具有新思维的改革派迅速掌握了舆论大权。报纸开始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鼓噪呐喊，各种腐败、官僚主义行径被揭露，“改革”、“公开性”、“民主化”成为社会的流行语。报纸的转向在民众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回应，民众走出了政治冷漠状态，政治热情逐渐高涨。从上到下，社会各界对改革都表现出真诚的拥护。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改革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不是没有设立禁区从而制止公开性的泛滥，而是没有在开放舆论的同时，运用手中掌握的战略性资源，去引导苏联社会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剖历史，从“暴政”、“血海”、“悲剧”、“极权主义”、“军国争霸”中，“剥离”出建设性的内涵，对红色传统的历史价值和斯大林的治国经验，作出明朗、精确、深刻、实用的把握。
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更深层原因，首先在于苏共高层权力体制在历史上高度集权。这种权力方式及与之配套的经济结构，保守僵化而缺乏弹性，反应迟钝而缺乏敏感，与代表更先进生产力趋势的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和变化非常不协调。其次，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强调等级和权威，也不会容许如网络那样的分布式结构。互联网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而且，苏联政治上强求政治统一与思想灌输，很难容许每个人拥有如互联网那样不受监视的自由沟通方式。这些使前苏联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竞争中处于彻底劣势。及至戈尔巴乔夫认识到问题所在，采取的措施又操之过急，幻想以打破苏共原有的中央权力结构为突破口，毕其功于解散苏共中央一役。但前苏联的历史欠账已是积重难返，过度僵硬的权力体制在急转弯中彻底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
所以，前苏联崩溃的真正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对新闻媒体的错用，而实际上是缘于前苏联没有及时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轨，导致坐在同一辆大车上的原有新闻体系，就像一位坐在后排的乘客一样，根本无力改变车驶向悬崖的方向。我们这里不去探讨前苏联的解体对于本国人民从长远来看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但必须抛却某些存在的把前苏联经验作为新闻角色应该维持现状论据的误读。不过，如果从避免社会动荡带来的经济衰退、国力削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角度出发，考虑新闻履行监督公权行为的时机、力度、方式问题并非是一个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