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兹个人的损失当然会很大很大，特别是加上未来支付给太太的分手费用。但是我更想说的是给高尔夫这项运动的损失，2009年上海汇丰锦标赛每天有三万多人去现场，90%以上的人其实不打高尔夫，他们是冲着老虎去的。
打球的人当然不会因为伍兹管不住自己而放弃这项运动，看球的人却会因为缺少了他而不再去球场，电视转播也会因为少了他而降低收视率。如果近期内没有另外一个明星来填补，潜在的危害将是巨大的。我相信这也就是伍兹身边的人一直“为尊者隐”的原因所在，这些人当然早就知道他的喜好，估计也是劝不住他，只好瞒着，一直到了再也瞒不住。
由于体育竞赛需要天赋，所以明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他们可以挣大钱，他们在很多时候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他们在该节制的时候一定应该节制，在该说“不”的时候应该说“不”，就是因为他们挣的是崇拜者的钱。
其他的运动员也是一样的道理。
忘却记忆
（2010年2月）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都喜欢开始回忆，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也如此。由于境界的不同这些回忆分为"自恋"和"自爱"两种，别看一字之差，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和结果。
自恋型回忆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只记好的忘却坏的，而且也深信别人和自己记住的是同样的美好。明明是年过五十，却装扮得像年年二十五。
自爱型回忆则有时是一种痛苦，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悟。孔子的“每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对过去的回忆中间看到自己的不足，尽管正视这些不足有时候可以使自己浑身冒汗。
中国体育过去的六十年里有着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它的辉煌是中国从受压迫，不发达到改革开放的需要，它的光荣是对几代人的激励。所以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完全有资格感到自豪。
但是不可以自恋。因为光环下面还掩盖了丑恶，辉煌的背后存在着阴影；也因为在下一个六十年里，金牌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体育的唯一需求。如果中国体育的主管者们今后还是只拿金牌说事儿的话，中国的观众就快会像对待春晚那样对待他们了。
其实中国体育的主管部门有许多刻骨铭心的沉重回忆：
例如连前总局局长都很难控制的兴奋剂。他在回忆录里面只点出了众所周知的实例，但是还有那些也是众所周知的疑似案例呢？我相信兴奋剂绝对不是像原来国外媒体指责的那样，是“国家行为”，但是体育主管部门的“锦标至上”政策在这里面有多大的影响呢？
例如足球中的假球黑哨。十多年前媒体曾经爆发过，呼吁过司法介入。然而当时主管部门的说法是缺少证据，所以不好移交给司法机关。现在好了，证据被司法机关移交给体育总局了。尽管大小领导之后纷纷严词表态，毕竟是落了个大大的被动。
再例如体育产业化。现在国务院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就要呼之欲出了，然而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体育主管部门最盈的利产业是房地产，中国体育GDP的数字主要来源于体育服装企业。而在全世界都通行的职业联赛在中国却至今还是一个四不像。个中原因当然不仅是体育主管部门，但是领导对这个事情的忽视不能不说是主要的因素。
忘却那些闪光的数字，忘却对于过去的美好回忆，似乎对于中国体育的未来才是更加重要的。而且，总喜欢回忆往日骄傲的人，外人看来他已经老了。
新政与规则
（2010年3月）
冬奥会在温哥华时，一个移民到那里不久的朋友给我讲了他的一个经历：他住房前面新修了一条路，路的下面每隔一定距离都留出一个涵洞。他问修路的人这是做什么用的，答案是：由于这条路比较宽，路两边的小动物如青蛙等如果没有这些涵洞，只能从路面穿行，就可能减少这个地区的低等动物存活量；而这种减少又可能影响到高等动物在这个地区的生物链，最终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
这对于我们来说还只是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思考方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的确是对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
我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那对于我来说过于崇高。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出一个道理：一个负责的政府或者组织是应该有一个长期规划的，尽管这个规划在近期看来不可思议。
中国的体育尤其应该有一个既实际又有创造性的长远规划，因为我们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已经有了六十年的历史，不应该还只是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样，只有英雄般的冲动。否则在另一个六十年里，后代会责备他们的长辈过于自私和无能。实际上，在我国开放的三十年里，我们体育的主管者们没有显示出他们对于中国体育的整体驾驭能力。
长远的规划是一个成熟的领导群体文化程度的体现，是一个国家体制社会责任的要求。我并不懂国奥足球队进中超联赛是否可行（在官本位越来越严重的我国，其实可行与否并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命题）；我也不清楚NBL联赛对于CBA联赛是否会有冲突（就我本人来说，由于现在的身份原因，凡是对篮球有利的发展都欢迎）。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都是新领导推出的新政。
新政当然是每个新领导都需要的，美国的奥巴马就推出了“全民医保”，国际奥委会的罗格也推出了“青年奥运会”。如果没有一个个新的领导者推出新的想法和方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不断的变化。但是问题是新政究竟是否成功，需要的是时间的证明，因此无论是主政者还是评论家，都需要一些耐心。足球是踢出来的，联赛是做出来的，全民医改需要今后美国财政的实力，将来美国政府要是没钱了，医疗保险还将只是一个法案；青年奥运会虽然八月就在新加坡开第一届，但是真正的成功与否大概还得等到2014年在南京才能证明。
所以我建议：新政的推出之前应该有更多方面的论证，旁观者也不要马上就相信或者是否定。
金钱与视野
（2010年4月）
四月底时由于世界体育大会的原因我去了一趟迪拜，在回来的飞机上想到了这个题目，因为这是那个地方给我最深的印象。
先说金钱。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一次迪拜，那时那里还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是因为有海，还有一些卖便宜货的店铺。而现在尽管经过了经济危机，但是所有的工地都在开着工，高楼、街道、设施无一不是世界最高水平。完全是金钱堆积出来的，除了天气和地理条件。当地人讲，除了上海和北京之外，迪拜是全世界第三大工地。我见过有钱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给人如此深刻的感觉：我要迅速地把钱花出去，让它变成眼见得着的建筑，尽管有时候在外人看来像是海市蜃楼。
这就联系到视野。迪拜之所以这么急切，是因为根据测量，那里的石油到2015年就要被开采完了，而那个地方若是没有了石油就等于中国没有了粮食。所以在十多年前，现在的酋长就决定大力发展旅游，建造最好的酒店、娱乐场、商店、高尔夫球场……现在那里有世界上唯一的七星级酒店，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有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一个体育城也在建设之中，完全建立在沙漠上，他们在沙盘旁边和我们这些人认真地讨论着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可能性。
阿拉伯人的想法的确和东方人不太一样，他们有着一种我们不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执著和自信。例如在迪拜的购物中心里面有着全世界名牌的最新产品，但是价格比亚洲和欧洲都要贵，我一边看一边想：谁会是买主呢？当地人却又自豪地告诉我：三年以后我们又会有一个比这个大三倍的购物中心，尽管迪拜常住人口不过一百二十万，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外国人。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看来几乎都可以想到“一千零一夜”，当地人自豪地告诉我：迪拜可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个世界其实就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去规划，中国人或许要有一点敢于“天方夜谭”的精神，例如世界杯足球的申办。
卡塔尔已经提出，他们可以建造完全的室内足球场，以解决温度太高的难题，而且他们是非常认真地提出方案的，绝不是玩笑。而我们已经失去了2022年的最好时机，下一届就只能争办2030年了。
金钱有了，视野就更显得重要。
耐心是美德
（2010年5月）
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报道：五一刚过的几天，上海世博会有一天只有七万人参观，媒体马上开始评论：七千万人的目标恐怕达不到了，谁想两天后就超过了每天三十万；
国奥队第一场和德国俱乐部踢了个1∶6，于是马上又是一顿猛烈的抨击。也是两天之后，同样的两支球队又踢成了3∶1，于是媒体无语；
今年连续发生了一些校园伤害之后，媒体又马上找出了典型：某学校开始教小学生功夫！殊不知八九岁的孩子即使成了武林高手又如何？
登入网络、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这种只能看一会儿的报道比比皆是。
进入到小康社会之后，人们表达意见的愿望是无法阻挡的，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国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但是同样也得到证明的是：这些表达往往不够全面，往往只能昙花一现。这不是发表者的错误，而是社会的原因。因为从贫穷到小康，特别这个过程是在短时间完成的社会里，到处都显露着浮躁。你不可以简单地说这种浮躁是对是错，因为它毕竟存在着，而存在就表明了一定程度的合理。
但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中坚力量，他们一定不应该因为普遍的存在而忽略了雄图大略。在这群人里，制定方略的官员和影响舆论的记者尤为重要。
在中国的体育界里面，这两类人的力量尤其强大，在许多时候强大到了超过了这个行业的主体——运动员和教练员以及他们构成的体育比赛。这是因为：
一、中国的体育比赛大多只是行政机构和官员的附着物而不是体育本体；
二、因此中国的体育界里很少看到像雅凯、穆里尼奥那样有个性的教练，也就很少敢于天马行空的球员；
三、由于本体的不重要，所以相当多的报道者把目光转到了赛场之外，体育记者也成了狗仔队。
久而久之，观众和读者也就习惯了把体育当成娱乐新闻来看。
于是，体育里面的精神和力量没有了，本来应该存在的令人心灵震撼的东西越来越弱化。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读到过二三十年前像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吗？读到过像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写字的人已经没有时间去调查，因为读者失去了兴趣。因为全社会弥漫着的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浮躁！
胜与负，就和爱与死一样，是永恒的话题，因此就不要把它当成快餐；也因此，比赛者、报道者、管理者、组织者都应该有更多的耐心。
我知道这不容易。
打倒“双轨制”
（2010年6月）
记得在南勇刚刚上任时，我们有过一次谈话。他告诉我：“我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个中心主任！对于中超联赛我也没有办法。”说话时眼中流露出一种无奈。我无语，但是这句话在我的印象中存留了许久。如果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对于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的话，这个部门的前途堪忧；但是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主管，面对自己主管的项目是这么的沮丧，那说明管理这个项目的体制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南勇进去了。看着对他的报道，我总是想起二十多年前我这辈人曾经听到和谈论的一些事情，例如走后门、倒卖批文、走私以及能够开上一辆走私车时的炫耀。如果那个时候有现在这样的媒体平台和开放态度，也会暴露出许多故事。现在已经“上位”的人们，相当一部分得益于那个时候的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的社会条件之一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出现的双轨制。
双轨制就是一边是市场的自由价格和规则，另一边是计划的控制价格和指令性调拨。如果某个人正好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渠道，那他就可以用计划的价格购买，用市场的价格出售，差价就是利润。在那个时期，双轨制并不是罪恶，而是国家经济总量还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过渡，也是掌管着经济大权的政府人员既要符合国家开放大势，又实在不愿意或者不放心大权旁落的一种无奈举动。双轨制的根本就是利用权力在市场中赢利，它虽是一种无奈的过渡，但是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边缘财富”和对于权力的依恋情结，这种依恋一直延续至今。
去年一个经常提到的词是“地王”，人们用越来越高的地价或是诠释或是抱怨越来越高的房价。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由于土地的完全市场化，我们再没有听到过去那种开发商和官员们寻租的故事，因为市场拒绝暗箱操作，市场需要公平。
任何社会都有腐败，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市场发达的国家和行业里面，腐败的事情就是要少一些，至少不会像拎着编织袋送钱那么明目张胆；而越是权力对经营影响大的国家和行业，权钱交易就越明显。
中国经济实际上和过去的欧美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原始积累时的不择手段到逐渐的规范，因为如果没有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国整体的持续发展将得不到保证。只不过与欧美相比我们的发展快得多，因此这种原始积累的弊端还没有完全去掉，甚至在一些行业里面还刚刚开始。
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