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远交近攻”战略的传播缘起
从上述简要的历史事实叙述中，可以看出“远交近攻”战略在大秦帝国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成功之处这一战略思想事实上也广为后辈的各国战略家、外交家所用。在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范雎的“远交近攻”实际上是从苏秦的“合纵”和张仪的“连横”策略发展而来，而苏秦和张仪都是出自鬼谷子的门下《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合纵”与“连横”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两种不同战略取向，这才是“远交近攻”谋略的思想源头和传播缘起。
由于这段历史事实距今已经较为久远，本书只能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进行论证分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苏秦和张仪都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代表。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各国之间的混战局面错综复杂。处在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在这一时期，一批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娴熟且善于辞令的说客应运而生，史书上称之为“纵横家”。
根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以权变之术和雄辩智慧周旋于各国之间，其言其行被描写得惟妙惟肖。例如，张仪曾被楚相诬陷“盗璧”，拷打了几百下。张仪始终没有承认，只好释放了他。他的妻子说：“唉！您要是不读书游说，又何至于受此屈辱呢？”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舌头还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史记·张仪列传》原文为：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舌头是张仪的谋生工具和生存武器，工具在武器在，就可以无忧。
事实上，张仪后来进入政坛，他的舌头的确发挥了威力。舌头是信息传播的器官，通过话语的方式传播政治信息，以利害关系打动对手，以战略威慑吓阻对手，以战略利诱让对手割地求和。例如，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派遣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的蒲阳，降服了它。张仪趁机又劝说秦王把它归还魏国，而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做人质。张仪又趁机劝说魏王道：“秦国对待魏国如此地宽厚，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魏国因此就把上郡、少梁献给秦国，用以答谢秦惠王《史记·张仪列传》原文为：“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这只是《史记》中记载的张仪第一次推销连横策略获得成功，获得秦相的职位；之后，这样的记载还很多，如张仪“说魏事秦”、“一欺楚怀王”、“再欺楚怀王”等故事。
张仪的“连横”策略的一系列成功案例，对于秦国后来制定出“远交近攻”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在制定这一战略过程中，传播不仅是一种思想上的交流学习、切磋对话，还为丰富完善战略起到信息补充、质证、修正的作用，传播本身在纵横家那里简直就是一种战略实施的手段。难怪张仪当年，只要保住舌头，哪怕被拷打几百下也不在乎！
从《彼得一世遗嘱》看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传承
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传统与彼得大帝的政治遗产密切相关，仔细分析俄罗斯历史上的战争行为及其国家战略文化传承的演变过程，对于深刻分析国家战略在“传播与国运兴衰复杂系统”中的作用，有重要的参考比较价值。
彼得一世（1672-1725），也被尊称为“大帝”，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沙皇，马克思曾称他“雄才大略”。彼得一世在其执政时期（1689-1725），大力推行了效仿欧洲强国的改革之路，使当时在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相当落后的俄罗斯，取得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在他去世之日，一份长篇的遗嘱开始在欧洲流传。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在各国史学界也莫衷一是。虽然俄国/苏联官方口头上始终表示这个《彼得一世遗嘱》是伪造的，然而，很多历史事实证明了文本所陈述的内容例如：后辈沙皇发动的历次战争所采取的战略及步骤有的符合《彼得一世遗嘱》的说法，如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嫁入俄国的日耳曼公主，符合第六条说法，因此，这份文本依然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尽管有研究文献（李际均，2002）是基于军事扩张战略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会让人误以为它是纯粹的军事战略，其实不尽然。仔细阅读完这份遗嘱文本，它描绘的并不简单的就是一个军事作战计划，而是一个国家战略的远景蓝图。其文本的第一、二、三条，分别是全局性战略、人才战略和外交战略。第六条把王子的联姻作为政治外交一个基本战略，第七条基本是贸易战略。其余部分的9条，则基本都是军事扩张战略。在这些战略中，也大致提供了具体实施的方法、手段和策略，有的是大胆直白的推断，有的是毫无顾忌的权术，有的还假想了战略意图没有达成后的后续策略。总体看下来，其逻辑性非常严密和完整，不得不叹服其进攻性的战略意图非常强悍！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这份遗嘱，还不得不分析遗嘱的开头部分，它是以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口吻进行宣告的，是不容质疑的，具有一种天然合理的正当性，利用宗教权威获得其扩张的法理依据。例如：“俄罗斯人民负有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的使命，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再如：“朕认为，即将来临的北方对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正如上帝曾以同样方式安排野蛮人的入侵以促使罗马民族获得新生一样。”并且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俄罗斯比作青年、回流的尼罗河水、大海潮水，相应地，把欧洲比作老年、土地、堤岸，具有很强的鼓动力和煽动性。联系到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这样，我们就能够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整个遗嘱，形成首尾呼应、一脉相连的气势，雄心勃勃，溢于言表。
从历史的事实角度看，彼得一世改变了之前的沙皇进行军事扩张的某种盲动性和局部性特征，把俄国推上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战略扩张的道路，而且他的目标是称霸欧洲。彼得一世的遗嘱，尽管它不可能成为其事业继承者套用的万能“公式”，但是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种文本参照，我们能在彼得一世后的俄国一系列战争行径中看到某种战略思维、战略文化的传承性。
从《德皇雄图秘著》看德国的国家战略传承
德国国家战略特别是其军事扩张战略的文化传承历史，留给人类的教训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德意志民族产生过马克思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等著名的哲学家，其思想的深刻性给世界以启迪；也产生了克劳塞维茨这样卓越的军事理论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
在德国历史上的普鲁士学派，为德国军事扩张战略提供了思想的源泉。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达尔曼（1785—1860）极力主张学术须为政治服务，并宣称：“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后继者特赖奇克（1834—1896）是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从自由派立场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他曾露骨地宣扬铁血政策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
正是通过“铁血政策”，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彻底结束了德国的分裂状态；此后，从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俾斯麦的国家战略思维特点是实行均势战略，在各个欧洲大国的战略夹缝中保持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巩固军事扩张的成果，他成功地运用类似大秦帝国的“远交近攻”的谋略，联奥制俄，联俄奥制英，联英制法。可以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战略扩张，是有限度的扩张，还没有脱离冷静计算，保持在周边大国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其后的威廉二世则把这种扩张主义发展成为战略野心，他的战略构想完整地体现在《德皇雄图秘著》孔夫子旧书网在网上拍卖《德皇雄图秘著》，系杭州光华编译社民国五年十月初版。书原名为《朕之作战》，是威廉二世之口授记录，本不欲公布，据云为法国间谍盗出。不久，译为日文出版。该书的译者表示：“意在警醒国民。”中。
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谓空前绝后。他的这套战略计划破坏了俾斯麦通过政治外交和有限军事扩张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战略基础。1890年3月，曾经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被威廉二世革职。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威廉二世的战略计划是如何狂妄，但是其理论基础更为荒谬，更具危险性，不讲道义、不择手段，这为后世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主义埋下了种子。威廉二世提出了诸如黄祸论、人种优越论、帝权神授论等作为其扩张战略的法理基础。他“告诫陆海军决勿以合乎正义与否为念，决勿以悖于人道与否为虑”，“无论其人为战斗员或非战斗员概予杀戮可也，至杀戮之方法，更可从心所欲，恣意而为”，“尽所有之方法与手段将敌人屠戮净尽，务使其靡有孑遗而后已”。
阿道夫·希特勒在战略思维上继承威廉二世的衣钵。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奋斗》称：“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国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边界不过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罢了。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许多土地，不见得永远能守之不失，这不过表明强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强力，才能获得权力。”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希特勒还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煽动种族狂热，作为凝聚德国人的精神支柱，把大批的犹太人赶进了集中营和焚烧炉。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的军事入侵过程可以看到《德皇雄图秘著》的影子，甚至战争初期的战略图谋与威廉二世如出一辙，甚至其初期发展还相当顺利；不过，最终，希特勒还是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历史证明其战略遭到彻底失败希特勒的彻底失败，当然不仅仅是在战略问题上的失败，在道义上，法西斯主义反人类的行径必然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必然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田中奏折》等看日本的国家战略传承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思想和国家政策由来已久，这与日本武士道文化和军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的版本变迁演化过程桃太郎的故事在《传播与国民性格》一章中已经有详细的讨论和分析。中，就折射出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战略文化的特征与传统。从明朝以来，倭寇就在中国沿海地区，频频无端袭扰和屠杀当地居民，掠夺财物，中国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曾成功地将倭寇阻击在国门之外。155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但都被彻底粉碎。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然而，晚年的福泽谕吉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佐藤信渊1823年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据此“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1874年，日本实施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串在其1880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这些行径背后表明日本的“强兵富国”国家战略实质上具有一种野蛮扩张的侵略性。后来，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部，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进入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入侵的战略准备。在这个背景下，广为流传的《田中奏折》出台，把日本图谋侵略扩张的战略意图展露无遗。尽管对这份文本，有人坚持认为是伪造，但是，还是有不少主流学者认为其是真实存在的例如，2005年9月3日军事科学院军史所抗战研究组研究员刘庭华大校做客《国防论坛》与网民朋友进在线交流时，就表示：“中国的史学界和日本的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