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战期间的国际传播（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传播学者较为关注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传播首次被运用到战争动员与战争宣传中。国际传播所展现出来的影响力已经显现出来。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与战争动员曾做过精彩的评价。
一战期间，英国建立了影响公众舆论的发达的官方宣传机构，印制了数百万的海报、传单、小册子、明信片和邮票等印刷媒介，制作了幻灯、电影。英国还向报纸和通讯社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广告。参战人员努力将敌人的反面形象设法传送给本国的公众，刊登“凶恶德国兵”的“残暴故事”。鉴于当时美国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英国对美国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拉拢态度。而德国则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美国宣传，“强化、粉饰德国，削弱、丑化敌人，以使美国对战争保持中立态度。”这些政治宣传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心理具有显著的作用。
为阻止德国对外传播，英国成功地切断了德国的电缆，破坏了德国与其属地以及美国之间的通讯，从而可以“支配美国人对战争的想法”。此外，英国摧毁了德国的无线电站，利用无线电搜集战争情报，指挥军队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思想及军事计划”。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设立了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设置了无线电服务处、外国新闻局和外国影片局。在美国参战后，CPI发挥了重要的国际传播作用。
（三）一战后至二战的国际传播（1918-1945）
一战结束后，世界局势进入缓和期，而在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国际传播系统得到重视，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第一是国际广播台在战争宣传中的兴起。荷兰于1927年首先开办国际广播，用20多种语言进行对外传播。1929年，苏联开始固定的对外广播，被认为是第一个利用广播从事“政治意识形态”活动的国家。1926年苏联运用无线电来反对罗马尼亚。紧接着，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国纷纷开展针对国外受众的国际广播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传播的战争宣传与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33年，纳粹德国开始发动“广播大战”，采用外语对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北美洲广播。到1938年，纳粹德国的国际广播节目时数增加到5124小时。之后，意大利于1935年加入广播大战。英国政府对此进行回应，193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外语广播。到1929年夏天，全球有25个国家用外语从事国际广播。与欧洲的广播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同，美国的广播多为商业电台。1927年美国的《无线电广播法》把无线电规定为商业性企业单位，这就形成了美国体制。直到1942年，美国海外政治宣传开始，以11个私人短波电台对欧洲播出美国之音（VOA）的节目。1942年6月，美国政府成立战时新闻局，为应对战争局势不断发动政治战。
第二是国际传播设施的整合。英国邮政局与马可尼公司之间为了争夺电缆的赢利而竞争。双方在争夺中建立起英国的广播传送新格局，并导致英国有线和无线公司的建立。马可尼公司合并成电缆与无线电有限公司，在全世界32个国家建立了180多个广播电台。英国占据国际传播的世界霸权，获得了丰厚的海外商业利润。法国、德国和美国不甘落后，与英国争夺传播霸权。美国和法国进行了越洋无线电声音传送的合作开发。1919年美国成立“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发展无线电来避免对英国海底电缆的依赖。来自各国政府的支持加速和扩大了无线电的使用，从军事领域向商业领域拓展。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马可尼公司、法国的无线电报总公司、德国的无线电报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掌控着全世界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
第三是国际传播管理规则的进一步完善。1932年，无线电的管理组织——国际电报联盟建立，之后设立了电话咨询委员会和电报咨询委员会来管理和协调国际无线电通讯。美国1920年主办了第一次国际传播会议，世界上除苏联外的所有大国都签订了国际无线电报协议及其管理规则，如采取措施消除国际传播服务之间的互相干扰。1925年，国际无线电话联盟（Union Internatinale de Radiophonie）在日内瓦成立，制订了分配广播频率的日内瓦计划。
这一阶段，传播学开始发展起来。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发表《舆论学》（Public Opinion），研究国家机构对于公众意见的操纵。新闻通讯社之间竞争激烈，少数几家通讯社已经控制了全球的新闻，关于新闻流通不平衡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
（四）冷战期间的国际传播（1945-1990）
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开始到苏联解体之前，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同盟分裂为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这一时期的国际传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1948年通过《史密斯—门德法案》，使建立常设的对外宣传部门成为合法。美国政府出资针对东欧建立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针对苏联建立了“自由广播电台”，对德国占领区建立了广播电台。除了建立电台传播外，美国还通过图书、研讨会、展览、电影以及科学研究项目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
苏联的对外广播宣传不甘示弱，其宣传的对象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塔斯社和莫斯科广播电台成为推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莫斯科广播电台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电台，曾用84种语言对外广播。为了反对西方的宣传，苏联还对自由欧洲广播、自由广播电台等进行干扰。
这一时期，除了美苏争霸时的冷战宣传外，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对外宣传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英国BBC号称为“公共广播”，主张新闻的平衡，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好评并拥有较高的收听率。法国的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德国之声等电台都参与了冷战中的宣传。
二战结束后，大众传播媒介与信息流动在全球严重失衡。超级大国依靠自身先进的科技能力和经济优势掌控着全世界大部分媒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对当时世界的信息传播秩序不满，利用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
在美苏冷战的同时，国际传播技术得到迅速提升，卫星电视的出现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以及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大了国际传播的范围，改变了以印刷媒介和声音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并直接推动了卫星电视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使得全球电视受众同步接受信息成为可能。1978年，42个国家10亿人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了世界杯足球赛。20世纪70年代一批重大通信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冷战初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化和宣传化偏向，把国际传播推动到经济和政治共同起作用的时期。国际传播中的经济利益上升到与政治利益同等重要的程度。
二、国际传播的现实状况
冷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传播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这使得国际传播的参与主体、传播渠道、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跨国传媒集团整合全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模糊了国界的概念。今天的国际传播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宣传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明显的不同，它更加复杂，呈现出诸多变化。但总的说来，国际传播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仍然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传播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升级必然会对传播本身产生影响。冷战结束以后，传播界最显要的发展莫过于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传播全球化向广度、深度全面发展。
第一是数字技术的革命。1990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成功地把图像、文字、声音和视频等用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处理的0和1进行转换。这种技术使得不同媒介的内容都能够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形式表达和传播。数字化处理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传输多种信息形式，增加了传输容量，节省了传输时间，降低了传输费用。
第二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化技术实现之后，计算机语言能够将电信、电子数据、音像视听产品等结合在一起，并使用多种终端设备接收，形成了多媒体装置。多媒体技术全面革新了人类以单一渠道传送单一形态信息的方法，在一个多媒体装置上可以进行电话、电视、数据处理等多项活动，实现了媒介形态的融合。
在多媒体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连接独立终端之间的网络技术应运而生。包括卫星广播网络、电缆和光纤网络直至国际互联网的诞生，将全世界分散的网络组成了全球性的互联网络。国际互联网可以使得个人、社会团体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地方或国家与其他个人、社会团体取得联系，彻底改变了大众传媒一对多的、单一的传播模式，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剧烈的冲击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崛起，这使得国际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手段更加多样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效果更加复杂化。新的媒介的出现会改变旧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际交往方式，并促进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权力中心的转移。新的电子媒介打破了旧的时空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从而使人们重新体验昔日部落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整个世界似乎浓缩成为一个“地球村”。如今，“地球村”的设想正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二）国际传播的新媒体环境
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改变了国际传播的环境。
首先，从受众的角度看，传统媒体受众向互联网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新媒体使受众不再被动受制于传播者提供的信息，可以自己去寻找并获取感兴趣的信息，得到多样化、便捷化的信息服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3.84亿人，较2008年增长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22.6%提升到28.9%，互联网普及率在稳步上升。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受众呈现出衰减的趋势，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其次，从技术层面看，新媒体采用了数字化的制作传输手段，传播中介简洁化、传播终端移动化、传播范围广泛化、传播时效迅速化，并且为不同形态的信息提供了融合的技术平台。从当前的媒介技术水平来看，新旧媒体的融合（包括传播介质的融合、传播内容的融合以及传播行为体的融合等）是最主要的趋势。
又次，从传播形态看，传统媒体“广播式”的传播方式向分众“窄播”发展，以单向的信息流动向互动的双向的信息流动发展。由于传播形态的改变，以前以媒介组织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失去了中心。新的传播形态对于新媒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最后，从传播的经济层面看，数字化的媒体制作、传播、展现方式为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提供了相互之间融合的接口，从而使得它们有可能在同一个平台之上互相利用彼此的信息资源，达到共享的目的。正是由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个信息产生多种价值的传播产品，并充分整合运用各种传播途径，从而达到传播覆盖的最大化、产品差异的最大化以及平均成本的最小化，扩大了传播行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由此可见，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以传统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支撑的国际传播面临新的问题。传播者和受众的多元、信息的复杂和易得使得各种声音发生激烈冲撞，没有人或组织能够控制媒体来操控舆论，受众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单一的信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国际传播很可能被技术先进者垄断和控制，但这种垄断已经远远达不到传统媒体时期的传播效果了。
（三）跨国传媒集团的国际传播功能突显
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媒介权力是社会权力结构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分，掌控传媒就等于掌控了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甚至支配权。相比于一般性的跨国公司，跨国传媒公司由于拥有雄厚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庞大的新闻传播机构，是国际传播的更为直接的推动者。20世纪末，电子媒体、卫星、网络等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全面推广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传媒管制的取消，全球传媒市场的控制权便掌握在为数不多的跨国传媒集团手中，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跨国传媒集团迅速兴起，几乎覆盖了传媒业、出版业、娱乐业等所有的文化产业领域。它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使其成为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并左右社会公共生活的舆论导向。
跨国传媒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传播的主体，又是传播的手段，集传播的主客体双重身份于一身，因而兼具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递，因而其本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主权国家、超国家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他跨国公司及个人等所有其他国际传播行为体传递信息的通道和载体，因而成为了充当传播手段的客体。因此，跨国传媒公司在国家传播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来通过貌似“客观”的报道和描述对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由跨国传媒集团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模式，信息流量以及与信息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传播出现了全球化传播的新态势。在跨国传媒公司的带领下，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正在融进一个由国际传播体系所构筑的公共活动空间中，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并与“跨国传媒”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全球公共领域”。在“全球公共领域”的构建中，跨国传媒集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甚至超过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必须考虑国际传播所带来的“全球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因此，跨国传媒集团在通过建立“全球公共领域”促进国际社会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