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之后发生的“9·11”事件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同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如出一辙，一如既往地对有利于美国的方面进行过度阐释，以至于现在美国媒体自己都承认在这一危机事件中，美国社会和媒体作出了过度的反应。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在近些年的每一次冲突中，美国总是能弄清楚对手的邪恶意图，但却大大地夸大了对手的实力。上世纪80年代，我们认为苏联正在扩张其实力和影响力，但当时苏联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崩溃边缘。上世纪90年代，我们确定萨达姆·侯赛因拥有核武器，实际上，他的工厂可能只有生产肥皂的能力。这次的错误更具破坏性。对美国人的心灵和美国的体系而言，‘9·11’事件是一次冲击。因此，我们反应过度了。”在对“9·11”事件的“过度反应”中，新闻媒体的“过度阐释”难辞其咎。由于美国手握全世界最强有力的传播机构，因此，在对这次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必然呈现出一边倒的“过度阐释”现象，实现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正确”，使人们同情美国，痛恨本·拉登和塔利班，以致现在就连美国媒体自己都认为这种反应是“过度”了。
即便不是美国的媒体，在对因“9·11”事件而起的一连串国际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时，同样受到利益的影响而出现相应的“意指偏向”。仍然以标榜客观、公正、平衡的英国媒体BBC在“9·11”事件之后不久即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中所做的报道为例：
BBC在喀布尔的报道与前面讲到的香港回归报道一样，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才能领会其微妙之处的文本。在这则报道中，BBC对于美军的滥炸、误炸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怒，但又只能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地离开”；同时，镜头前的记者又对不再有那么多“恐怖”的塔利班出现而感到庆幸。显然，这条报道对交战的双方（美国和塔利班）都持否定的态度，这正是其“平衡”之处，也正好反映了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作为美国“盟友”的真实心态。这样的报道与BBC在香港回归报道中的表现一样，如果单看一条新闻，会觉得客观、公正、平衡，但如果结合这条报道出现的时机、语境、国家利益、其他报道的内容等因素来看，就会明白这家媒体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站在镜头前的记者在向什么方向进行“过度阐释”。
三、偏向矫正与视阈融合
用传统的传播观念来看，过度报道与过度阐释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好像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但经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应该已经明白，过度的报道与阐释恰恰是国际危机传播的常态。用阐释学的观念来看，在阐释过程中发生的“意指偏向”再正常不过了。伽达默尔说：“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世界的本来面目也许就是这样，并不存在那么多合乎理想的事物，不正常才是常态。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世界的丰富性，也才能理解国际危机传播的复杂与多元。
那么，对这种“过度”的常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呢？是选择对这种“过度”行为听之任之，还是对它进行有意识的矫正？显然，我们能够选择的只能是后者。正如航行在海面上的一艘大船一样，航行的方向总是受到不同水流的影响而发生偏离，船员们要做的正是不断矫正航行的偏向，使得大船向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行。
在这方面，宗教社会学者马丁·布伯的学说与实践非常有助于人们在应对国际危机事件时向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思考和行动。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其学说对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被视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马丁·布伯将其哲学思想积极付诸实践，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希特勒上台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纳粹主义与振兴德国犹太人精神力量的工作中，成为犹太人的精神领袖。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后，他又着力用他“关系”思想中的精华来调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呼吁双方建立和睦关系。尤其意味深长的是，1965年当他在耶路撒冷逝世时，阿拉伯学生联盟竟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向这位犹太人表示无限的尊敬。
马丁·布伯的思想被后世称为“关系”哲学，“对话”和“相遇”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布伯眼里，真正的传播应该是人在找寻自我的途中，不间断地与他人发生对话式的传播关系。”“在对话中，我们既理解了他人，也重新理解了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种正常对话的心理，传播就会沦为一个人的独白。”用阐释学的观点来看，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精神对话实际上与伽达默尔所说的“视阈融合”暗相契合，它们都指向“真正的理解”。
有学者详细分解了在“对话”和“视阈融合”精神指引下的理解过程：首先，在与文本相遇时，理解者已经拥有由他的成见所决定的视阈，并从这视阈出发对文本的意义有一种预期，而文本也有它自己的视阈，这两个视阈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尚不为理解者所知；第二，理解过程一旦开始，由于两个视阈之间必有的差异，彼此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这时理解者便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筹划一个不同于他的视阈的文本的视阈；第三，当他这样做时，他仍是通过他的视阈去区别和筹划文本的视阈的，所以，在区别和筹划的同时，他已把他自己的视阈带入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阈中了，而这又意味着把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阈带入他自己的视阈中了。因此，理解的结果必是两个视阈的融合，被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必定为文本和理解者所共有，其间的界限事实上不可明确区分。而且，宏观地看，视阈融合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过程。一方面，文本的视阈向理解者开放着，它通过效果历史影响着理解者的成见和视阈。另一方面，理解者的视阈也向文本开放着，他把自己的理解加入进效果历史从而影响着文本的视阈。在这个循环中，两者的视阈不断融合和扩大，而这也就是文本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对话”的精神与视阈融合的观念尤其适用于国际危机传播领域的阐释实践。马丁·布伯本人在巴勒斯坦调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实践，就是这种精神和观念在国际危机中发挥作用的最直接表现。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巴以冲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纠葛最为复杂也最难解决的国际危机事件，马丁·布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对话”精神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方面的指引力。尽管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必然因主体利益在阐释过程中发生偏向，但如果参与阐释过程的各方都能够遵照“对话”精神的指引，在对文本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视阈融合”，那么，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在阐释过程中就会少一些歧义和偏向，国与国之间也就走向真正的相互理解之途。
显然，走向“真正的理解”的道路并非坦途，实现“对话”和“视阈融合”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国际危机传播的主体和读者在阐释过程中作出“超出自我需要”（马丁·布伯语）的长期努力。要到达这一境界、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媒体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在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和阐释过程中能够较为平衡地呈现多方的声音，使自己成为马丁·布伯所说的“居间者”，而不是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仅仅为国家利益鼓噪，使已经紧张的国际关系更加剑拔弩张。
近年来半岛电视台的兴起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以这家电视台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为例。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伊拉克战争后，各大电视媒体都以长时间直播的方式进行报道，使这场战争成为“直播的战争”。与美、英等国的媒体在报道中一边倒的“过度阐释”相比，半岛电视台在这次重大国际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要公正、平衡得多。这家电视台提供了来自各方的声音，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声音与阿拉伯世界声音的“对话”，从而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尊敬，也使得这家中东小国的电视台成为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声音。
在对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中国媒体同样也表现出了较为理性和适合的姿态，在这次重大国际危机事件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其中，中央电视台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在重大事件的直播报道上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凤凰卫视，更重要的是，央视的直播报道较多关注普通民众受到的战争影响，使得中国观众的视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拉克平民的视阈实现融合，从而使人同情平民，厌恶战争。与英美等国的直播报道相比，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更为符合视阈融合的原则。这次直播中水均益在巴格达的现场连线报道也因此获得了当年中国新闻奖直播类的一等奖。
在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中，中国记者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超脱的态度，主要关注普通民众在这次战争中受到的创伤，客观上是由于中国在这次国际危机事件中与交战双方都没有直接的利益牵连，中国记者在对事件进行报道时才能够较为客观和公正。而记者在报道的过程中选择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谴责发动战争的双方，则是在理解和阐释这一事件时自觉作出的合理选择和有益于事态解决的努力。
尽管中国媒体在世界舆论中的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的媒体相比还较小，但只要像这次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一样，秉持中立、“对话”的观念，努力实现视阈的融合，随着中国力量的和平崛起，中国媒体就能在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不断放大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为国际危机事件的解决提供越来越多的和谐因素和力量。
从根源上讲，在国际危机事件中，本章讨论的阐释与过度阐释行为主要都因利益而产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情形在新闻生产社会学者看来也是如此，他们早已指出，国际新闻生产的本质是国内化、本地化的，最终是国家化的，它受到权力结构、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制约。国际危机事件中各种复杂的要素关系和利益牵连，必然对国际危机传播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国际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文本的作者和读者都能像马丁·布伯和伽达默尔等人所倡导的那样，能够超越本国利益的需要，用“对话”的思想来主导自己的传播行为，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实现视阈融合，存小异，求大同，那么就能转危为机，化硝烟于无形，国与国之间就能避免因危机事件而波澜四起，避免受到更多次生危机的危害，从而走向国际传播的和谐之境。
思考题：
1.国际危机传播在阐释过程中分为哪些层面，相对应的文本属性又是怎样的？
2.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过度报道将会产生哪些方面的次生危机？
3.怎样理解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过度阐释问题？
4.怎样才能在国际危机传播的过程中达成视阈融合，实现求同存异的和谐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