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事件的国际性预警
如果通观国际危机的报道、评述及其中的议程设置，不难发现，哪怕再及时跟进，媒介组织所做的仍然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工作。在大部分情况下，危机并不会因传播而逆转或消失。于是，国际危机传播活动的社会价值更是在一种动态、持续性的框架中得以实现。举例来说，这次在这个区域发生的政局动荡（如2009年泰国“红衫军”大游行）、武装冲突（如2001年阿富汗战争）、重大污染（如2010年匈牙利铝厂有毒废水泄露）等危机事件被披露、被报道，可以对今后在另一个区域发生的同类事件的应对起到一种预警效果，甚至可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除此之外，对于危机事件的国际性（或区域性）预警，不但是媒介组织“对危机负责”，也是其“对社会负责”的一种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在此必须引入“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吉登斯则进一步指出，“风险社会不仅仅表现为社会中风险的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们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
“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该如何做到？一般来说，风险被看做“损失的可能性”，而危机则是“已经明确发生的损失”。由此，风险是前期形态，危机是后期表现。于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媒介组织对于危机事件的预警，也就是在“风险社会”的视角中对处于前期形态的风险情境做负责任的传播（“对社会负责”），避免作为后期表现的危机的发生。
（四）危机背后的世界观塑造
参与国际危机传播的媒介组织也在相关的信息生产活动中融入了世界观的表达与塑造。诚然，这种表达与塑造在很多时候是隐性的、潜在的，但在传播活动中却往往能够“润物细无声”。那么，对于我国的媒介组织，特别是有一定实力与影响力的媒介组织而言，在世界观的隐性传播中应该怎么做呢？在此，提出两个对策性建议。
第一，认清当前的现实状况，加强与外埠的交流、合作。毕竟中国过去参与国际传媒活动较少，中外同行之间以及中国传媒与外国受众之间的互相理解也不多。一般的了解做不到，更别提世界观的塑造了。因此，我国的媒介组织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强与各国媒体、受众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纠正外界，特别是国外新闻界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偏见——先输出可以被接受的“事实”，然后再输出可以被接受的“世界观”。
第二，利用汉语的传播优势，形成广泛的“华语传播圈”。这是因为“汉语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台、港、澳地区外，还包括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使海内外华人的联系与互动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趋活跃。中国国际传播机构应关注和重视海外华人报刊和华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加强与它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一个‘华文传播圈’。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还不可能被世界广泛认同之时，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由华语地区逐步走向世界应是可行而有效的快捷方式之一”。
第二节 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机制
国际危机传播的主体与载体是各级各类的媒介组织。接下来，在一定的社会—媒介情境以及历史格局当中，让我们走近乃至走进这些媒介组织，一起探求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机制。
首先，对生产机制（production mechanism）做一简要剖析。所谓生产机制，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在进行生产活动时相互作用着的过程和方法。这里所说的过程，是由一种方法论指引的过程，在其中有一定的社会理解力与媒介观念在发生作用；而这里所说的方法，则是一种在过程中起作用的方法，是一种“被运作”的方法而非“被理论”的方法。
其次，为什么要走近或走进媒介组织去探究其对于国际危机的生产机制？科特在《媒介组织与产制》一书中特别提到，“进行分析的研究者，常常只是借由文本的内容分析，就指出关于产制可能的解释、动机或原因；所有的立论根据，只不过是对文本分析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论点大做文章。若我们想了解，为何媒介采取某些呈现的形式，又为何媒介论述中从未出现某些人、事物，就不能只依赖媒介内容的解读，无论那些分析多么精细，方法论又有多么严谨”。因此，结合（但不限于）媒介组织中实务知识（craft knowledge）的观念、过程分析，是一种恰切的中层理路。
一、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观念
国际危机成就了多个媒介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有CNN、半岛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等电视机构。为什么电视机构容易被国际危机所成就？这和它们的视听传播冲击力分不开，也和现场直播、卫星连线、SNG技术的发展有关联。在此，以CNN、半岛电视台与凤凰卫视为案例，对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观念做一阐释。
（一）CNN的国际危机生产观念
CNN（Cable News Network）已创办30年（1980年至今），作为世界上第一家开办24小时新闻频道的电视公司，它在1991年初通过海湾战争报道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一战成名”。但是，任何的成功都不是偶然，也非一蹴而就。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阶段，特纳已经有意识地引领CNN在若干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危机事件中“攻城略地”，比如里根总统被刺（1981年）、英阿马岛战争（1982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1986年）、旧金山地震（1989年）、柏林墙倒塌（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89年）等。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特纳与他的CNN对国际危机传播如此之敏感？可能CNN的组织文化与生产观念可以给出一个贴近而本质化的解释。这一解释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有关四方面的解释，引号内部分：
“一，对新闻的使命。新闻是CNN的核心，CNN的新闻是提供给全球市场的全球性产品；它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重写了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使得历史演进有所不同。”比如在海湾战争的报道中，CNN的业者曾有过这样的言说：“沙特阿拉伯的部长对我们而言，就像生活在底特律的人一样重要。”
“二，立基于真实生活。我们了解真实生活：付钱买单的观众就是老板，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我们就无法经营下去。财富不会从天而降，而我们的钱也会花在刀口上。我们敢花钱，必要时亦会砸下重金，但是只愿花费在能为我们观众增加价值的事物上；我们必须贴近观众——我们不能决定观众应该看什么的节目。”这就是说，除了对危机事件主角的关注之外，CNN特别强调了观众的决定权，这在当时有着明显的开创性。而在经费的问题上，一般来说，国际危机传播是一项高投入但不一定高产出的媒介生产活动。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报道一条中东地区的热点新闻，仅记者的差旅费就相当于美国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开销。可是，CNN却愿下血本；而在如此慷慨的同时，在CNN内部，从老板到一线记者却又很吝啬（每件事都纳入成本核算），更不会出现挣外快、借公司名头捞油水的现象。
“三，开拓者与异议分子。我们是开拓者——我们的成功来自于我们的冒险精神，因为我们懂得把握时机，做事情的方法独树一帜。我们不受限于既有的产业思维；只要我们坚守原则，未来也不足为惧。”正是因为独树一帜的观念与追求在起作用，CNN成为一家勇于冒险、热爱挑战的电视机构，各区域、各类型的国际危机也成为其一试身手的最佳机会。
“四，局外人与弱势者。我们并非主流，我们也打算继续维持现状。我们非正统的崛起方式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刺激我们不能输的决心；激烈的竞争能确保我们处于这样的优势。”因为总部在亚特兰大，而非纽约、华盛顿，所以CNN自创台起就生成一种文化自卑（culture inferiority）情结。可是，也正如中国成语所说，哀兵必胜。在这间电视机构中，弥漫着“做就是了”的观念。当有了想法时，经过上级的许可，业者可以马上去做，不过不会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去做。
基于上述的组织文化与生产观念，我们才看到今天在国际事件现场施展“十八般武艺”腾挪跌宕的CNN。
（二）半岛电视台的国际危机生产观念
1996年成立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被称为“海湾的CNN”。拉登，这位可能是全球最有名的危机人物曾接受过半岛电视台的采访。这一事件为全球关注，也成为其影响力扩张的重要事件。那么，这样一家以“意见与异见”为宗旨的阿拉伯区域电视台是如何走向国际舞台的（半岛英文台是全球三大英文24小时新闻频道之一，另两家是BBC世界频道和CNN国际台）？它的国际危机生产观念又是什么？
第一，生产观念的主体是生产者。为什么半岛电视台也能征服西方的电视观众？那是因为“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编辑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们学习了BBC和其他西方新闻广播电视台的工作方式。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西方人所能接受的，正如他们播报新闻、采访专家、开展电视辩论、引入现场热线等方式都是在仿照BBC和CNN。当CNN购买他们的节目进行播放的时候，受众很舒服地接受了这一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半岛电视台业者）的宝贵之处在于站在阿拉伯立场上，像一个西方记者那样思考”。
第二，独立策划危机事件的议程乃至新闻用语。比如，对典型的恐怖主义危机事件进行报道，基本上是半岛电视台的一道“招牌菜”。但也正如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舍赫鲁尔所说的，“到目前，半岛电视台不允许使用‘恐怖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只说‘所谓恐怖主义’。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在内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义——什么叫‘恐怖主义’”。此类在危机报道生产中的细节体现出半岛电视台特有的观念与价值。
第三，我们往往注意到的是半岛电视台对于西方传播界的突破，但其实，它对于阿拉伯传播界的突破也必须予以重视。因为，在这种突破背后体现出一种生产观念的进步。的确，虽然区域与国际性危机频发，但阿拉伯地区的政府官员们曾长期习惯于CNN、BBC的采访与报道。“在半岛电视台问世之前，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播放的多是无聊乏味的娱乐节目和对当地政府无害的新闻与谈话节目。阿拉伯政府电视台都是播音员坐在屏幕前声音低沉单调地念那些政府领导迎来送往和开会的新闻稿，听来让人昏昏欲睡。”半岛电视台打破了这一沉闷的局面，并且与所在国卡塔尔政府达成一个文字性条约：虽然你们给我钱，但是你们不能干预我们的新闻理念。正是基于此，半岛电视台成为近年来各类中东危机事件的“代言人”与“传声筒”。相关政策、战略研究人士在关注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与评论的同时，也都会借鉴半岛电视台的立场，听听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
（三）凤凰卫视的国际危机生产观念
成立于1996年的凤凰卫视被称为“全球华人的CNN”。它的组织宗旨是“拉近全球华人距离”。这一宗旨是整间公司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得以运转的基础，是其获取跨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保障，也是其在华语乃至全球传媒之林立足并赢得观众的标榜。这是凤凰卫视面对广义的制度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品牌姿态与文化宣导。这种姿态与宣导的反复强化，使得一个带有光环的角色成长起来。并且，凤凰卫视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3年）、别斯兰事件、“非典”疫情、舟曲地震等危机事件中的卓越表现，传递了“锵锵和鸣”的传媒声音。那么，它在进行国际危机传播活动时，又有哪些生产观念在背后作支撑呢？
相较于它的光环，凤凰卫视的“弱势文化”具有更为坚实的支撑力。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媒介环境约束与组织局限性当中，适当地“克服对大规模的迷信，强调小规模的优越性”，展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之潜力与能量。而凤凰卫视的这种“弱势文化”其实与CNN生产观念中的核心概念类似，甚至刘长乐之于凤凰卫视与泰德·特纳之于CNN所扮演的角色都异常相近。
同时，凤凰卫视的业者较普遍认为“我们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我们把媒体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而已”。所以，面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国际危机报道，凤凰卫视一直采纳集中力量的“指挥部”模式。在生产观念层面，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整合节目资源。凡大事，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对知名主持人、记者的调配使用，由管理层直接协调、拍板；二，整合公司资源。技术、广告、公共关系、人力等部门的协调，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减少上下环节，避免互相扯皮；三，保证与当事国和本国高层的沟通，便于把握尺度。
除了有“指挥部”的统一调集，凤凰卫视的业者在具体的国际危机报道中还体现了如下的新闻生产观念：一，第一时间。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时，资讯台的编辑从不起眼的外电广播文字稿中获知消息，马上要求主播进行口播，然后通知身在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立即赶赴现场。二，第一现场。凤凰卫视新闻部有一支七人组的“新闻别动队”，随时赶赴全球危机事件的现场。三，信息完整。不曲解删减、不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尽可能为危机事件增加必要的背景介绍，帮助受众了解历史情况。四，声音多元。反对单一消息源和单一观点。而且，凤凰卫视与FOX、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媒体的良好合作关系也确保了其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可能。五，重视直播。“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3年）等直播使凤凰卫视的影响力得以积累。六，国际视野。凤凰卫视强调为全球华人提供资讯服务，新闻取材着眼全球，且具有开放、开阔的国际化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