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生活在同一世界，并处于很好的信息交流状态中，也还是存在话语体系的差异。还是以中医和西医为例。同一个病，在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出血。中医说是伤寒，西医说是“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不同？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所操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察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是从外表望着像是如此”（梁涑溟，2000，p.37）。
由此我们明白了，医学话语是综合了医学言语、医学语言，人们对这些医学言语和医学语言的感觉，人们（包括医生）对医学言语、语言和感觉的积累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积累，不同程度进入了人们潜意识状态的一种机制，它永远处于一种开放和发展的动态之中，它因为专业而具有自己的语言，因为发展和动态而不断充实自己的言语，因为信息的极端不对称而拥有权力——“因为机制和权力而成为话语，并反映着社会的变迁”（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
由此我们可以举一反三，“茶道”、“体育”、“政治”、“中餐”、“西餐”、“中医”、“西医”……都是一套套别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各自的内部机制和权力。当这些分支话语被收编到“文化话语”大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奇妙的组合。比如，当我们说“东方文化”的时候，往往可以轻松列举出这些话语组合：“茶道”、“阴历”、“中餐”、“中医”、“武术”、“唐装”、“道教”、“中国古乐”、“儒家”、“汉语”等等；当我们说“西方文化”的时候，是这样的话语组合：“咖啡”、“公历”（或者西历）、“西餐”、“西医”、“西装”、“基督教”、“西洋乐”、“英语（法语、德语等等）”等等。而当那些自然接受并长期浸润于这些不同文明组合的人坐到一起的时候，对一些涉及双方的文化问题得出迥异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食物原料，在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历经时间，演化出中餐和西餐两种文化；中医和西医所蕴含的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身体各个器官的关系等概念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面对同样的病人，处理手法往往迥异。由此我们看到前文所谈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当主体（包括个体和机构）面对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以及文化冲突的时候，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出了问题，甚至觉得对方是如此不可理喻，对这种“争论”理解的关键路经是逐层退回到各自的文化话语组合里面，找到各自话语组合的文明构件，审视官方文件和大众文化中对于其他文化的特定表达方式；最根本性的解决路径，是探索形成这样文化话语的机理和过程——最终退回到各自文明本身，审读文明的构成要素和关系纽带，解决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尤其需要有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2.何谓话语
对什么是话语，以及话语的诸多定义，我在《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姜飞，2005）一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语源考古。在这里我想再强调说明的是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在运用话语这个术语时的意义和角度对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对福柯来说，某种话语即是对社会知识的稳定限定（strongly bounded）的领域，是使这个世界得以为人所知的系统性的阐述。其关键特征即是，世界并非是简单地“在那儿”被“说”着的世界，而是通过话语本身世界才得以存在。（The key feature of this is that the world is not simply‘there’to be talked about，rather，it is through discourse itself that the world is brought into being.）也正是这种话语，使说者和听者、作家和读者对他们自己、彼此的关系和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有所理解。它是组织社会存在和社会再生产的一套复杂的符号和实践体系。（it is the‘complex of signs and practices which organises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reproduction’.）（Ashcroft，1999，p.73）
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把话语的运用从语言学层面引申到文化层面。同时，这种文化层面上所探讨的话语，通过福柯的论述，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表达和言说的层面，而进入到文化深层的实质——话语作为世界得以存在的客观要件，以及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的符号体系。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则用所谓“亚当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符号体系的实质。卡西尔认为，自从言语的“巴别塔”倒塌后，对它的追求并没有结束。“即使在现代，人也仍然深深地向往着那人类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的黄金时代。他回顾他的原始状态就像回顾失去的伊甸乐园一样。”如此也就表明了人类一个古老的梦想——“要建立一种亚当的语言——人类最早祖先的‘真正’语言，一种不仅是由约定俗成的记号所组成，而且正是表达了万物的本性与本质的语言”（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1985，p.166）。
由此角度将话语理论引入文化理论，则要探讨的就是人们在简单的、日常性的对语言的言说过程中，如何体现着使用该语言的人群以及所辐射的人群背后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文化本性或本质，并使这种言说的语言和言说者存在的世界发展变化。而将话语理论引入传播研究，并试图为传播学寻找、创建属于自己的内生话语系统，就是要透过传媒日常言语的言说表象和过程，在发现和整理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化合来自其他各个学科对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所作的努力，建构起属于或完全属于传播学自身的代表一定时期的学科言说体系，在吸取中建构，在建构中延伸，在延伸中提升，为传播学培育一个学科起点，为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创设一个牌位。
因此，在对“话语”的界定上，我倾向于认可这样的描述，即，采纳“话语”这一术语进行所谓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时，我主要是指“以某种跨学科的方式对（媒介）文本结构进行研究，并考虑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特征，从而确定意义，将概念群加以浓缩，形成术语化的操作规则。”那么，媒介话语的研究目标将为传播学勾勒、形成某种术语化的操作规则；同时，使得传播领域之外的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媒介，把握媒介内生的话语系统，运用它实现文化建设的目标。
3.话语研究：传播学内生话语系统
对媒介话语进行研究并确立传播学的内生话语系统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代表性的著作也有了很多。诸如Roger Fowler的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托伊恩·A·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等等，均直接涉足媒介话语。国内学者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尝试从修辞学角度进入媒介话语的研究，爱德华·W.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肖小穗的《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等则将媒介话语的文化意义运用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进行充分探讨。米哈伊尔·苏波特尼克的《言语行为哲学：语言的精神衬托与日常性》以及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威廉·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为媒介话语的哲学探讨奠定了语言学和言语哲学的基础。国内语言学家朱德熙的《语法讲义》、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陈原的《社会语言学》都为媒介话语的研究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同时，由上述可知，本书中，媒介话语和迪克所界定的不一样。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中，对“新闻话语”是这样界定的：“新闻话语是对过去所发生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事件的报道”（托伊恩·A.梵·迪克，2003，P.5）。从本书的研究方法来说，作者是将新闻媒介的“表达”（暂且用这样一个词来代表他们的活动内容）从媒介言语、媒介语言和媒介话语三个层面来分析的。迪克的分析，从本书的角度来说，是对媒介言语和媒介语言的分析；迪克的新闻话语即是这样的内容。而此书所论媒介话语，既包括语言符号传播，也包括非语言符号传播，即，媒介非语言话语。媒介话语旨在通过传者的独特作用以及传者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再现受者无法独立完成的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媒介话语的本体性就在于它与客观事实的联系。同时，媒介话语的本体性还说明，话语本身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话语在行为、判断、知觉上的不自足性），而是一个控制其他又受其他控制的场。
迪克对新闻话语的研究，所遵循的还是传统的新闻研究结构，从诸如“新闻制作、新闻结构、新闻理解”三个角度来谈新闻话语。不能不说的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把他有关新闻话语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很稳妥地放置好，在那里闪着光芒。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媒介话语不是新闻研究自身的一种自然“变乱”，而是一种看待、进行新闻研究的崭新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媒介的思想、活动都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层面被研究、被展现，由此带来新的、深层的思考。而迪克将这种视角四平八稳地隐藏在了传统的视角之内，有的就只有闪光的点，而把这种视角所隐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淡而化之了。
再从传播现实来看媒介话语的研究，大众传媒创造、因为大众传媒的诞生而涌现的用来描述时代的词汇，如不同角度的探照灯，帮助我们理解传播媒介这个新的文明要素介入文化生产的轨迹。自从传媒产生以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增加了哪些新的语汇？并且，由这些新的语汇所辐射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包括改变、延伸、创新等等？这些新的词汇已经融入现实生活并起着特殊的作用，从各个词语都可以反映一定的动作、影响、思想和生活方式。
新型媒介的产生，必然性地要求某种对应的语言来表达回应。从语言学的一般规律来看，当新事物在社会知识领域里从来没有过的时候，需要创造一种新词，此时，“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则是必然的选择。比如对最新的交通工具飞机，名称很多，“飞房”、“风船”、“铁鹰”、“天上火车”（罗常培，2004，p.16）等。“报纸”亦然——报道消息的纸张。其他还有类似的“新闻纸”、“消息纸”。“电视”——通电后即可视的画面。“广播”——通过电波广为传播。“网络”——网状的联络。其他还有“伊妹儿”、“上网”、“短信”、“比特”等等。
这些新词汇和它们所代表的新的意义反映了现实生活日新月异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新的词汇创造并补充进我们的语言，逐渐流行并使其愈加丰富的同时，就像文化的楔子，楔入了铁板的传统，重新构造词语的逻辑和语法，进而构造新的话语和意义，就是某种新的思想土壤的铺就。比如传播研究领域的概念“受众”，则是对于“人”多重研究中因为媒体的诞生而出现的新角色，因为大众传播而开启的对于受众的研究，延伸和丰富了、丰富着关于人的研究；比如“伊妹儿”（email），代表着因为网络新兴传播科技的诞生对于人际交往模式的革命性变革，蕴含或者寄托在这个术语上的历史文化意涵的深厚，当下人懂得，后来人修史也无法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