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似乎生活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这就是狂欢节特殊的存在性质。巴赫金认为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节日就是罗马的农神节。
狂欢节上最主要的仪式就是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这一仪式通过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节的庆典活动中。在节庆活动中，接受加冕的人不是国王，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或小丑。他们身穿帝王的服装，头戴帝王的冠冕，手持象征帝王权力的宝物，完成加冕仪式。在随后的脱冕仪式中，人们脱掉他们身上的帝王服装，摘掉他们头上的冠冕，夺走他们手中的权力象征物。此外，他们还被讥笑、殴打。狂欢节中还有各种礼仪，如换装礼节、交换礼品等。狂欢节中的礼仪形式被巴赫金常用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场景。
从上面对狂欢节仪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狂欢节体现出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颠覆性和平等性。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时代，在所有的官方节日和宗教节日中，都不能偏离社会的和宗教的等级秩序，不能脱离日常生活的轨迹。相反，这些节日只能将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固定化”：
官方节日有时甚至违背节日的观念，肯定整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即现有的等级、现有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与官方节日和宗教节日完全不同的是，狂欢节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制度中的阶级、宗教区分，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颠覆了现有社会的等级制度，暂时形成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局面。在狂欢节的仪式上，人们之间不论等级、财产、地位、宗教、年龄，都可以自由地交谈、自由地表演、自由地狂欢，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得以形成。
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因此，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常规的生活，是“翻了个儿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这就是狂欢节的颠覆性和平等性。巴赫金用了三个词语用来表示这种平等性：“亲昵”、“俯就”和“粗鄙”。
狂欢节取消了一切禁令，包括等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畏惧、恭敬、仰慕等社会现象。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这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姿态的亲昵、语言的亲昵。人与人之间的亲昵颠覆了一切社会等级和宗教关系，颠覆了一切权力关系和金钱关系。
与亲昵相连接的另一种关系，巴赫金用了“俯就”一词来表示。在狂欢仪式上，被等级世界隔离的一切关系又开始互相接触，互相联合。
“狂欢式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定下婚约，结成一体。”巴赫金用“粗鄙”一词来表示狂欢式的冒渎不敬和污言秽语：在狂欢节中，一切神圣的文字成为被模仿、被讥讽的对象，圣贤箴言失去了市场，代之而起的是“粗鄙”的语言和行为。
这个全民参与的狂欢活动的核心，代表着一种精神：“交替与变更的精神和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仪式的颠覆性象征着破坏一切等级观念，更新一切旧有习惯。死亡和消逝意味着新生和重现。
这种双重本质是狂欢式的基本思想。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菲斯克快感理论和受众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菲斯克认为，“电视最赤裸裸地为观众提供了狂欢节冒犯式的身体快感”，并用狂欢理论来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摔跤节目，从而指出了观众获得快感的方式。
综上所述，福柯论述了权力的广泛性、长久性和下层性，德赛都探讨了对权力的抵制方法和抵制策略，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从狂欢节的仪式和狂欢式的生活出发，论述了对特权进行颠覆的方式。这些权力理论都从不同程度上对菲斯克权力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权力的平民性、下层性、颠覆性等特征都体现在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和受众理论中，特别是菲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创造以及受众抵抗性和颠覆性的论述中。
第五节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评价与思考
菲斯克的受众理论一经提出，迅速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节在国内外学者的评价中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对这些意见进行归纳和梳理，从中探讨菲斯克受众理论的建设性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予以讨论。
一、国外学者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质疑
在国外学者当中，吉姆·麦克桂根（Jim Mc Guigan）堪称对菲斯克理论提出质疑的代表人物。麦克桂根称菲斯克是一个“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
在有关电视“文化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论述中，菲斯克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认为“文化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化产品在金融经济中的运行需要的是它的标准化和同质化，而在文化经济中的运行需要的是产品的多样化和异质化。
麦克桂根认为电视理论应该同时从经济和符号两个层面上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多元互动，同时关注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影响受众解读的各种社会因素。麦克桂根批评菲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只不过是“在其最差状况时的简单转换”：
菲斯克只是导出了大众文化批评在其最差状况时的简单转换，因而使电视研究只是成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多多少少地专注于“通俗读物”，受到无明显保留的欢迎，而从不去想通俗读物会带来“进步”之外的其他作用的可能。在菲斯克关于电视制度的论述中，没有论及广播的公共服务和自由市场原则之间的联系，麦克桂根认为这是一种对电视理解和批评的“令人悲痛的疏漏”。随后，麦克桂根指出，尽管菲斯克没有论及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运行原则，但是，事实上，菲斯克所提到的“符号学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至上”的理念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尽管菲斯克所用了大量例证没有体现出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民主”的消费。例如，菲斯克提出，面对庞大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体系，受众作为消费者总是试图“逃避”和“抵制”文化产品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采用各种战术生产出自己的意义。麦克桂根批评菲斯克用大量的例证没有标明消费者的创造性，反而表达了消费者的负面形象：将较低的价格标签改换到价格较高的衣服上，然后出示给出纳员；先试穿夹克衫，然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走。这些形象没有证明作为意义生产者的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而表现出“狡猾的消费者”的形象。
麦克桂根认为在电视研究中，应该同时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他批评菲斯克的电视研究缺少了社会背景研究、经济体制研究、生产制作研究等多种要素，而是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角落之中”。这个狭窄的角落就是“观众赋权、快乐和‘通俗辨别’的主题”。麦克桂根称之为英国文化民粹主义的最新轨线——“新修正主义”。最后，麦克桂根指出，菲斯克的这种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造成了文化研究“无关价值”、文化研究“一无是处”的假象。
尼克·史蒂文森从正反两方面对菲斯克的受众研究给与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菲斯克提出了受众的解读过程是创造性的工作，还对弱者的规避性和抵抗性战术进行了肯定。同时，尼克·史蒂文森着重指出了菲斯克理论中的缺陷，并对此提出了质疑：
（1）史蒂文森认为菲斯克的理论对构建象征性接受的诸种机构不够注意。根据史蒂文森对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理解，受众可以不用区分阶级结构、经济状况、社会机构等，就可以象征性地创造“弱者之间的联盟”，从而与权力机构对抗。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受众接触文化产品的机会和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物质上的不平等必然造成文化接受机会和接受能力的不平等。这一观点对菲斯克快乐的、民主的受众观提出了质疑。
（2）菲斯克的论点否定了意识形态功能。菲斯克把大众文化解读为抵抗的场所，从而排斥了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在史蒂文森看来，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阶层，不可能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那么，文化必然会携带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受众不可能对其完全置之不理。菲斯克过分强调了受众的抵抗情绪和抵制能力，因而忽视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批评大众文化。所以，史蒂文森认为菲斯克“只会重视较为狭窄的文化实践面”，而忽视了宏观的视角。
（3）菲斯克对通俗文本的观点没有包含对实际内容的任何具体考察。尽管菲斯克符号学的背景赋予他解读通俗文本的能力，然而菲斯克没有对通俗文本进行详细的、具体的分析，史蒂文森认为这会“危及他对通俗文化内容的更具印象主义的观点”，难免让人怀疑他对通俗文化及其受众解读理论的可靠性。
（4）菲斯克认为，权力集团的文化主要关注权力阶层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而远离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因此，菲斯克提出增加政治上的通俗文本，以取代严肃性报刊。只有这样，受众才可以对各种政治事件发表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种“多元论和参与性的文化”。史蒂文森批评菲斯克的论点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在史蒂文森看来，在公共领域中确实存在着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策略，使统治阶层的意识得到实现。但是，多元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一种民主的参与形式才能得到保障。在史蒂文森看来，民主和权力缺一不可。
（5）史蒂文森认为菲斯克总是以自己对通俗样式的体验来取代受众的解读。例如，菲斯克对麦当娜和通俗报刊的分析，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系统的调查或访谈，只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进行想象式批评。
道格拉斯·凯尔纳、戈尔丁、默多克和尼古拉斯·加恩海姆等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菲斯克的媒介理论过于关注受众的创造性和抵抗性，而忽视了文本的生产研究和流通研究。他们认为，这样一种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远离了文本生产、流通、消费这一过程的源头，从而降低了批判力度。
瑞典德隆大学传播学者彼得·达尔格伦对这些批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主要批评意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他有时过于夸大受众的解释自由以及媒介文本的多义性范围；第二，他过于强调对霸权的“反抗”，尽管对流行节目的不同解释在逻辑上也包含着霸权。例如，根据菲斯克的受众理论，受众变得“超级活跃”，“过度沉迷”于创造意义的娱乐之中。彼得·达尔格伦质疑在菲斯克的受众理论中受众对电视节目不同解读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解读中的差异能否造成社会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反抗。尽管他认为菲斯克的观点“有些过激”，但是，承认这种观点还是“有成效的”，现在看来“还有可取之处”，主要问题是“一个修正‘过激’的问题”。
二、国内学者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评价
与国外学者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评价相比，国内学者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大部分国内学者通过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介绍、梳理、分析以及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该理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肯定了该理论的价值。
中国学者陈龙从两个方面肯定了菲斯克对电视文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电视的功能观和受众的观念。他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菲斯克的“行吟诗人”电视功能观，并指出了电视和行吟诗人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
首先，行吟诗人和电视都从受众的文化需要出发，制造出“看似新鲜，实是司空见惯的货色”，以此建构社会的共识和普遍的观念。
其次，电视和行吟诗人都占据着时代文化的中心。由于电视语言的通俗化和行吟诗人语言的口语化，二者都发展成为通俗易懂的、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行吟诗人和电视所叙述的内容都与受众有关，因此都能牢牢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最后，行吟诗人和电视的功能都与神话的塑造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