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奇（Hodge）和特里普（Tripp）对儿童受众的反抗性和积极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认为，孩子们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斗争，巧妙地规避了节目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含义，并从自己的社会体验中得出意义。他们以一部有关女子监狱的肥皂剧《囚犯》为例，证实了受众的抵抗性解读，并分析了他们进行抵抗性解读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很受孩子喜爱的这部肥皂剧以女子监狱为背景，描述了狱中生活。研究人员观看肥皂剧后发现，狱中生活和孩子们的生活竟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囚犯被关在牢房里，而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囚犯与囚犯之间被分隔开来，学生与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囚犯的劳动是被动的，学生的学习也不是自愿的；囚犯对于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反抗能力，而学生对不公平的老师也毫无办法；囚犯可能会由于狱警的原因成为受害者，学生也可能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囚犯中拉帮结伙，学生中也有团伙和领头人；囚犯对无理规定和要求不满，试图提出抗议，学生也会如此。通过对肥皂剧的文本分析，并结合实际状况可以看出，监狱生活和学校生活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于是，霍奇和特里普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这个节目。通过讨论，他们发现，学生们收看肥皂剧后，就会对号入座，联想到自己在学校的类似体验。
菲斯克认为，《囚犯》的年轻受众规避了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教化、规劝、警策等意义，对节目进行了抵抗性解读，从而“激活”了文本中潜在的意义，并生产出快感：
《囚犯》丰富了澳大利亚学校学生的语言，向他们提供了一套具有完整内涵、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变体的文化，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在学校的体验思考问题，得出适合他们社会利益的学校概念，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无助状况，向他们提供理解这种状况的积极方法。由此可见，学生们把自己对《囚犯》的抵抗性解读带入对学校的审视中，从而对学校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和片面理解：学校的纪律让他们失去了自由、教师的管理对他们造成了约束、学校的作业成了强加给自己的任务。节目播出后，有些教师发现，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更严重。这就证明了学生把对《囚犯》的抵抗性解读和自己的社会处境联系在一起，用来理解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对文本的多义性理论以及受众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抵抗性理论分析中，菲斯克通过对“文本层次”的分析和“生产者式文本”概念的界定论证了文本的多义性，通过对受众主体性的解读为受众的创造性和抵抗性研究打开了空间。在研究受众对媒介产品的解读模式中，菲斯克站在平民的立场，强调了大众文化的下层性和平民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抵抗性解读，从而凸显了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文本的多义性成为受众创造意义的前提条件，并为受众抵抗解读能力的施展创造了空间。受众的主体地位如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就会采取文本为受众构建的主体地位；反之受众就会在解读文本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自觉地构建文本的含义，甚至采取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立场，对媒介产品进行抵抗性解读。菲斯克的受众理论过于强调了“符号的民主”和“受众的自由”，因而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质疑。
第三节菲斯克受众理论的文化解读实践
2004年9月，林长治的一本《Q版语文》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封面上醒目地标有“全国重点幼稚园小班优秀教材”和“全球神经康复医院推荐读物”字样。《Q版语文》拿《孔乙己》（改为了《孔甲乙》）、《小马过河》、《狼来了》、《愚公移山》、《牛郎织女》、《荷塘月色》、《背影》这些故事来幽默，把这些富有教育意义的经典课文改编成滑稽搞笑的故事。在作品中，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司马光搬起大石头砸缸，救出的却是圣诞老人、天蓬元帅、青蛙王子、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等，孔甲乙因“偷了何家的光盘”而被痛打，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蔺相如能腌制一手好吃的咸菜。
《Q版语文》上市不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最终，在上市三个月后，出版社接到了停止发行、销售《Q版语文》的书面通知。这一现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主要观点有三种：以学生、白领阶层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该书有趣味性、幽默性和创新性，不仅能使他们缓解学习和工作的压力，而且也能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以家长和教育界人士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把这些富有教育意义的经典课文改编成滑稽搞笑、荒诞低俗的故事，无疑是对文化的糟践、对经典的亵渎，会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不利。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折中主义者认为《Q版语文》的流行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现有的主流文化，但它只能是一种亚文化，不可能取代主流文化，所以不必担心。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从20世纪末以来，以“大话”为形式、搞笑为目的对传统文学经典进行改写，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时尚。陶东风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话文化”：“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他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用娱乐的方式、结合时下的流行元素对经典进行改编。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开了大话文化的先河；《水煮三国》、《麻辣水浒》、《沙僧日记》等图书相继出现在书店销售排行榜上；《Q版语文》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Q版语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将以此为例从创作方式、创作过程和创作结果三个方面讨论菲斯克受众理论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创作方式：戏仿、拼贴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域是一个永远处于斗争状态的场所：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被支配阶级进行协商和谈判，并不断吸纳被支配阶级的文化形式；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也通过这种斗争的方式，不断地进入到主流文化当中，迫使支配阶级妥协和让步：“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永远在‘谈判’之中，永远在接纳新的成分”。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采用了“权且利用”的战术，对经典进行戏拟地改写，从而躲避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规避了道德说教，消解了原文中的思想内涵，冒犯了神圣和权威，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并在斗争和创造中产生快感。然而，改写后的文章躲避了原文的道德观念，从而削弱了原文的思想深度，减少了对心灵的震撼力。
根据陶东风的观点，“‘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
在《Q版语文》中，作者采用了戏拟和拼贴等方式，把传统的经典故事改编成幽默风趣的文章。
戏仿（parody）：《牛津英语大词典》对“parody”这一词条作了如下两个解释：一是指导致了滑稽效果的模仿（imitation），可以用于诗（verse）或文（prose），也可用于戏剧或音乐剧；另一种含义是指拙劣的模仿。《Q版语文》中的三十一篇文章都采用了模仿的方式。在课文《司马光砸缸》中，作者模仿了经典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而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司马光砸缸，救出的却是圣诞老人、天蓬元帅、青蛙王子、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等，而真正该救的人却没在缸里。这一结局既滑稽搞笑，又消解了经典原作中包含的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课文《孔甲乙》通过对经典文章《孔乙己》的戏拟和模仿，塑造了一个迂腐、清高、可怜又可悲的人物形象。该形象除了给主人公增加了时代的元素和特色外，基本保持了原文中的风貌。这种模仿方式消解了原文背后的美学秩序和道德秩序，将传统抛之脑后。
拼贴（pastiche）：把毫无关系的各种元素随意拼凑在一起的创作手法。拼贴是《Q版语文》中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作者打乱了原文中的时空秩序和道德秩序，将毫不相干的元素拼凑在一起，产生滑稽的效果。
（一）经典和时髦词汇的拼贴
在文章中，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古代人物，他们口中的语言却不乏“新新人物”的词汇，如“东东”、“翘辫子”、“秀逗”等口语词、“886”、“MM”、“TMD”等网络语言以及“cool”、“oh，yeah”、“faint”等外来词。
（二）经典和流行词汇的拼贴
在作品中，作者大量运用了流行电影、电视节目中的台词和流行歌曲中的歌词，使读者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三只小猪》中猪妈妈要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对孩子们说：“这是上天安排的，上天安排是最大的，没办法的。”《老爸的背影》中的老爸边跨月台边唱道：“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三）毫无关联的拼贴《将相和》中的蔺相如和蔺氏咸菜的发明人集于一身；三只小猪拥有了绿色风力发电机；孔甲乙和计算机、编程联系在了一起；范进中了吃馒头大奖；渔夫打鱼打上来洗衣机；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签约演员。作者把这些毫无关联的人物和事件拼贴在一起，增强了文章的幽默效果。
（四）其他形式的拼贴
作者把跟帖这种网络形式和经典联系起来，如第二课《一件难忘的小事》中，作者在文章的后面加了十个跟帖。同时，作者在文章中加入了天津、东北等各地方言，如第四课《老爸的背影》中，红袖章说：“你知道介是嘛地方吗？介是铁道！不是你家大马路！违反交通规则了你知道不？”大众用戏拟、拼贴等方式创造的大话文化使传统经典文化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和嘲讽，从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家长和教育界人士对此表现出忧虑和担心，而学生们则欢欣鼓舞。这是一场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经典文化遭到了来自下层的反抗。
二、创作过程：对文化霸权的争夺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域是一个永远处于斗争状态的场所，社会各阶层为了争夺文化霸权，不断进行协商、谈判和斗争。教育界人士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对《Q版语文》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精英文化是时代的代表，有深刻的内涵，在文化领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鲁迅的文章《孔乙己》描写了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所代表的是落魄的知识分子与当时社会的冲突，代表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代表的是清朝末期的整个时代；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小女孩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通过对父亲给儿子送行的场景的描述，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和儿子对父亲的怀念，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文章还通过描写作者家庭的不幸，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军阀割据、百姓受苦的社会现实。
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不仅使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受到了艺术的熏陶，而且对他们认识历史、了解过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些教育界人士主张对经典采取顶礼膜拜的态度——逐字逐句地背诵。这是否是学习经典的最佳方式姑且不论，却反映了人们对主流文化的推崇与维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产生经典文化的土壤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主流文化遇到了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教育界人士一如既往传播、灌输经典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向主流和权威提出挑战，有些人采用了以吸收和利用为手段的“拿来主义”策略，对经典进行改编和加工。以《老爸的背影》为例，作者借用了《背影》的结构，并增加了搞笑的内容。作者将原文中的“父亲”改写成了时髦的称呼“老爸”，从而消解了原文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的严肃感。此外，作者在内容上增加了大量搞笑的细节：在文章的开头关于作者祖母死因的一段对话中，作者用了“睡觉睡死的”、“八十岁的时候还能玩单臂大回旋”等调侃的语言消解了对死亡这一事件的伤感情绪。爸爸被罚款这一细节的描写，把无厘头的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权且利用”的战术，对经典进行戏拟地改写，躲避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规避了道德说教，从而消解了原文中的思想内涵。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并在创造斗争中产生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