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权主义社会，少数人的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实现了统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高级文化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文学的某些重要概念、重要形象及其命运将表明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如何清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它们事实上屈从于流行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的俗化趋势。的确，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传统文化的等级次序正逐渐被消解，精英人群独霸话语权的局面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共存与融合。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精英文化不得不脱掉高贵的外衣，走上大众化的道路。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传媒成为整合二者的工具。
马尔库塞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人们对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渴望超过了对高级文化的需求，导致了高雅文化最终走向大众化的趋势，从而使文化产品的娱乐性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
同样，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利维斯主义的影响，也对大众文化和传媒文化持批判的态度。利维斯由于出身于精英阶层，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从某些方面继承了利维斯的观点。
霍加特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文化的用途》中通过对两个时期文化的对比，批判了受美国传媒文化冲击的工人阶级文化。在霍加特的眼中，20世纪30年代是“美好的旧时光”，当时的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充满了活力和乐趣；而到了50年代，由于电影、电视的发展、广告的大量出现和漫画书的流行，年轻人对阅读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对视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偏爱。因此，霍加特认为50年代的文化充满了“腐败堕落”，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使他们成为“意志消沉的一族”和被媒介文化“驯服的奴隶”。
威廉斯和霍加特一样也看到了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的堕落和工人阶级的麻木。威廉斯认为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文化是一种麻醉剂，因而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威廉斯认为大众文化使人腻烦：
难道不正是“大众文化”（像电视之类，而并非足球和马戏）的真正威胁使我们陷入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喜忧参半、不分皂白、从根本上觉得腻烦的反应之中？一切事物、艺术和娱乐的精神可以变得如此标准化，以致我们对任何事物都难有专注的兴趣，而只是无动于衷地接受，同时衍生出柯尔律治所称的“对怠惰的沉湎和对空虚的愤懑”。确切地说，你并非在享受它，也没有专门留心它，仅仅在消磨时间而已。然而，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后来又都在成人教育中对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因此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看到了它进步的一面。霍加特本人也承认，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文化，他主要关注了它的消极方面并对此进行了批判，而忽视了它积极的一面。
上述分析表明，伯明翰学派早期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理论和单向度的文化理论，伯明翰学派看到了文化的堕落和腐败；法兰克福学派揭露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通俗化及其娱乐性和欺骗性，伯明翰学派也看到了文化产品的麻醉功能和消解功能。但是，两个学派代表人物不同的出身背景、家庭环境和生活遭遇，造成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角度和力度并不完全相同。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保护“活生生”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要温和得多。因此，在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打破了关于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分法，把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形式作为分析的重点，更加关注大众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和颠覆。
（三）被动性解读的受众观
关于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接受情况，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做了深入的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产品的欺骗性的分析、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理论和霍加特、威廉斯等人被动、消极的受众观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由于双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他们对工人阶级力量的认识也表现出不同之处。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看做‘原子化的个体”和没有思维能力的“乌合之众”，而伯明翰学派在对工人阶级文化感到失望的同时，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进步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在著作中批判了文化工业的娱乐性本质，并揭露了其欺骗功能。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娱乐功能诱使受众接受媒介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另一方面，文化产品欺骗性的本质使受众对文化产品持信任和期待的态度；文化产品商业性本质决定了文化产品可以廉价出售；而文化产品的一致性和标准化也使受众丧失了挑选和喜恶的余地。因此，人们除了接受文化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之外别无选择。同时，文化生产商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实现了“议程设置”的功能，决定了受众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空间，从而实现了对受众意识形态领域的操控，达到了给受众洗脑的目的。
同样，马尔库塞认为，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人们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从而丧失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统治阶层对宣传工具的占有使文化实现了融合和统一，通过大量宣传手段控制了人们的语言和思想，使人们成为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创造性、丧失反思能力和革命精神的“单向度的”人。
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早期的伯明翰学派也对大众传媒影响下受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电视的逐渐普及，尤其是大量美国文化产品的引进，英国逐渐成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约翰·道克尔在评价《文化的用途》时，指出了从二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文化的堕落以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从过去走向现在，差不多就是一段摩尼教的旅程：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精神的夏天走向冬天，从文化的丰盛走向贫瘠。新的大众传媒靠装模作样讨好工人阶级的价值来操纵工人阶级。霍加特也曾评价这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新的大众出版物、电影、广播和电视（特别是他们的商业化），以及大规模的广告，是在工人阶级之中鼓动一种无意识的统一性，一种高度的被动接受性。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伯明翰学派在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中，揭露了工人阶级在面临文化产品的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和无助，然而，他们没有对文化产品的欺骗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的挖掘。此外，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伯明翰学派始终认为，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应该为反抗社会的不平等、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因此，在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们更加关注了工人阶级受众在大众文化面前表现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上述对两个学派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欧洲主要的批判学派，都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都对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然而由于双方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社会背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因此，双方的受众观也不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