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使“安全”成为一种众所周知的心理需求，他于1943年发表于《心理学评论》的论文《人类动机理论》第一次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这一观点在他的《动机与人格》中继续得到了深入的研究（马斯洛，1987）。需求理论使公众对安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虽然马斯洛的理论从来没有被实验所证明过。马斯洛认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会出现安全需要。由于在健康、正常成人身上，安全需要一般都得到了满足，所以观察儿童或患神经症的成人就最有助于理解这种需要。“儿童心理学家和教师发现，儿童需要一个可以预料的世界。儿童喜欢统一、公平及一定的规律。缺乏这些因素时，他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他喜欢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这一点事实上对发展儿童的适应性很有必要。”（戈布尔，2001：42）
国内的学者邵辉和王凯全编辑出版了《安全心理学》（邵辉，王凯全，2008）但遗憾的是，其研究集中在安全生产层面（该书为“安全工程高级人才培养教材”）对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并不深入。
在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迈尔斯·纽斯顿（Miles Hewstone）所著的最权威、发行量最大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安全也仅出现了一次，而且还只是作为儿童行为异常来研究，没有对安全的社会心理进行深入分析（Miles Hewstone，2005）。
相对而言，《乌合之众》和《群氓时代》通过大众心理学研究，对群体安全作了心理学层面的揭示。所以勒庞的《乌合之众》被称为“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墨顿，2007）。勒庞在这部1895年的著作中指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勒庞，2007：89）。在这段论述中，勒庞把宗教视为排除危险，获得安全的形式。同时，勒庞还认为必须刺激群众的想象力，才能产生安全效果。他用健康传播作为例子，“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0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交通安全中，勒庞认为，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信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的注意方式（勒庞，2007：84）。从勒庞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到早期关于传播与安全的心理研究雏形，虽然勒庞生活的年代远没有诞生传播学，但是他从社会心理的研究中，发现了媒介建构社会现实的特点（和李普曼的虚拟世界观点类似），也发现了安全的重要程度和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公众的注意与想象有关。
勒庞的影响非常深远，塞奇·莫斯科维奇在他的名著《群氓的时代》中认为，群体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就是勒庞《乌合之众》的出版，并在书中用两个章节专门论述，其他部分也随处可见勒庞的影响。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是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莫斯科维奇，2006）。这就使莫斯科维奇所理解和研究的群体心理学与大众传播心理学显得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勒庞是大众心理学的鼻祖，而塔德（又译为塔尔德）的《模仿律》和《传播与社会影响》对传播学影响巨大，特别是后者，已经成为传播学的经典。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理论，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里被称为是三个对传播学产生影响的思想家和欧洲理论基础之一。另两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罗杰斯进一步阐述：“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通过研究相关传播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内心理论；哈罗德·D·拉斯韦尔热心于精神分析的思考；而卡尔·I·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则在弗洛伊德理论那里发现了一个间接的基础（罗杰斯，2002：36）。所以，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群体心理学已经和大众传播心理学非常接近，这也是两者可以有共引文献的重要基础。
莫斯科维奇对于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传播（宣传）与民众的“安全”进行了专门章节的论述。他认为，“交流是民众的镇静剂”（莫斯科维奇，2006；246），交流（传播）具有镇静剂的使人觉得安全和平静的功效。而这一学术成果就是在梳理塔尔德的心理学思想时归纳出来的。“在危机时刻，报纸似乎具有无限的威力，当人们对危险刚刚有所察觉，就开始变成一群焦虑的读者，等待阅读新闻记者对时事的评论”（莫斯科维奇，2006：255）。
美国国会图书馆委托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谁会成为恐怖分子？为什么？》（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1999）深入分析了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心理，对媒介安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惜该成果显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
研究认为，恐怖分子是社会压力的产物，而如何运用正确的心理引导，使潜在的压力分子不会演变为具体采取极端行动的恐怖分子，是心理学家们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大众传媒的正确引导，是使潜在恐怖分子放弃袭击的可能途径之一。
200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恐怖主义心理学》，是心理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最前沿的成果，该书作者邀请了全球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医生就各个专题撰文，包括恐怖分子的心理特征，长短期的受恐怖威胁的心理治疗，恐怖袭击的心理释放反应，恐怖主义压力风险评估与管理，面对恐怖主义的心理恢复，在国家反恐策略中整合医疗、心理和公共卫生资源等，为媒介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安全功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Bruce Bonger，2007）。
第五节社会学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
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吉登斯、布迪厄等都对媒体与安全的问题有过阐述。
在布迪厄的《关于电视》中，对安全问题有间接的涉及，其符号暴力也可以用于媒介安全的研究（布迪厄，2000）。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讨论了军事力量在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谁控制着暴力工具，这种控制的完备程度如何，以及实施这类控制的目标何在，在所有拥有“武装力量”的社会中，均至关重要（吉登斯，1998）。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身份：晚期后现代社会的自我与社会》中再一次论述了安全问题，他指出：世俗对身份和后现代的理解是否拥有特权还存在争议。对于“本体不安全”，个人并没有应变解释权去理解宗教救赎式的深思熟虑的、反射性的反应（Giddens 1991：53）。
《道德恐慌与媒介》是媒介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道德恐慌的归因模式，其中就专门涉及大众媒介。而第九章更是专题论述在道德恐慌中媒介的角色，最后作者以道德恐慌和风险话语作为本书的结论（Critcher，2006）。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所属的华北科技学院教师颜烨所著的《安全社会学》是国内唯一的此类著作，重点研究了与安全相关的社会问题，安全的社会特性与社会功能，安全问题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流派，安全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社会控制，安全主体的社会化过程等（颜烨，2007）。
对21世纪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影响最大的著作首推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社会的危险的核心概念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关系，危险的社会爆发。“是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贝克，2004：175）风险社会理论使媒介安全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
吉登斯和贝克在最近几年甚至认为，风险和自由、民主一样，是一种“普世价值”，风险带来的恐惧和恐慌有着无可比拟的现实价值，可以让社会更团结，人类更加具有共性（富里迪，2005：123）。这种类似霍布斯的早期观点并没能成为当今社会学界对安全与恐惧认识的主流。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犯罪学教授凯斯·斯宾斯（Keith Spence）沿用了贝克风险社会的理论，以论文《世界风险社会与反恐战争》表达了风险社会理论对反恐时代的意义，他指出：国家安全和主权概念在语句上联手建构了反恐战争，这非但不能消除恐怖活动，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紧张和焦虑（Spence，2005）。
美国学者格拉斯纳（Glassner）的《恐惧的文化——美国人为什么害怕错误的事物》一书对他认为的一些美国被（政府和媒体）过高估计的风险提出了批评和质疑（Glassner，1999）。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以后，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他的姊妹篇——由马克·塞格尔（Marc Siegel）博士所著的《错误的警报——关于恐怖流行症的真相》则是对“9·11”以后美国频繁的恐怖袭击警告提出了质疑，内容也涉及了航空安全、健康议题，例如SARS、炭疽热等一系列令人恐怖却从未真正威胁到美国的恐慌事件（Siegel，2005）。
1991年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著名记者、学者苏珊·法鲁迪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考察了女性在后“9·11”媒体报道中的比重，发现了女性在非传统安全话语中的弱势。在2002年的头6个月中，在CBS、福克斯新闻网和NBC的周日对话节目中，75%的时段没有女性出现（福克斯新闻更是达到了83%的时段无女性）。2002年底，报刊高官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29%下跌到26%，女性新闻报刊编辑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25%滑落到20%。而到了2005年，美国媒介公平委员会（FAIR）公布的数据表明，《华盛顿邮报》上女性出现比例占10.4%，《纽约时报》女性占16.9%，都比“9·11”之前一个月的数据22%有所下降（Susan faludi，2007）。
乔姆斯基的《宣传与公共意识》（Propaganda and Public Mind）一书也可以被归入社会学著作，这本访谈集记录了他对美国的媒体和宣传机构的批判与思考，其同样优秀的《媒介控制》（1991）则研究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对公共关系等提出了批评。而《恐怖主义文化》更是由于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联合国大会上推荐而成为热门读本。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乔姆斯基，2006）。联系其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恐怖主义及其文化的论点，美国大众传媒也在其中起了不少消极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系列研究中，更集中对恐怖、恐慌和社会控制的涉猎，而对媒体始终缺乏专门对待，只是在整体研究中有所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