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德早在1997年的《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就曾经指出：“媒介实践和主流新闻源合力打造了一个组织化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能源来自娱乐和选择性的新闻源使用，在产生娱乐导向的利益的同时将人们和他们的有效环境联系起来。”（Altheide 1997）恐惧话语正是媒体这一组织机器的产物。新闻媒体通过提升受众的恐惧感，来延伸自身的使用。换言之，大众传播展示了恐惧话语如何运动。当恐惧被提供给某一种状态以赋予其意义时，恐惧就变得很特殊并且很重要。恐惧会涉及个体与环境情形之间的互动，可以强烈地警示如何应对某种环境或情形，并且最终警示情形自身的状态（Altheide，2002）。事实上，当其成为通用的框架内容的一部分时，恐惧可能是新闻事件报道中最重要的元素。当恐惧被如此使用时，就成为了一种话语（van Dijk，1988）。
话语作为知识的制度重建，包括了“领土、物质客体、人民、规则、格式和技术”，代表自身的基础和解释性的框架工作（Ericson，Haggerty，1997：84）。语言分析和符号权威在解释恐惧话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大众媒体是如何使恐惧成为话语并进行传播的呢？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的底层结构和文化编码的有效理解，是恐惧话语得以通过媒体传播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语言学家福勒（Fowler）导入传播学理论，运用了李普曼曾经使用过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媒体通过对虚拟环境的有效营造，为公众设定了议程，并制造了“刻板印象”。福勒认为：新闻价值，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主体间的精神类别。在决定新闻事件的重要性时，报刊和读者会明确地或含蓄地参考那些在认知心理学或语义学上的概念，如“框架”、“范式”、“刻板印象”、“图表”和“广泛观点”。刻板印象是一种社会化建构的头脑分类，将事件和个体分门别类地储存，从而使这些事件和个体更容易理解。
现在，刻板印象被认为是新闻分类的基本重点，这些分类能够使我们理解想认知的世界。（Fowler，1991）
二、大众传媒建构安全话语
阿什德（Altheide）对恐惧话语的研究并没有使他走得更远，但本研究认为，他几乎已经解决了媒介安全话语的主要问题。正如罗斯福所说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质就是“享受安全的自由”。那么阿什德所研究的大众传媒的“恐惧话语”，结合国际政治学的“安全话语”，就能够理解其实质就是“媒介安全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阿什德论证了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恐惧，并不都是真实、现实的恐惧，有很多的恐惧是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政治目的而营造和建构的，这种建构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这类恐惧就是“恐惧的政治”。恐惧的政治可以通过宣传和各种象征手法来操纵。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例如美国，已经不太会因为匮乏而恐惧，而是领导人、意识形态和政治所宣称的为了保护不失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安全的机会，从而实施的恐惧政治（Altheide，2006：24）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宣称的对恐怖主义的讨伐，无不如此。
媒介话语在营造恐惧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犯罪的报道。政客和国家机器（如警察）经常作为大众传媒的“新闻源”，来提供信息提升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从而为监控、保安、私人侦探等安全行业提供了保护公众甚至拯救公众的商机（Altheide，2006：84）。
三、媒介安全是媒介话语的非传统安全建构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身份建构，主要是建构一个“我”和对“我”产生威胁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容经常被表述为对“我”的威胁。在大众传媒实现非传统安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证实这种威胁是否现实，另一方面如果大众传媒所建构的这种威胁大于现实中存在的威胁，就是媒介恐慌，而大众传媒所建构的这种威胁小于现实中存在的威胁，则是媒介失语。这一内容将在下一章论述。
在此，本研究导入框架（framing）理论，来论述媒介安全是媒介话语的非传统安全建构。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
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照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框架就成为大众传媒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Sullivan，Hartley，Saunders，Montgomery，Fiske，1994：123）。因此，框架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框架理论的创始人戈夫曼（Goffman，E.）认为，框架有助于分类，让框架的使用者对限制在一定范围的事件进行归位、理解、确认与表示，从而实现意义的建构。鉴于此，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黄旦，2005：232）。人们如何获得对现实的反映，如何建构意义，如何规范认知，核心是通过文本或话语，而这些文本和话语在当代社会，主要是由大众传媒生产和实现的。
1981年，美国行为科学家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实验直接证明了框架理论，并论证了框架建构与安全的密切关系。实验中，被实验者需要回答一个和自身的安全态度密切相关的问题，对“突然爆发的、非比寻常的亚洲病毒”的应对方案的安全评价，实验通过针对同一事件使用两种完全相反的框架进行描述，以期判断框架本身（而非事实本身）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决策。一种是相对安全的、积极的框架，即是以“将会获得什么”的方式讲述事件，即以安全的“拯救”为导向；消极的框架则是以“将会损失什么”的方式讲述事件，以不安全的“死亡”为导向。该实验所涉及的问卷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为选择该方案的人数占此框架实验人数的百分比）。
试验
想象一下，美国正在应对一种突然爆发的、非比寻常的亚洲病毒，它有可能导致600人死亡。现在有两个被提议的方案，假如对这二者进行精确的科学的评估，结果如下：
积极的框架：152名人员被试
采用A方案，可以拯救200人。（72%）
采用B方案，1/3的可能是600人全部获救，2/3的可能是无人获救。（28%）
消极的框架：155名人员被试
采用A方案，400人将会死亡。（22%）
采用B方案，1/3的可能是无人死亡，2/3的可能是600人死亡。（78%）
（资料来源：Tversky，Daniel Kahneman，1981）
在此次试验中，虽然所叙述的情况完全相同，但是积极的框架和消极的框架引发了人们较为明显的决策倾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实质是安全感与不安全感的差异。面对积极（安全）的框架，多数参与者选择了比较有把握的方案A；面对消极的（不安全）框架，多数参与者倾向于比较有风险的方案B。
在有可能导致600人死亡的方案中，“可以拯救200人”（安全框架）和“400人将会死亡”（不安全框架），所反映的事实其实是一回事，但在框架的建构中，前者得到了72%的支持，而后者只得到了22%的支持。所以，尽管安全框架与不安全框架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但由于运用框架进行事实建构的话语、文本与态度不同，从而造成了受众的安全感与不安全感的巨大反差。黄旦直接把框架理论所表现的这种建构功能，称为“为社会定调”（黄旦，2005：212）。至于这种定调是定“安全”的调还是定“恐慌”的调，则是由话语决定了，也可以理解为福柯所说的“权力”。可见，和恐慌一样，安全是可以通过话语运用框架进行建构的，而媒介安全则是通过媒介话语进行的非传统安全建构。
用框架理论来研究媒介实践、文化、受众以及媒介生产者的相互作用时，就会十分警惕地防止对涉及传播各个部分的过分割裂（传者、内容、受众），并由此有可能在它们中间架起一座重要的桥梁，为长久以来处于分隔状态的研究打开联系的通道（Pan，Kosicki，2001：8-10）。
首先，安全是一种话语，这已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先行者们所论证，也是当代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成果。其次，大众传媒可以建构媒介话语，这也已经为《作为话语的新闻》作者梵迪克、《媒介话语》的作者费尔克拉夫等一批话语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所证实。再次，阿什德论证了大众传媒可以建构“恐惧话语”，而这种恐惧话语其实质是一种媒介政治话语，因此这类恐惧话语也可以在一定的情形下转变为“安全话语”。最后，根据本书第七章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大众传媒建构“恐惧话语”的路径，同样可以建构“安全话语”。这也被汉森（Lene Hansen）等学者间接论证了。所以，媒介安全是大众传媒建构的话语安全和安全话语，媒介安全在媒介话语的非传统安全建构中得以实现，其实质就是一种非传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