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中俄社会变迁决定着两国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出两国不同历史时期传媒发展的生态。当代中国传媒转型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俄罗斯传媒转型则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与多元化新政。不同的社会转型特点，决定了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差异。本章以中俄社会发展为背景，在对两国传媒发展历史简单回顾的基础上，阐述两国当代传媒转型的宏观轨迹，以期从整体上管窥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
第一节中俄传媒发展的历史回顾
作为世界传媒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均有悠久的传媒发展历史，并形成了各自典型的特征。本书对两国传媒发展的历史回顾，重点不是历史资料的详细描述，而是通过对两国传媒历史发展分期的历时性考察，从宏观上概述两国传媒业早期各阶段发展的特点。
转型前的中国传媒发展，大致可分为唐朝开始到清朝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短暂的资本主义维新与民主革命时期，1911年到1927年的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与大革命时期，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的两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五个阶段。除了新闻业发展历史早，封建官报体制时间长等特点外，由于社会动荡变迁的原因，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可谓曲折多变，纷繁复杂。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外报与国人办报共同催生近代中国新闻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新闻理念，推动新闻事业和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无论是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还是北伐战争、两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家战争不断，不同的政治见解斗争激烈，媒体的战争宣传功能和意识形态斗争功能突出，新闻自由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成为常态，新闻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较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探索和建设成为主要任务。期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建立了报纸、书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传播体系，传媒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围剿，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推进，战争时期确立的新闻传媒的宣传、喉舌作用为主的理念已经不适合传媒业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新闻传媒业也出现了诸如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开展舆论宣传的工具的重大问题。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发展成就巨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当代中国传媒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历史教训及其负面影响，则预示着中国传媒转型时代的必然到来。
转型前俄罗斯传媒发展，按照俄罗斯新闻史研究专家的看法，从1703年彼得大帝下令创办俄罗斯第一家定期刊物《新闻报》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为帝俄时期，1890年之后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到戈尔巴乔夫的传媒新政开始的1985年为苏维埃俄罗斯时期，共三个发展阶段。从俄罗斯传媒发展史的内容来看，帝俄时期的传媒，可以以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沙皇官方办报、办刊为主，期间沙皇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十分严格，1804年、1828年、1836年分别出台了新闻审查条例，其中1826年尼古拉一世制定的书刊检查法，被称为铁的法典，充分证明沙皇时期舆论控制的程度。农奴制废除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有所松动，民办报刊开始出现，政论性报纸和政党报纸相继创办，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报业开始出现，以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报刊逐步产生和发展，七八十年代更是出现了工人报刊，报纸在俄罗斯推翻沙皇长期的封建统治，启迪民智，促进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总体而言，施行集权统治的沙皇政府仍然对舆论采取严厉控制的措施，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知识分子。
1890年之后到1917年，历经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进入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革命派、民粹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各类社会思想活跃。与俄罗斯文学发展创造了白银时代一样，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新闻业也异常繁荣。1905-1907年的俄罗斯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大地动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民主自由，包括言论、结社等自由。俄罗斯媒体在200年的发展历史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作为第三种力量存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参与到一方与另一方的革命斗争中去，还承担着向公民传播国家和社会发生大事的信息、反映社会情绪的任务。因此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到同年11月24日颁布政府《临时出版准则》期间，被称为俄罗斯出版自由的蜜月时期。
尽管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但各类社会思潮迭起，各种此起彼伏的斗争已经使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异常活跃，以资产阶级报刊、布尔什维克报刊为代表的新闻业发展迅速，《消息报》、《真理报》等苏联时期著名大报，均在这一时期创刊并快速发展，新闻业呈现出报纸、杂志发展新增数量多，消亡快，1911年俄罗斯报刊达2543种，1908-1910新增2043种报刊，但三年内1000种停刊；种类多，政府、政党报刊、高品质严肃报刊与大众化、私有化报刊并存；报刊风格受到重视，报刊的功能多元化等特征，在多方面体现出现代传媒业的发展态势。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尽管在早期，由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资产阶级的反扑和国际势力的围剿，列宁签署了封闭敌对报刊的新闻出版法令，但仍表示，今后将尊重法律范围内的出版自由。事实上列宁非常重视报刊工作和广播电台建设，称报纸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广播为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提出了党对报刊的管理应是法律制约的设想，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实行新经济政策等，这些思路均符合不同时期俄罗斯新闻发展的实际。但是，从斯大林执政开始，在各种党内政治斗争过程以及卫国战争的一致对外中，俄罗斯却逐步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这种体现出计划经济管理、信息来源单一，言论高度集中，报业无法可循，实行新闻检查，建立编委会制度特征的新闻体制，在实现党和政府的舆论引导，推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建设动员抑或战时动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媒体始终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主要为报纸）的发行量大，风格统一，始终能保持高品质、高规格，对受众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文明的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如下弊端：新闻来源单一；媒体多以党和政府的决议、指令和会议报道为主，文章呆板，内容空洞，千篇一律；片面强调成就式报道，报喜不报忧，媒体进入假大空报道误区；对领导盲目崇拜，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缺点，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新闻业已处在一种僵滞的状态中。人们常用死气沉沉、空洞的说教等来描述苏联报刊。有人甚至辛辣地嘲讽苏联的两家大报： 《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电视也一样，节目呆板，充满说教。苏俄传媒的转型势在必行。
第二节中国传媒转型的进程描述
当代中国传媒转型，是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媒体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观念纠正的基础上，以1978年开始的中国最广泛的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为背景的传媒现代化过程。关于中国传媒30年来的发展进程，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种总结。早在1998年，李良荣教授在《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一文中，就用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重新认定媒体功能、重新认定媒体性质三次跨越来形容我国传媒转型；孙旭培教授在专著《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中，把当代中国新闻改革分为1978-1979年的拨乱反正阶段、1980-1989年传媒快速成长期、1990年后的改革和发展并重期三个阶段；蒋晓丽教授在《中国新闻传媒30年巨变及其反思》一文中，把30年来我国传媒巨变分为思想解放与初步改革时期（1978-1992）、全面改革与迅速发展时期（1992-2000）、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而喻国明教授则采用30年来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标志性的变化或事件为标准，从1981年前后‘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中国传媒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功能丰富与扩张；1991年前后‘周末版’大潮的兴起，中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1993年《东方时空》的问世，开启了中国新闻媒介履行环境守望职能的‘元功能’；1997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中国传媒业开始进入到得到官方许可的、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2003年‘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中国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微内容的崛起、多元力量与平权价值的建构正在引发一场传媒乃至社会的‘语法革命’六个方面，对中国传媒转型轨迹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总结。
以上学者对中国传媒转型进程的精辟描绘，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管窥中国传媒发展提供了思路。笔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传媒不同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进程密不可分，因此，根据我国政治、经济转型阶段的划分，再结合传媒发展的具体实际，就可以把我国传媒30年的转型进程分为传媒观念拨乱反正与传媒改革点状体现时期（1978-1983）、传媒转型初步展开时期（1984-1991）、传媒转型全面推进时期（1992-2001）、传媒转型走向深入时期（2002年至今）四个阶段。
一、传媒观念拨乱反正与传媒改革点状体现时期（1978-1983）
传媒观念拨乱反正与改革点状体现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启动时期，社会变革主要是从思想上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进行大讨论，反思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错误的政策导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经济上则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部分开放港口城市，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等。从社会变革角度来看，初期要解决的主要是思想解放的问题，社会变革实质性措施还不多，试验性质明显。因此，早期的传媒改革也一样，主要体现为传媒观念的拨乱反正，同时从结果上体现出传媒发展的零星变化。
我国传媒观念的拨乱反正，是在广泛参与社会思想讨论，同时反思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的。1977年以来，我国传媒界在发起并广泛参与的三次社会思想大讨论中，首先开启了思想禁锢的破冰之旅。特别是1978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30家报纸的全文转载，所引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新闻媒体通过广泛参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讨论，不仅对推动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重新塑造了党领导下的媒介形象，同时也使自身在反思问题和未来改革方向等方面明确了指导思想，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
新闻界关于自身问题讨论和发展变革反思，一方面体现在对文革中新闻界诸如三家村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副刊杂文专栏《长短录》冤案、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划为右派的错误处理等冤假错案的平反，为新闻界认真探讨理论问题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主要反映在新闻界关于党性与人民性、新闻的定义、新闻与信息的关系、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性质等新闻理论探讨，以及各种类型的会议对新闻改革的设想与反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