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
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传播在见证并记录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社会与民生的巨大变化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诸多习焉不察的变革。促成这些变革的深层因素，除了一般所讲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动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思想解放推进了新闻传播理念的更新。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一把钥匙。
解放思想与新闻传播主体性研究的复苏和繁荣
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领域解放思想的核心问题，是革除那种被特殊政治文化所制约、所扭曲而形成的唯上、唯书的思想传统，重构植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与学术理性。
政治文化对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心理和心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往往表现为群体性的政治心态或者政治无意识。在建国后近三十年中，这种政治文化乃是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对于学术研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形成的群体无意识，它内在地制约着研究心态、研究旨趣。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这种制约曾突出地表现为借助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实现高度的政治文化认同。一方面是不断革命的激进与批判的心理惯性，一方面是沉默和遵从的政治无意识，二者奇特地交织于一体。结果，在创造持续多年的“舆论一律”的同时，也误将许多正确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新闻观点当作谬误来批判。特别在这一段时间的后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学术依附于政治的价值取向大行其道，理论研究进一步流于浮躁，唯上、唯书、唯主义判断是非成为业内与学界的主要思维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是通过拨乱反正，高扬思想解放的旗帜，将严重窒息思想呼吸的思想路线重新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打开了新时期新闻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闸门。应当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这一代学人是比较幸运的。随着政治文化的逐步转型，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闻传播领域的主体性学术研究开始复苏。政治、学术二元对立，学术依附于政治的观念渐次淡化，从实际出发的独立思考与学术争鸣有了一席之地。尽管过去那种基于政治专断与控制心态的“左”的理念不时返潮，时不时还要通过掌控的话语权出来“纠偏”、“清理”，然而，政治上的宽容、宽松却继续鼓励着学术创新。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领域能够不断地解放思想，且相关学术日趋繁荣的基本条件。
新时期新闻传播领域的主体性研究的复苏与繁荣，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主体理性的回归与弘扬
对新闻传播学术与实务的研究，开始从对政治文化的无意识认同到逐步理性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全面转移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科学界就已经围绕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通过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扭曲关系，以及研究者的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政治文化自身也开始了转型。一方面，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政治文化开始了以民主法治为依归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解放思想，打破禁区、鼓励创新的政策渐次出台。
东风吹来满眼春，不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开始带着原始问题前进，主体性、原创性研究与理性思维活跃了起来。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确立广播电视“自己走路”的方针、90年代中期对新闻传播产业属性的确认，还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对“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反思与对网络传播的刮目相看，都排除了政治文化的干预，实事求是地从事实中引出学理乃至结论。2006年前后关于报业“拐点”的讨论、关于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讨论、关于“多种媒介、一种声音”的讨论，都首先分析原始问题的症结与焦点，着眼于寻求应对挑战的答案而各抒己见。尽管学术的深度尚待开掘，但对于主体理性的弘扬无疑是一些好的样本。
2.学术重构的全面启动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领域开始了学科重构的征程。以新闻学术为例，重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新闻学研究的知识化和开放性逐步增长。研究者广泛借鉴和吸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以改变传统新闻学中由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概念、命题为主导的话语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财经产业价值链研究报告》、《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等课题研究的结题，都反映了实证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最新进程。
二是专门化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突破阶级二元对立思维下对研究范畴的严格限制，围绕新闻学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如新闻本体、新闻价值、受众、新闻真实、新闻事实、新闻功能等进行了专门化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闻学自身的逻辑体系。新闻学研究范畴的取舍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新闻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而并非主体的政治价值取向。例如，对传统党报理论的一些既有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使其逐步回归到新闻学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来；一些曾经被回避或被批判的、属于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概念与范畴重新进入研究领地，如报纸的商品性、读者需要论、趣味性和新闻价值理论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积极地开拓，构成新闻学知识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传媒经济、政府规制、分享平台、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其中传媒经济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三是正确对待新闻传播领域的思想遗产。突出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报刊思想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并力求给予完整、准确的理解。人们指出，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提出过报刊要做人民的耳目喉舌。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卡尔·海因岑》中谈到，党刊的任务就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这句话表达了党报的喉舌观点。国际上最早明确提出党报喉舌论的是列宁，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把党的“耳目”与“喉舌”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则是刘少奇于1948年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把这些著作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明白“耳目喉舌”说的演变脉络，必须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思考与理解，力戒片面与武断。如果把党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割裂开来，只提党的耳目喉舌而不提人民的耳目喉舌，或认为党的耳目喉舌比人民的耳目喉舌重要，或者只强调喉舌而忽视耳目的功能，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此外，学界对于从孙中山到戈公振等人的新闻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丰富了当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学术资源。
3.制度研究渐成亮点
在传统的新闻研究视野里，并不存在“制度”一说，党内制度就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媒体制度，或者说，国家的基本制度也就是主流媒体的基本制度。无论是宏观的规制或调控，还是微观的运行机理，概莫能外。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部分传媒机构由公益性文化事业转向营利性文化产业，学界开始关注制度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传媒的体制创新被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推进，随着以互联网、IP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崛起，从最初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分开运行，制度创新更成为决策层、管理层议论的热点问题。与此相适应，一批涉及媒介制度创新的论著或译著先后面世，如作为国家“211工程”二期项目报告的《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传媒经济创新丛书》、《世界数字电视前沿译丛》等著作的公开出版发行，在业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许多阐释制度创新的概念，如路径选择、制度成本等等，已不用经受政治文化的筛选而直接沉淀下来。
4.党政主管部门的思维进一步理性化
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一些党政主管部门的思维也十分活跃，积极研究新情况、思考新问题，在管理上有收有放，引导、推动了传媒的有序转型。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开始思考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推动良性互动。在2007年由《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次有关“官媒关系”的笔谈中，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著文说，“让媒体讲话天塌不下来”。还有人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体逐渐增强了信息传播功能，逐渐成为社会最有效的传达、动员和组织的载体和工具，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得到加强和突出”。为此，政府必须从被动应付走向积极应对，缔造与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之间的“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党政主管部门的思维进一步理性化，为新闻传播领域主体性研究的复苏和繁荣进一步提供了政治条件与制度环境。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由于革命政治文化的延续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惯性，在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建设与媒体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一些阻碍性的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本位、传统思维方式、“官本位”心态等还在发生作用。同时，进入了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新格局，又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迷惑于外来的文化霸权，将建立在西方民主自由政治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新闻传播学说作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以期建立一个普世性的新闻生态，无形中又跌入到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的阴影中。虽然是些支流，不足以动摇学界与业内的整体性追求，但仍应通过学术争鸣予以引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传播的观念更新
改革开放30年风云激荡，有彷徨也有跃动，有争论也有共识，有顿悟也有追寻。
国家的巨变与媒体的演进相交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共振与超常的观念更新，乃至理论创新的潮流。就大的方面而言，最主要的理论成果就是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引领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勃发与观念更新。新闻是社会的窗口，新闻传播领域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笔者认为，以下这些新的观念，既是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的超越，也直接而又深刻地影响了30年来的新闻传播实践。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是30年来所积淀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重要方面。
1.社会公器
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在一次改版的社论中强调：“《人民日报》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人民公共的财产，是人民公共的武器，人民是它的主人。”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提法一概地贬斥为资产阶级口号，划为思想禁区。在一些人看来，倡导社会公器，就是要改变传媒机构的性质，就是提倡媒体与政府作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一些学者开始倡导中国特色的社会公器，在引起热烈讨论的同时，仍然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经过较长时间的意见磨合，现在较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基本属性，与普通的自然垄断产业相比，其在公共参与和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社会大众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马克思曾经讲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体在本质上作为人民民主公器的属性愈益明显。从“宣传工具”到“人民民主公器”的嬗变，标志着新闻传播理念从意识形态的附庸向媒介文化的本体回归。
2.文化软实力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视野中，新闻传播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主要作用于舆论导向、价值观塑造，与国家的综合实力无关。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过“精神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但是，在唯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一重要观点没有予以重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精神生产力”终于进入了新闻研究者的视野，提出了“把发展‘精神生产力’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中”的新思路。后来，与“精神生产力”一脉相承的“文化软实力”进入了主流话语；到了党的十七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则成了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正是在文化的平台上，两个同样精彩的2008年北京奥运，让世界真切地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自信不骄的中国。
3.传媒产业
建国以来，有关新闻媒体基本属性的争论不绝于耳。结束了十年“文革”，经过拨乱反正，一些勇敢分子提出了重新认识新闻媒体基本属性的问题。然而，很快又被一场涉及主功能与多功能的争论给压了下去。在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体走向的目标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趋向统一。但是在一些局部领域，还是发生了持续多年的针对“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舆论与政治压制。理由据说很简单，“可以提‘产业’，不可以提‘产业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目标，才最终为新闻媒体基本属性的争论画上了句号。而随后经过试点并扩大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及陆续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则为传媒产业的勃兴开了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