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弊端——心灵创伤与窥视隐私
尽管基本模式大体一致，不同主持人的日间电视谈话节目还是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风格差异和不同的定位旨趣。粗略地划分一下，日间谈话节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奥帕拉访谈》，气氛比较平和，更多地注重于让观众对于各种值得关注的严肃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并希望能给那些处于困境中的普通人一些有效的帮助；另一类日间谈话节目则追求戏剧性效果，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反映了美国当代生活的现状，或许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帮助当事人摆脱面临的困境，还不如说是为了将当事人的痛苦展现出来，以这些真实的活剧来取悦受众。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些节目把人类的悲剧和性格弱点推向舞台和战场，让人们在节目中蒙受羞辱”。
在许多后一类日间谈话节目中，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太多的低级趣味和对于人的尊严的贬损。曾被《人物》杂志评价为最恶劣的电视节目之一的《理查德·贝访谈》（Richard Bey Show），在一集题为《你活该如此》的节目中邀请了几位男士和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做嘉宾，男士们坐在嘉宾席上，而女士们都被装在一个大口袋里，放置在对面。主持人贝解释说，这些女士的共同特点是体型超重，我们先听男士们怎样形容她们，然后再看其真面目。他还宣布：最“罪有应得”的那位女士（受到最大羞辱的）将获奖，包括在纽约一所美容院的美容和一次赴巴哈马群岛的度假。接着就是男士们对于妻子和女友肆无忌惮的攻击。一个男士抱怨妻子肥得令人难以忍受，“她不洗澡，不打扫房间，就是吃、喝、看肥皂剧”。而妻子忍无可忍，从口袋里钻出来反唇相讥：“我当然洗澡……可你却好几次乱搞女人……我跟他结婚时就很胖……我还做饭……你不工作，也不照顾我们的女儿……”当主持人问她真正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得到爱。”这种苦涩的情感却在现场被当作笑料。在后面的节目进程中，这对夫妻的关系无可挽回地彻底破裂了，妻子最终得到了去巴哈马度假的奖项，但她说，“我不会同他一道去。”超重以及其他生理方面的弱点对于两性关系的影响，本来是一个严肃而现实的话题，但在这场闹剧化的谈话节目中，冲突被恶意地强调出来，而同情、理解、关怀和真挚的爱，这些人类美好情感，却被排斥在外。更为严重的是，当一个人的尊严在几百名现场观众和上百万电视观众面前被摧毁之后，那种可能贻害终身的心灵创伤由谁来医治呢？
本文前面提到的施密兹枪杀事件，正是这种谈话节目心灵伤害造成的一颗恶果。
这涉及到一个严肃的传播伦理问题，电视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传播媒介，是否有权利把人们的隐私曝光，用他人的痛苦来取悦观众。按照美国的传统，社会名流和新闻焦点人物的隐私是不受保护的，这也算是成为名人的一种代价。但电视媒介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日间谈话类节目的泛滥，已经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聚焦在屏幕上，他们不会像名人那样通过电视亮相扩大影响，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也不像名人们那样经历过媒介炒作的疾风暴雨，神经粗壮坚挺。这些普通人的个人痛苦是不是应该受到更多的关爱，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呢？许多批评家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对流行的日间谈话类节目持有异议，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日间谈话节目实际上正在培养观众通过窥视他人隐私和欣赏他人痛苦而得到愉悦这样一种恶劣的趣味，而这种趣味的流行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对人的尊严的价值判断下降。
针对社会的批评和抵制浪潮，谈话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进行了反击。他们高举着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证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修正案）的旗帜，宣称他们的千百万观众有权选择他们想看的东西。著名女主持人塞丽·拉斐尔（Sally Jessy Raphael）对前教育部部长本尼特的“纯粹精英观点”嗤之以鼻，表示“他有权利看他的《夜线》（Night line，ABC的一档谈话性新闻杂志节目），其他人同样有权利看自己的日间谈话节日”。但从这些主持人和制作人一贯的行为和表现来看，他们对于自己日间谈话节目的维护显然不是出于什么新闻良知和捍卫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能够保持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节目样式可以用很低的制作成本收回相当高的商业利润。谈话节目可能是电视节目中制作成本最低的一种样式，只需要一个演播室、一两个主持人、几位嘉宾和一群现场观众，而且对于并非名流的嘉宾以及普通观众并不需要付酬，顶多提供来往的交通费用。这样，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大约是5万到10万美元，与同样长度的戏剧节目或专题节目相比较（目前在美国一集普通的电视系列剧的制作费用约为100万到150万美元），是非常便宜的。而这样的低成本制作，只要能够保持一个可靠的收视率，就可以得到相当高的插播广告收入。一个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日间谈话节目通过每小时播出的商业广告，很容易得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毛收入，全国联播的夜间谈话广告价位更高。
另一方面，至少有一部分电视观众对于谈话节目情有独钟，为了话题的新颖尖锐，为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冲突，或许更为了通过窥视他人隐私与欣赏他人痛苦而获得的快意。窥视隐秘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尽管趣味不高，却难以克服。而与影像相关的现代媒介一直被认为同满足人们的窥视癖有关，从麦克卢汉到希区柯克，都把照相和电影看作满足窥视欲的工具。在电视媒介中，这种让人窥视的功能发展到了极致。日本电视学者藤竹晓曾说过：“大众以电视为桥梁能够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近的‘秘密’。这个‘秘密’往往被作为人的弱点的社会性暴露而提示在大众面前。”“大众接触这种‘秘密’的场所，主要是家庭，或者以家庭为代表的人们以轻松的姿势接触大众传播的场所。家庭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场所。大众在最安全的场所目击决定性的瞬间，接触他人的秘密。”通过电视，人们在一个最安全的场所，没有道德压力，不受社会谴责，仔细观察他人的隐秘，品味他人的痛苦，并且产生一种优越感。这种接受心理正是许多谈话节目大量存在的重要现实基础之一。
应该看到，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自1996年以来，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收敛，一些小报气十足、特别追求刺激性的日间谈话节目也自行下马或是改弦更张。但总起来看，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宗旨和基本样式并没有改变。在美国式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下，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在广大受众渴望窥视也渴望了解的收视动向推动下，电视谈话节目肯定还会长期保持兴旺的势头，也肯定还会制造出新的耸人听闻的事件。
五、几点借鉴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所表现出的低级趣味和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根子在于电视业纯粹商业化的运行机制和竞争机制。但同样应该看到，这种运行机制和竞争机制也为把节目做得更好看、更有生命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技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经验方面，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可供我们参考的大概有以下几条：第一，坚持栏目化原则，重视品牌效应。美国电视界从来不用栏目化这个术语，因为从电视事业兴起之初，他们就把我们所谓的栏目化视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实际上所坚持的栏目化原则更值得我们重视。这个原则主要有三点，即周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所谓周期性，是指除非有特殊情况或明显的改动需要，电视谈话节目总是在每周的固定日期在一个固定时段播出，最常见的是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有些节目在周二和周四等等。日期和时段的固定有利于培养稳定的观众群，以星期为周期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事实上，一个成功的谈话栏目，通常70％-80％的观众是长期收视的固定观众。
稳定性包括主持人的稳定和样式、风格的稳定。谈话节目很少更换主持人，如果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原来的主持人，许多谈话节目宁可就此收场。另一些历史特别悠久，影响特别巨大的栏目，如NBC的《今夜》在40多年的历史上先后有过4位主持人，但每一任至少有数年之久，其中琼尼·卡森主持了整整30年。至于一个栏目的样式和风格，包括板块的组成方式，同样尽量保持稳定不变。固定的主持人和固定的样式、固定的风格，成为一个成功谈话节目的品牌标志和外部质量标准，也是为观众提供的一个信誉保证。
一个谈话栏目一旦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基本的稳定观众，那么除非收视率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或是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就不会随意取消或是另起炉灶大改版。
《今夜》至今已经持续了44年，日间谈话中的《唐纳休访谈》到1995年收场时持续了33年，具有超级影响力的《奥帕拉访谈》也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有些谈话栏目的制作公司破产或是被兼并、重组，但栏目本身却能够换一个制作公司继续维持。这说明，美国电视业是非常重视名牌栏目中的无形资产价值的。
第二，突出主持人的作用，突出主持人的个性。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核心，虽然有幕后班子的策划，有现场助理的协助，但面对观众的就是主持人。因此，主持人的风采决定了节目的风采，主持人的个性决定了节目的个性，主持人的知名度决定了节目的知名度。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出台的谈话节目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也会利用各种时机让主持人在媒介焦点中大出风头，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奥帕拉是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后才开始主持全国性谈话节目的；另一位日间谈话明星莉基·蕾克在筹备她的谈话节目时，努力争取参加了3部影片的拍摄；而大卫·莱特曼参加主持了1995年奥斯卡颁奖晚会，虽然表现不算太好，却大大提高了他的明星地位。现在，每一位谈话节目明星都在互联网上开有若干个网址和网页，在报刊上开辟专栏，并且频频在报刊新闻以及其他电视节目中露面。这实际上体现了电视谈话节目一个重要的经营策略。
此外，张扬主持人的个性使得每一档谈话节目都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同为夜间谈话，大卫的怪诞和雷诺的幽默含蓄有着鲜明的反差；而在日间谈话中，奥帕拉的倾听和关切与莉基的热情辛辣、咄咄逼人也大相径庭。为了突出和发挥主持人的个性，节目的形式、话题以及对于话题的切入角度都是根据主持人的特点而确定的，而不是相反。每个成功的谈话节目正是由于有着在主持人个人魅力基础上的节目个性，才能抓住一批基本的热心观众，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节目中的冲突因素。许多电视专家都认为，在美国的商业电视中一切节目（包括新闻节目）其实都是娱乐性的，而提高娱乐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戏剧性冲突。因此，冲突在美国的所有类型的商业电视节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我国大多数你好我好，尽是避免一切冲突的谈话类节目相比较，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不回避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意加强和利用各种潜在的冲突。在这些谈话中，不仅观点的对立被摆在桌面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且情感的对立、利益的纠葛甚至文化、种族的差异都被当作戏剧性因素，得到尽情发挥。上文中所述的那种“受害者”—“伤害者”模式自不必说，即使是在风格平和的日间谈话和追求轻松气氛的夜间谈话中，对于某些问题的激烈辩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你可以不喜欢电视谈话，但它绝不会让人昏昏欲睡，因为其中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
充分挖掘和展现冲突，这或许是谈话类节目的一项基本技巧。
第四，话题尖锐地切入现实生活。这可以说是当今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大发展的基础。同所有的社会一样，美国现代社会问题多多，大到国际紧张局势、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小到个人的情感纠纷、心理障碍和生活困境，还有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的急剧变化，全都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电视谈话正是因为敢于触及这些问题，常常还是相当深入地切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才会在广大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电视谈话节目不论格调高低，它们讨论的话题大体都是相当严肃的，至少也有一个严肃的背景，这从我们前面所举的实例中可以见其一斑。这种情况表明，五六十年代那种纯粹轻松幽默的闲言碎语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受众的需求，人们需要通过电视这一超级媒介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观照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且在观念上与社会保持总体上的认同。在这方面，电视谈话节目确实起到了比一般新闻性节目和娱乐节目更直接的作用。
在这个被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和文化的精英主宰的世界上，升斗小民其实并没有多少话语空间。一位美国社会学者对于主流中产阶级大众的这种境况深表同情，他写道：“你们是‘专家’们忽视的一群，你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总是要受到讥讽和批判。你们经常要被迫忍受羞辱，保持沉默，因为你们与庞大媒介机构的联络被阻隔着。当你们想拒绝接受精英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候，就会受到指责；如果你们对精英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出疑问，就会被挂上‘见识褊狭’的标签。”在这种环境中，普通大众实在非常需要有一种能够表达他们声音的渠道，这或许就是能够让普通大众在广阔天地中发言，并且能够讨论他们自己关心的话题的电视谈话节目能够在美国兴旺发达，同时也在世界各个地方日渐兴起的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