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倒回去，你再看看“文革”时期的那个宣传片，那种腔调、那种做法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在这个电子媒介时代，声音出现了，我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声音出现了，这个传播量就大了，但是同时它也人性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动力。能不能看到图像呢？电视上能看见图像，发明了电视以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电视的普及。但是现在，到今天为止，我们电视屏幕上所充斥的这些节目，我觉得违反人际传播要求、需求的例子相当多呀，这种节目比比皆是啊。所以它不好看。大家觉得你没说人话啊，你说的都是鬼话，都是神在说话，谁听你的？这也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就是宣传和新闻，舆论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区别。我觉得里面是有这样的例子。
那到今天电视有没有缺陷？它有缺陷，它的及时性还不够，它的参与性还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发明了网络，网络它仍然无法取代这个人际传播要求，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不一样。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今天坐在家里就完了，大家坐在这里看呗，一个视频电视就够了，对吧？但是不一样，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永远也无法取代这样一种人际传播的需求，它永远也不可能把大众传播变成人际传播，所以我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主题——我的论文的主题。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有理清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很多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我来读这个博士，是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觉到瓶颈的问题，这个采访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我得到肯定的时候，我走到这个话筒、走到镜头前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记得我进《东方时空》的时候，当时我问制片人，“我行吗？”“不行啊，普通话就这样？”当时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普通话能听得懂，绝对没问题，而且你看，这个脸上长酒窝的人我上哪儿去找啊？”当然，他这个是玩笑话。但是还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采访。他说，“不知道怎么采访，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呀？”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骆玉笙，唱那个京韵大鼓的。他说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呀，你谈谈你的看法。好，我搜一下他的材料，完了以后我提出我的看法。他说，“这就挺好啊，就把你想知道的问出来不就行了吗？”大家不要小看啊，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最初级的人际交流状态，我们起步就得益于这个。
我跟选手说，“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如果像今天一样，你让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接受大家的考验——主持人是让这么考出来、评出来的——我说我肯定没戏。我镜头感觉都找不着，我到今天都不会找镜头，演播室灯光一照我都嫌麻烦。穿件花衬衣，你觉得时髦，人家说你看你这个人连常识都没有，怎么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呢？那我穿个条衬衣，那师傅又说，“你看，还是不懂吧，新来的。”对吧，闪哪！我换件白衬衣人家也说了，还是不行，这个衬衣太白了。我说你不会调光圈吗？眼镜不行，眼镜不行那怎么办？取了眼镜吧。取了眼镜，我啥都看不见我还能说话吗？不会说话。他说那你把眼镜片取了吧。取了我一样的，我看不清啊！所以，电视这种技术手段的限制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原点，做记者，做一个好的记者一定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什么意思呢？从常识出发，你用你的头脑来思考，你用你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一定要回到原点。
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不能够自说自话，因为这种场合会有很多因素来干扰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今天我会觉得很自在呢？因为我觉得我无所谓，我也不收大家的门票，而你们已经读了研究生，学传媒的，我应该对你们讲一些真心话，不是光制造一点笑声，对吧？就是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当一个记者。怎么当一个记者，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一个石头它能孵出小鸡吗？你只有一个鸡蛋才能孵出小鸡呀，对不对？就是得看你是不是这块料儿。
当然不是说我记者有多牛，刚才说的那个漂亮女孩，她让我点评，我就跟她讲了。我说你这都是优势，我说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什么呢，你穿上泳装在沙滩上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夸你，懂吗？但现在问题是你穿着泳装站在客厅里，这不对呀！懂吗？你可以去做别的节目，会很好，但作为一个记者，你的底线就是真相。你一定要专注，一定要严肃，一定要认真。严肃不是让你板着脸，我告诉你有时候我笑着问出来的问题，你可要小心了，富有欺骗性的，对吧？我觉得没必要在态度上加重这种东西，但是你的力度一点都不可以减。采访王岐山，对吧？态度不厉害呀，但这些问题都很厉害，哪个问题答不好都可能影响他的形象啊，都可能会影响市民对信息知晓的这种权利，就命悬一线啊，都是这样的。你用不着那种很厉害的样子。有时候用我们一句话叫什么？举重若轻啊。但是问题到位了。大家可能做过足浴吧？你们去做过按摩吧？不好意思，我就有这点腐败的习惯，喜欢做足浴。做足浴不要求力度用多大，你一定要按着那个穴位才行，懂吗？通的呀！我们采访是一样的呀，你就按对穴位，所以很多人怕接受我采访，但采访完之后我告诉你，所有人都说两个字：“舒服！”他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懂吗？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表达出来了，有些他自己原本都没有想到的东西他也说出来了。你给他一个升华的机会呀，是这么样的，但这个不是玩出来的。不光是我，大家都可能殊途同归，都可以到这个高度，但是方法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对吧？你不能说光顾抖机灵啊。这不成，对不对？你毕竟是在做新闻。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底线和真相问题，我强调这两个词呢？
再回到我们为什么要用双机。有的人说双机那可能是把我拍得很好，最后你剪出来的，如果你把这些毛边的信息都给剪掉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很多时候我对我们节目提意见就提这个，毛边信息都剪掉了，就不人性化了，不人文了，它就不好看了，为什么呢？全是干货了，几条内容就告诉你了，没有旁边的说明、没有旁边的信息。有些毛边的信息看似无用，但是实际上是有用的。
我采访姜玉峰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咱们都忘记了，就记得“今天的媒体有什么不好”，对吗？问了很多问题，采访一两个小时啊，播出来有45分钟啊，为什么大家只记住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最像人话，是普通老百姓最想听的话。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腐败分子忽视世界观的改造，现在我们反腐的任务有多么严峻，完了以后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每天都是金钱啊，美女呀。金钱和美女没什么错，我坐在镜头前的时候，我已经能够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真的没什么错，找个老婆、找个对象不也选漂亮的吗？没有说我找丑的，当然你说心里美，心里美那是另外一回事，她心里美外表也美多好啊？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听着心里就是不舒服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不对？不是说爱钱是不对的，是那个钱你不该拿，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核心，这是穴位所在。你得点这个穴位，所以我这么一说，金钱和美女有什么不好吗？你表面上听起来是一个大白话、是一个大俗话，但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穴位。反腐也得反得有道理，腐败你也得找到它的根本原因。
我们采访胡长清的时候，为什么让我们再去呢？行啊，我们《焦点访谈》有个组去了呀，去了两次，他一共说了四句话，说的都是废话，不能叫做废话啊，都是“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变成一个官话、一个套话了。那最后我们节目为什么好，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说的是人话。我们把它转化成一种人际交流。单机能行吗？不行。你说胡长清你再补一下，他说我再补一下，没可能的。那费多大劲去。
我就希望能把面对面这种状态做成一种直播状态的东西，文责自负，你说出去的话你负责任，不可以更改。克林顿最后不认他也得认，他前面已经说了，你撒谎了，对不对？已经留下白纸黑字了，这就是传媒的力量。那我进行重新包装的话完全可以弄啊，对吧？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也可以说。有一回有个领导念稿子念错了：黎巴嫩、约旦是西亚我们应该发展关系的国家。念成什么了？这个字念错了，念成黎巴嫩约，但是我们改过来了，可以改过来，懂吗？技术上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一秒24帧，每一帧我们都可以换掉。但是它还是真实的吗？它还符合我们人际传播的要求吗？那是一种虚假的大众传播，所以为什么要用双机，虽然双机是一种很豪华的阵容，我们的录音阵容也很豪华，广播学院毕业的都不一定要，要电影学院毕业的——不是说电影学院的比我们强啊。大杆，用那个拍出的工作照是很漂亮的，这都是表象。如果说，你脱离了我们这个本质，你不了解这个真相，不了解我们在干什么，这一切都是浪费，我觉得纯属浪费，知道吗？你摆那个姿势有什么用呢？我不要话筒也可以啊。
昨晚我看了一个关于“9·11”的片子，就是“后9·11”，“被遗忘的9·11”那个片子。镜头太震撼了，规规矩矩拍的时候全都像电影一样，但不规矩的时候，那个镜头你没法用我们任何一个文字或者教学中的概念去叙述。最后拍摄这个人被打死了，打死的时候摄影机他拿在手里面。为什么知道拿在手里？镜头上看不见，他在镜头中已经斜着了，他已经倒在那儿了，最后，另外一个人拿起摄像机，给了个交代。这种力量不是用我们简单的概念或者理念去概括的。所以，实践永远是丰富的，理论永远是灰色的。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概念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请我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讲一讲，意义就在于此。我今天不是跟我们教授比，我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所以当年我也放弃了。我说我干一辈子也超不过你，对吧？实践永远是很丰富的，你不要用这个灰色理论去套，用这个概念去套。
像前两天，清华有一个博士生参加这个比赛，条件很好——他好像原来是我们这儿毕业的。很好，但是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优势，完了以后满嘴都是专业术语，那谁听你的呀？当我们出发很远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起点。我们为什么出发，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说人话，要了解电视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拟态人际传播。我们是在用人际传播的手段实现着大众传播。我们传播的对象是人，对吗？在我们的镜头前，虽然双机的对面坐的是我和嘉宾，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代表的不是我，你代表的也不是你，你代表的是事实啊，我代表的可能是观众们。当然，观众不一定给我这个权力，但你一定得有这个意识，有第三者存在，虽然我们是在同时空——共同的话语空间。
所以我才会强化“人际传播”这个概念，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觉得其他问题都很好解决，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因为什么呢？我做这一行的时候，我确实想知道我该怎么做呀？我也找了很多书啊，我看啊。光电视台对主持人的那些规定，你去看，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必须是圣人才做得到的。第一条，肯定要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吧？政治素质要高；要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台里的规章制度；要爱护自己的形象，镜头内和镜头外一样；专业要特别突出。这些要求都没错，但是谁能做得到呢？而且你就算是把这些都背下来，你也不会做的。规则都是人制订的，我觉得把底线把握好就够了。
我见过很多大的媒体，它们的这个规则都那么厚一本。我说这个多累呀，我说你们都记得吗？谁能记得？不可能记得，但有些最基本的必须记住。打个比方说，像电视台现在不是不让主持人出来参加这个社会活动吗？对吧？不让你们出来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对的，没错。对吧？但是你得把道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参加，什么样的不可以参加，这个界限在哪儿？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别想那么多，第一，我不犯法，你可能觉得这也挺虚——确实也挺虚，但作为主持人来说，你肯定知道爱护自己的形象，不要对电视台这一形象造成影响，造成坏的影响，ok了。你自己去判断，因为这个实践千变万化呀，这个都搞不清楚哪成啊。那你说我今天这个算不算哪？你要严格地讲，那也算，但是也可以不算，因为我是传媒大学学生啊，我是在做一个业务探讨啊，所以还要请求各位，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你们千万别给我挂到网上，对吧？否则就像当年《东方时空》一样，就麻烦了，下次我出来就不太容易了。所以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大原则划细了，很具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