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思
戏剧的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戏剧人物描写的性格力度。这种性格力度是指戏剧作品人物性格所达到的个性化程度，是由性格的强度、性格厚度和性格的深度体现出来的。性格的张力来自于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程度。个性化越强，性格的艺术张力越大，潜伏的感人的力量就越强，戏剧的生命力就强。乔治·贝克指出：“一个剧本的永久价值终究在于其中的性格描写。性格描写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它是在观众中使剧本的主题和人物产生同情的主要手段。”众所周知，曹禺写戏主要是写人。在曹禺的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成为中心任务，充满力度，很深刻。他说：“写戏剧在塑造人物上，是要下工夫、费心思的。因为剧本的成功与失败，思想、内容表达的深刻与肤浅，我认为是取决于人物刻画。”通观曹禺的戏剧，性格描写立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前提：一是服务于人物本身的需要，写出真实的人物；二是服务于剧场性的需要，形成艺术张力，主导受众的艺术审美心理。他总是以真实的人物感动受众，以主体性格撞击受众的心灵。在他笔下，人物形神兼备，性格独具，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审美价值，产生浓郁而强烈的剧场性。正是这样，曹禺的戏剧拥有了很强的生命力。
一
人物的行为与态度是人物性格的主要体现。在戏剧中，人物处在特定的情境中，遭遇着特定的事件，总是会有一种态度面对，会有一种行为应付，这种态度和行为总是深深地打上了人物的性格印记。所以，任何戏剧家写人，总是会突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主观反映，通过主观态度和主体行动的表现来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尽管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尽管他们表现人物性格的方式方法有区别。曹禺戏剧描写人物是独特的，在他的戏剧中，人物的塑造始终作为戏剧控制受众情绪和心魂的艺术源力，引导受众跟着剧场的动作展示去思索、去探寻。在这里，曹禺尤其重视描写人物极端的行为和偏执的态度，打造和展示人物的性格强度，从而去撞击受众的心灵，抓牢受众的审美心理，激发受众去思索、去探寻人物的生命走向。这种艺术描写凸显了人物性格主导剧场的强度，使剧场形成了强烈的震慑力，产生了一种撼人的剧场性。
在曹禺的戏剧中，戏剧的主要动作都是极端的，戏剧的冲突都是由这种极端的行为造成的。曹禺在《雷雨·序》中这样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其实，在曹禺的笔下，人物“一切都走向极端”。他们面对复杂的人生事态，总是以一种偏执的态度应接、对付和抗争着，他们的行为总是走向极端化。从周萍的出走到蘩漪阻止他的出走，从鲁大海的反抗到周朴园的压迫，从黄省三的呼告央求到李石清的报复，从陈白露的救人到王福升的害人，从仇虎的复仇到焦母的全力对抗，从丁大夫的尽心职责到秦仲宣的贪污腐败，从觉新的顺从退让到觉慧的反抗斗争，从瑞珏的温善贤良到鸣凤的坚贞不屈，从曾思懿的尖酸刻毒到江泰的高声叫骂，从愫方的泛爱到曾文清的退避，从杜家的要债到曾皓的全心经营棺材，等等，无一不是一种极端的行为，无一不是一种偏执的态度。可以说，他们总是按照主观的判断强力推行自己的主体行动，以期使事态朝自己的理想方向发展，决不妥协，没有回旋的余地。正是这种态度和行动，使戏剧形成了许多看点，形成了一种引人的力量。
在曹禺戏剧中，这种极端性与偏执性的舞台描写，既令人慑惧、震撼，又使人兴奋，使人留恋。这种专注于人的极端的行为和偏执的态度的艺术追求，亮示了曹禺戏剧殿堂的风景和人物的丰采。这是以《雷雨》的惊人的艺术展示开始的。虽然后来曹禺的创作有发展，但这种艺术选择却一直坚持着，始终未变。
曹禺戏剧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矛盾和极端的，蘩漪是这种艺术追求的最初的注释。曹禺说：“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原是我的杜撰，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这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既是蘩漪的偏执态度和极端行动的集中表述，也是曹禺戏剧舞台动作的精辟概括。它形成了一种紧张蒸热的戏剧情境和氛围，形成戏剧的磁场力。蘩漪是整部《雷雨》的灵魂，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还有些野性，有些媚惑。她使整个舞台笼罩在一片鬼气森森中，抑人呼吸，时刻给受众一种紧张感、悬空感，产生了强大的操纵魔力。
蘩漪还没正式出现，曹禺就在受众心理上进行戏剧的“蓄势”。当蘩漪第一次出现时，苍白的脸，微红的唇，通身黑色，而眉目忧郁，眼光怨望。这样一副形态，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形成一种心灵的撞击力，操纵着受众。然而，蘩漪对受众的影响力，主要的或最大的是她的极端的行动和偏执的态度。曹禺说：“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我喜欢看蘩漪这样的女人”，“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曹禺用蘸满感情的笔，为我们塑造了蘩漪“雷雨”般的性格，她是个“爱起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来也像一团火，把人烧毁的女人”。她秉性文静、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有着火一般的热情，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她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属于自己的真爱，但她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她嫁给周朴园，便揭开了她悲剧人生的序幕。在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虽然明知自己被“骗”了，但十多年来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在沉重窒息的空气中她默默地吞下了苦果，过着寂寞枯燥的生活，“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在“残酷的井”里“安安静静地等死”。蘩漪的忧郁和阴鸷是这种环境造成的。
但是，周萍的到来，给她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活气，令她已经熄灭的生命之火重新点燃。于是，她“什么都不顾了”，把性命和名誉都交给了周萍，将生命的希望寄予在周萍身上，期望这一根救命稻草能使她脱离这黑暗的“残酷的井”。但这种梦幻很快被打破了——周萍不仅爱上了四凤，还要到矿上去，要摆脱她。于是，为留住周萍，她采取了极端的两手：一是采取间接手段，破坏他与四凤的关系，消除外部的拉力。先是叫来侍萍用暗示法使她将四凤带走，阻断他们的联系；接着是跟踪周萍来到杏花巷十号，关上四凤房间的窗户，使他们东窗事发，使他们的关系无法维持。二是直接进击，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一系列行动来劝阻周萍。
但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显得偏执和极端。正是这样，焕发出了一种吸引人们的魔力，高度激发了受众的注意力。无论是她当着周冲的面皮里阳秋地埋怨周萍，还是她对周萍的劝告、警告、恐吓、威胁，无论是她被逼得痛苦地呐喊着喝药的情景，还是她雨中跟踪周萍到杏花巷的举动，以及她封锁大门、截住“出走”的周萍，都像一根长长的银针扎进了人们的腹部，令人胀痛恐惧，又使人快慰舒畅。这正是曹禺的朋友“迷上了蘩漪”的缘故，“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他所说的“不可爱”处，就是她的偏执的态度与极端的行动。在整场《雷雨》中，蘩漪所带给人们的紧张感从头至尾地存在着，前三幕为最后一幕蓄势，如一把弓的弦，将受众的情绪越拉越紧，主导着受众的审美注意和心理期待，直到戏剧的结束也捏紧着受众的心灵。
在曹禺的戏剧中，人物极端的行动和偏执的态度，不光蘩漪这种“爱与恨交织”的方式具有很强的心灵冲击力，就是那种“不是爱就是恨”的单向性的极端表现也具有很强的情绪控制力。从焦母到曾思懿，从周冲到觉慧，从黄省三到江泰，从周朴园到潘月亭，从李石清到仇虎，他们也是以一种极端的行动与偏执的态度形成了对受众的牵引力的，但他们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焦母和曾思懿因为偏执的恨而采取了极端的恶毒的行为。焦母对金子的虐待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不仅见她就骂，就羞辱，而且背地里还常到庙里找老姑子使巫术，企图通过念咒害死她，还当着面要焦大星鞭打她。曾思懿对愫方也是这样，见面就指桑骂槐，当着曾文清、曾皓也极尽其恶，尽心欺侮。这种极端的行为不仅使受众感到恐惧和厌恶，而且总是会同情她们所害的人，担心她们会变本加厉地实施极端的行为，于是就刺激了受众的审美期待，抓住了受众的审美心理。可以说，人物的偏执性、极端性的行动在曹禺的戏剧中一直影响着受众，成为剧场性的原动力所在。
曹禺的戏剧是发展的，他不断地给自己的艺术创作添加新质，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戏剧人物总是对人生理想和目标很执著，尤其是对爱很专一和坚贞，对人格和尊严很看重。所有这些，是一种人生的偏执态度和极端方式的独特书写，在戏剧中产生的感人的艺术力量。无论是鲁侍萍还是瑞珏，是陈白露还是金子，是四凤还是鸣凤，是丁大夫还是愫方，是方达生还是凌士相，是梁专员还是勾践，是西施还是王昭君，他们对人生都有严格的操守与执著的追求，从不容迁就，更不屈服。他们这种人对事的坚定立场，显示出主体内在的“固执”与坚韧，显示了强劲的艺术张力。看过《雷雨》后，我们谁也不能忘记侍萍这个形象。这个形象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她三十年前与周朴园的爱情关系，而是来自她坚韧的生活态度，来自她深挚的慈母情怀，来自她崇高的人格与自尊。这些内涵在她身上表现得异乎寻常，似乎是走向了偏执和极端。鲁侍萍的人生苦难源于与周朴园的恋情。在封建门第观念主导世俗人心的时代，一个女佣的女儿怎能配得上大家庭的少爷公子呢？！她与周朴园三十年后“重逢”，对于一般人来说，好不容易碰上，岂不正好向他索取一些补偿呢！可是，当周朴园想用钱来解决问题，弥补自己的亏欠时，她却将支票撕碎，显示出她的倔强和自尊。侍萍的行为有些违背常理，显得有些偏执和极端。但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行为举动中显示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主体气节，护卫了自己的尊严，张扬了高尚的人格。对于侍萍来说，情早已不存在了，还要钱有什么意思？三十年的苦都吃过来了，现在反而要他的钱，这不让他小看了吗！何况三十年来的苦并不是“拿钱算得清的”。正是这样，她感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