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认识政党的组织力量
迪维尔热在论述“群众党”的组织时，确定了组成一个政党的四种基本要素，即党的核心、支部、基层组织和民兵组织。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组织优势”的概念，其特点在于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争取使更多的选民加入本党，通过使普通党员更多地参与党内事务的方式提高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因而成为保证动员率的最佳手段。迪维尔热认为，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较之其他政党更为优越，后者均是仿效西欧社会党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即所谓的“从左向右的传染”。长期以来，迪维尔热关于政党组织力量的观点被后世政治家和政党研究者奉为经典。在他们眼中，政党组织的衰败自然成了“政党衰落”的鲜明证据。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利昂·爱泼斯坦（LeonD.Epstein）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观点。他认为，政党组织的产生只不过是对竞争选票的一种反应。从选举的意义上说，单纯强调党员人数是没有作用的，为数众多、观点和利益各异的党员反而会在设计竞选策略方面束缚政党领导人的手脚。在当今时代，政党在选举中最需要的是金钱，而金钱是能从利益集团和个人捐赠者那里获得的，而且要比征募大批党员容易得多、划算得多。所以，与其组织大量党员来拉票，倒不如招募小规模的干部组织或者干脆在竞选时期使用专门组织更有效率，换句话说，政党要由“群众党”转化为新式的“干部党”。
尤其重要的是，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使政党获得了全新的活动空间和竞争手段，在一个可以利用电视、民意测验以及诸如此类手段进行竞选的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无论是在政治沟通还是在为政党提供活动经费方面都已变得不再重要，虽然它们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或仅仅由于惯性而维持下去，但失去了作用的组织终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群众党”党员人数持续地、大幅度地减少已经证明在现代政党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组织的倾向。通过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实际上美国式政党才是引导选举竞争的最佳形式。不是“从左向右的传染”而是“从右向左的传染”将成为未来西方政党的组织特色。
在这里，爱泼斯坦反驳了迪维尔热把“群众党”当作现代政党唯一样板的看法，否定了迪维尔热提出的“组织优势”的概念，也不承认那种认为组织松散、效率低下的美国政党必然朝着西欧政党的方向发展的观点。他所依据的事实，就是当代西方国家“资金密集型”竞选正在取代“人力密集型”竞选。应该承认，爱泼斯坦对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他一面强调美国政党的组织特点是由美国的宪法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的，一面却又忽视了西欧国家不同于美国的特点。所以，尽管他对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变化的种种迹象把握得比较准确，但他对西欧“群众党”未来发展趋向的判断是值得怀疑的。西欧政党通过“从右向左的传染”而成为美国式的“新干部党”的可能性不大，以党员和基层组织为基础的政党组织也并未终结。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西欧政党政治的传统不同于美国。美国政党向来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组织体系不健全，精英作用突出，因此很多人把美国政党比作向顾客（选民）推销自己产品（政策）的商业公司。西欧政党则有很大不同，它们始终强调稳固的选民基础、大批党员和健全的组织的重要性，认为拥有这些就标志着政党与普通民众之间有牢固的纽带，能够增强政党存在和执政的合法性。党的领袖不愿意自己的政党被看成是脱离群众的“精英党”、“干部党”，在竞选时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一种政党是政治精英与选民做政治交易的“企业”的印象，努力证明选民在选举中不仅要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且要对政党的价值观念和政策进行取舍。
第二，制度因素决定了西欧政党的党员和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党的公职候选人由开放式或封闭式的初选产生，选民无须获得党员身份就可以参加某一政党候选人的选举，这种独具一格的初选办法使党的候选人选举受党员和政党组织的控制程度较小，因而减少了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存在的理由。而在西欧国家，大多数政党都规定，党的领袖和议会候选人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或者通过党员的代表间接选举产生。所以，即使党员不能在各政党之间的竞选中提供帮助，但他们在党内的竞争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领袖和议员的候选人有足够的动力把自己的支持者吸收进党内。此外，德国、挪威、芬兰等国的法律中有鼓励党员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候选人选举过程的相关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有助于维持以党员为基础的政党组织。
第三，西欧政党的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仍发挥着现实的政治作用。西欧政党的党员可以分为积极党员和消极党员，在党员总数中只占少数的积极党员定期参加地方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他们无偿地为党付出时间和精力，包括散发党的宣传材料、与可能成为选民的人进行接触、举办各种党的活动。党的积极分子构成了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的核心，无论在竞选时期和非竞选时期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政党自地方直至中央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主要是从这些积极分子中选拔和录用的。即便是那些不积极的党员也为政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选票基础和财政支持。
第四，在新的环境下扩大党员队伍、建立新型的政党组织关系着西欧政党的未来。拥有坚强的地方党组织和大批党员的政党确有可能在竞选中不如那些把权力集中在中央组织和领袖手中的、依靠金钱和媒体开展竞选活动的政党组织便捷有效，但在建立与公众之间的牢固纽带方面却远比它们可靠。政党通过提供给党员社会利益，可能塑造出政治亚群体的政党忠诚，因此成为扭转选民的政党认同衰落和政党组织衰落的方法之一。此外，地方党组织还可以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提供必要的训练。尽管拥有大量党员的政党不一定能发挥上述的功能，但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肯定达不到上述效果。所以，尽管现在已经很少有政党还煞费苦心地试图建立迪维尔热所说的那种“群众党”，但对新的政党组织形式的探索始终未曾间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