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归纳出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主要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的总体变化趋势：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选民的政党认同明显地削弱了，而且政党认同削弱的倾向一直保持着，表现为：有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下降，其中有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的下降尤为显著，独立选民的比例增加了。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选民的政党认同在60～80年代也呈下降趋势，但在80年代后又开始回升，到90年代中期已经恢复到了1960年的水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政党的选民基础本来就不如建立在阶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西欧政党来得稳固，因而在其变化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对这一时期美国选民政党认同的下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以后美国全国性政党的制度化、政党精英阶层（政府中的政党）党派性的加强以及两党的意识形态在一段时期内的极化（以“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尤为突出）都是造成美国选民政党认同复苏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影响
选民的政党认同这条将政党与选民联系在一起的心理纽带一旦松弛，必然引起选民选举行为的相应变化，在选举过程中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
（一）选民参与竞选活动的程度降低
在竞选时，西方政党的选民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自己所认同的政党提供帮助：佩戴党的徽章、散发党的宣传材料、说服其他选民投本党一票、参加社区的政治性会议、为所认同的政党或其候选人工作、提供资助（即所谓的支票簿参与）、给本党议员写信提出意见和建议。今天，除了为政党提供资助之外，其他各类活动的水平都有所下降，参加集会和给议员写信这两种活动的水平下降得最多。类似的现象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中都发生了。例如，参加政党集会的英国选民从1964年的8%下降到了1987年的4%。
（二）选民的投票率降低
比较了部分西方国家在50年代举行的头两次选举中和90年代末举行的两次选举中的投票率。结果证实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选民投票率确实存在着下降的普遍趋势。与50年代相比，在表中所列的14个欧美国家中，有12国的选民投票率在90年代有明显的下降。其中，法国下降了19%，美国下降了15%，英国和德国都下降了11%，只有丹麦和瑞典两国的选民投票率有小幅上升。
（三）选民的易变性（volatility）增强
越来越多的选民在连续举行的两次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60年代末以前，西方国家选民的投票引为还相当稳定。从70年代起，选民的易变性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末，易变选民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增长了近10%。其中，瑞典的情况更为突出。
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1956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选中，只有7%的瑞典选民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在1994年大选中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9%。美国选民易变性的变化情况比较特殊，60～80年代，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选民的易变性略有上升，但80年代后又有所回落，这与美国选民政党认同的变化趋势是互相吻合的。
（四）选民越来越多地采取分裂投票（split ballot）的办法，导致分裂政府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采用议会制的西欧国家，选民在议会上院和下院的选举中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德国就是一例。直到70年代末，只有不到10%的德国选民在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联邦议院（Bundestag）选举中把选票分别投给不同的政党；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6%。近年来，瑞典等国选民分裂投票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60年代只有不到1/6的选民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选择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但到了90年代，投分裂票的选民已经增加到了1/4至1/3之间。
分裂政府是选民分裂投票的必然结果。在美国，无论是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各州，分裂政府的现象都很普遍。据统计，1997年，只有19个州的政府和众议院掌握在同一个政党手中。在全国层面上，1976-2000年的24年中，由分裂投票造成的分治政府长达18年，而统一政府（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同属一个政党）只有短短6年（1977-1981年、1993-1995年），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以致瓦滕伯格把这段时间称为“分裂的政党政府时代”。德国的情形与美国相似。在联邦德国建国后的头20年中，联邦参议院和联邦议院的多数都由相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掌握；但从1976～1996年的20年间，大约有1/3的时间议会两院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在实行半总统制的法国，战后以来经历的三次“左右共治”也都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1986～1988年期间，总统是来自社会党的左翼人士密特朗，总理是来自右翼联盟的希拉克；1993～1995年，总统是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理是右翼联盟的巴拉杜；1997～2002年，总统是右翼联盟的希拉克，总理是社会党的若斯潘。分裂政府的频频出现，使上述西方国家的政党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程度有限，导致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
（五）选民作出投票决定的时机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选民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把选票投向何方，使选举结果更难预测，候选人形象、政治议题和突发事件等短期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程度加深。在2002年德国大选中，施托伊贝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中右联盟直到大选前两个月时还在各种民意调查中领先于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绿党中左联盟，看起来已经胜券在握。然而，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政治议题的改变，从而挽救了中左联盟。美国的中东政策引发了伊拉克危机，激起了德国选民的反战情绪，使左翼联盟倡导的维护和平的政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大选前一个多月德国东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使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伙伴绿党一贯倡导的环境保护主张得到了大批选民的共鸣，结果中左联盟侥幸地以领先中右竞选联盟1．2%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在接下来举行的2005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同样处于劣势。大选之前，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各州议会选举中遭遇了一连串失利，连已经执政了39年的第一大票仓北威州也丢掉了。在败局已定的严峻形势下，施罗德的个人魅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与默克尔进行的电视辩论中，他展现出了和蔼可亲的形象和令人信服的能力，挽回了不少选民的支持，使大选重新呈现出胶着局面。民意调查表明，直到大选前三天仍然有30%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的对象。更极端的是，甚至有选民在网上交易平台eBay上公开宣称要拍卖自己的选票！结果，社会民主党虽然以微弱的劣势落败，但迫使联盟党接纳自己为执政伙伴，共同组成了大联合政府。西方媒体对此评价说，这次选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是一次失败，而对施罗德个人来说却是一个胜利。2010年的英国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例证。
大选前的民调显示，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相差不大，40%的英国选民在选举的前一天仍未下定决心将选票投给何人，迫使三大政党的领袖直到大选前的一刻还在忙着拉票，为入主唐宁街10号做最后一搏。
（六）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分裂程度更高，表现为“有效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增加1976年，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分析政党体制的权威理论中指出，可以采用“相关政党”（relevant parties）这一指标对政党体制内的各个政党进行定性分析。萨托利提出，确定一个政党是不是“相关政党”有两条标准：一是看这个党作为反对党是否具有威吓能力，即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执政党；二是看这个党作为执政党是否具有“联合执政的潜力”，即曾经参加过政府或者被其他大党视为可能的联合执政伙伴。后来，拉科索（Markku Laakso）和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在“相关政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效政党数目”的概念，通过对政党体制内包含的政党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主要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对比，为考察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分裂程度提供了更科学、更准确的依据。
“有效政党数目”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有效选举政党的数目”和“有效议会政党的数目”，前者通过各政党在选举中所获的选票份额来计算，后者则以各政党所获议席的数量来衡量。对西方国家进行考察时采用的是“有效议会党数目”。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欧主要国家的“有效议会党的数目”都有所增加，不但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如此，就连采用两党制的英国也不例外，自由民主党力量的持续攀升就是鲜明的例证。只有美国的“有效议会党的数目”保持不变，仍为2．1个，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牢牢把持着国会两院。
第三节 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及变化趋势
当代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选民自身特征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则与西方政党对选民认同危机的理解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关。可以说，正是选民和政党这两个选举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共同造成了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局面。近40年来“选民中的政党”衰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对这种衰落状况的未来发展趋势还存在着争议：它所反映的究竟是“政党选民联盟解体”（dealignment）的长期倾向呢，还是在“政党选民联盟重组”（realignment）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换句话说，就是“选民中的政党”能否扭转衰落的趋势而走向复兴？
一、西方国家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原因
本书的第一章对造成当代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重大变化的原因曾加以阐述，如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动、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媒体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增强、利益集团的发展和新兴政党的崛起使选举市场中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等，这里不再赘述。它们从供、求两端改变了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市场：一方面引起了选民特征的变化，并为选民不通过政党而获取政治信息提供了丰富的手段；另一方面促使政党针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条件的改善作出调整，采取了“意识形态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的应对策略。这些都不利于选民形成和保持稳定的政党认同。
（一）当代西方选民的政党认同削弱与新的历史条件下选民特征的变化有关
长期以来，阶级矛盾在西方社会中一直是最突出的矛盾。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结构作了如下描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那时起，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促使选民聚集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周围，阶级的分野成为选民形成政党认同、结成联盟支持某一政党的主要依据，然后再“通过政党在组织上的不断维持，加上经由家庭内部的政治社会化而使党派忠诚在几代人之间先后传递所产生的强化作用，政党就可以维持这种支持达几十年之久”。政党认同的这种稳定性使其变化幅度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致使“除了极少但却意义重大的例外，20世纪60年代的政党体制反映了20年代的分裂结构”，这就是利普塞特和罗坎所说的“政党选择的冻结”（freezing of party alternatives）。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动，导致了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两极阶级结构被打破，与生产社会化和科技革命相伴而生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个阶层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相比，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更高，社会保障更好，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更优越。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一般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具有完成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这使他们拥有比较稳定的、中等水平的收入，积蓄了包括一定数量的存款、股票、家电、汽车和房产在内的私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享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地位，形成了一种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因此，中间阶层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比较缓和，包容性强而斗争性弱，在通常情况下充当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