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众党”的替代者，“全方位党”没有完全抛弃前一个政党模式的遗产，它们希望在坚持党的传统政治定位的基础上向政治光谱的中央移动；它们试图在巩固传统的选民基础的同时把支持者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它们还继承了“群众党”的一整套组织结构。尽管如此，基希海默尔还是从西方政党“全方位”化的趋势中看出了潜藏的危机。他在阐述“全方位党”时没有明确提出“政党衰落”的问题，但在对6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政党变化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时，“作为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基希海默尔对他所分析的趋势很是痛惜”，并且表露出了他对西方政党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
他认为，虽然“全方位党”与“群众党”在外在的组织结构上十分相似，但这两种政党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所反映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却有很大的不同：“群众党”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本党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此强调动员群众的深入程度，要求政党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阶级基础之中，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长期且稳定的联系；“全方位党”以选票最大化和上台执政为目的，因而强调游说选民的广泛程度，主张面向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来扩大党的选民队伍，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短暂而脆弱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政党的“全方位”化虽然能够取得选举突破和上台执政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政党政治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模糊的意识形态、趋同的政策取向使选民越来越难以在主流政党中进行选择，对政党政治持消极、冷漠态度的选民日益增多。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导致党派对立的完全消失和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彻底被切断，最终结果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失控，即选民对政党失控、政党对其支持者失控。基希海默尔的上述创见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也使他成为探讨“政党衰落”问题的先行者。在他的著作《西欧政党制度的变革》发表4年之后，沃尔特·迪恩·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才第一次提出“美国政党逐渐消亡的长期趋势”，又过了一年美国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尔（David Broder）才大声宣称“政党完蛋了！”基希海默尔所预言的发展趋势后来部分地成为了现实，这就是由卡茨和梅尔等人所界定的“卡特尔党”。
二、“卡特尔党”的理论和实践
对政党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变的趋势持悲观态度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不乏其人，但他们无法解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饱受非议、不断“衰落”的政党反而在当代西方国家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提出了新的政党模式“卡特尔党”，从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视角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他们明确指出，从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到迪维尔热，所有的政党理论家都是从政党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政党，都把“群众党”作为唯一完善的政党模式。“政党衰落”论者正是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在观察到“全方位党”模式下政党与社会之间联系日益削弱的情况后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然而，这个前提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自从政党诞生的那一天起，社会、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每一次政党模式的变迁，如“群众党”取代“干部党”，“全方位党”代替“群众党”，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变化使然，既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也是对民主概念的不同理解的产物。因此，不应只是关注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也要考察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
“卡特尔党”的第一层含义是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表明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侵蚀的现象：选民对主流政党的认同削弱，放弃投票的选民增多；忠诚于某一个政党的选民减少，在投票前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浮动选民”以及在不同的选举中投票给不同政党的“分裂投票者”增多；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幅度下降，党员中不经常参与党组织活动的消极党员增多；政党的领袖和中央机构权力扩大，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力量则严重削弱，等等。卡茨和梅尔不否认上述事实，但他们强调政党与社会的疏远并不足以导致西方政党的衰落，因为这些政党已经找到了新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那就是调整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进一步向国家倾斜，使政党的角色从社会的组成部分变成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利用国家的资源确保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律规定改变政党作为社会组织的性质，由国家提供政党维持生存和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媒体资源和其他资源。
“卡特尔党”的第二层含义是主流政党组成卡特尔联盟共享国家资源。过去的“群众党”扎根于社会的一定阶级、阶层之中，拥有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便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也不会危及政党本身的生存。“卡特尔党”缺乏社会基础，维持生存和开展竞选活动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家，赢得选举对这类政党而言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显然，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执政党轮替的制度环境下，如果无法保证在选举中落败的政党获得足够的资源免遭生存危机，那么使政党成为“准国家机构”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各国的主流政党组成政治联盟，将彼此之间的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让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能从国家提供的资源中分得一杯羹，既免除了主流政党的生存危机，又达到了垄断政权、排斥新兴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目的。这种做法与经济领域内垄断市场的卡特尔企业十分相似，“卡特尔党”之名正是由此而来。尽管西方政党通过国家的法律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正像梅尔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们谈论的是国家对政党的各种规定，还是《政党法》或者国家给予政党补贴的数额，我们所说的其实都是由议会作出的决定，……因而也是由政党本身作出的决定。……如此一来，虽然每个政党都把这些规定视为自己必须适应的外部因素，但这些规定的特性往往是由全体政党或至少由大多数政党来设计和决定的”，其实质都是政党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我服务”。
“卡特尔党”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它们独特的组织结构。与“全方位党”一样，“卡特尔党”表面上也保留了“群众党”那种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有自身的特点。“卡特尔党”的各个组织层级相对独立，党的领袖不但在党内拥有很大权力，而且越来越多地利用党外的专业咨询机构和专业人员；党的中央机构在制定策略和处理重大问题时力图摆脱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积极分子的掣肘；党的地方组织谋求在本地事务中和确定本地选举的候选人时有更大的发言权；普通党员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但仍缺乏制约领袖和中央机构的力量。更具特色的是，政党进入议会和政府的部分，即议会党团和担任政府高官的党员在党内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控制着政府之外的党组织，作出了党的重大决策，决定了党的政策倾向。
“卡特尔党”在组织结构方面并没有超越“全方位党”的范畴，有学者据此否定“卡特尔党”是“全方位党”之后出现的新的政党类型。不过，“卡特尔党”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引入了政党模式的研究领域，指明了西方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展示了这些政党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为我们考察当代西方“政党衰落”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以往的政党研究聚焦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群众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型过程中政党逐渐脱离社会为依据得出了“政党衰落”的结论。新的政党研究则另辟蹊径，揭示了“全方位党”向“卡特尔党”演进的过程中政党与国家日益接近的趋向，为当代西方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卡特尔党”模式获得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可，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验证。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具备了政府首脑和议会党团支配全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相互依赖性减弱等“卡特尔党”的特征无疑是最直接的证明。此外，二战结束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涉及政党的立法迅速增多、国家给予政党财务补贴等现象在欧美国家日益普遍，成为政党转变为“准国家机构”的间接证明。
卡茨和梅尔总结的政党产生至今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当然，他们的总结并非无懈可击。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党种类极为复杂，绝非某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所能概括。而且，政党类型的发展变化也不是直线式的，各种类型的政党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此前彼后的传承关系，“群众党”不一定会发展成为“全方位党”，“卡特尔党”与“全方位党”也只是分析的角度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对西方政党自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纵向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政党的演变大致遵循着相同的脉络，即“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党”→“卡特尔党”。这些与西方民主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党模式承载着特定的民主含义，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为我们研究和分析“政党衰落”理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纵向逻辑线索。同时，西方学者考察政党的视角非常广阔，如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内政党的数量、大小、地域分布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倾向、竞选能力，党的领袖、各级干部、普通党员、选民，党的组织结构、财务状况、党内的民主机制和决策机制，等等。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从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的组成部分的经典划分入手，从选民中的政党（party in the electorate）、作为组织的政党（party as an organization）和政府中的政党（party in the government）这三个方面或者“政党的三张面孔”出发进行横向考察，阐述政党模式的演变造成的政党组织结构变化和功能变化情况，客观评价这些变化对政党造成的影响，并就“政党衰落”或“政党转型”问题得出有根据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