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的诚信难题
当代中国人很关心诚信问题。政府关心、学者关心、消费者关心、经营者也关心，这是因为什么呢？大概都是因为中国人不诚信观念成为了中国人不自觉接受的人格潜意识行为，而且不断形成社会危害，让人不得不提防。
比如，官方做文章，辞藻华美，唯一缺少的就是监督实施进度。这样的官话、官文章，写的人和看的人心照不宣，从不会发生误解，谁觉得奇怪，谁就是心理扭曲者，几百年来的史实基本如此。
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原理，当个人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能扭转大的局势时，人们就会选择归顺最终不利于自己的制度行为，哪怕是错误的。
我们相信，政府是很想把诚信问题解决好，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评选国家级诚信企业，信用企业，可是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评的呢？
企业按文件规定交一些材料，包括产品质量、金融信用、服务质量没有明显问题的，有一定业绩的，均可以提交材料。企业把一些信用或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尽量化小甚至化掉，主办机构的负责人还会帮助企业把一些质量不良记录材料撤掉。同时，交上万元的评审费用，象征性检查一番，只要评定过程中不出大问题，国家某一级政府的信用企业荣誉就可以拿到了。笔者就亲自参加过这样的企业信用评审过程。
2008年是中国特色化股票市场值得回味的大振荡期。有的网络写手分析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惨象？比如中国石油股票，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一般老百姓购买价格是30多元，还有一些大额度的非流通股，没有花几个钱就买到手了。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卖，其他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后来实行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本质就是国家有关机构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非流通股与老百姓的高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是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股民的灾难就开始了。
2008年5月，互联网上疯传一篇报告，是美国民间调查机构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指中国人的不诚信。“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论坛（www.pinggu.org）介绍这份报告说，William H.Overholt是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管和《中国的崛起》报告的作者，这份报告是他于2005年5月19日为中美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完成的。报告中对于中国人不诚信的评价，和数百年前人们的分析基本一致。是不是说，我们在诚信方面的不良历史，始终没有根本的改观呢？
笔者很愿意相信，在我们社会各个领域，诚信是主流，诚信的人和事也是主流，不然的话，如果说大面积的人都是不诚信的，我们的社会不是群体变态了吗？人，不就失去对这个社会的信心了吗？
第三节 关于面子
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包括很多他人的成分，“仁者，人也。”用二人定义一个人，或者说用他人来规定自己，因此就产生了很深的在别人面前做人（包括假象）的观念。把别人的判断看做比自我判断更重要，因此要在别人面前做“面子”，同时要给别人“面子”。
国人从古至今都太喜欢面子，面子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个沉浸在血液中的特性，表示自己有实力，体现自己魅力和形象的方法就是做“面子”，其实本质上有一部分就是做假。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新生活。这个应受到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天然地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
林语堂说，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杜月笙说，人生有三大“面”最难吃，情面、钱面、场面。鲁迅说，面子简单易想，就在周围，可是越是深入想，越是觉得复杂。因为，面子的功能可以满足个人交际吸引的愿望；满足敬重和赞美的心理；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奢望，同时还可以让自我价值得到肯定。在社会功能方面，可以说道德约束少数真君子，法律约束少数真小人，面子约束绝大多数的伪君子。
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这些分析不一定十分确切，但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人普遍人格中面子现象隐含的不良习性。让青年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本民族的人格特点。
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面子的规则有所不同，多数是潜在的，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中就不乏见不得太阳的潜规则。中国人的这些道德教化的准则，是一种特定的柔性行为。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总是浅尝辄止，顾虑重重，环顾左右而言他，所以，说半天也说不清楚，于是就有人喜欢调停矛盾，社区邻里常常靠某个“和事佬”来加以调停，让争论双方各让一步，顾全双方的面子。像这样的放弃准确的规则，常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生活中必要的生活技巧和原则，这也是中国人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
面子工程几乎成为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部分，这种面子多虚伪而少实在，过分强调“面子”在本质上是过分强调自尊、粉饰自己，是狭隘自卑的另一种表达。正因为如此，“脸面”在我们生活中具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演戏、善于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一样，富于伪装，具有多重舞台角色，而且经常不恰当地互换角色。
比如说，“你方唱罢我登场”表示社会政治舞台“没有常青树”，“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景象。等到要退出政治圈子的时候，心情愉快时会说自己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不得不“离开历史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会说自己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些依据戏剧化角色的行为方式，一方面是合乎戏剧化规则，所谓粉墨登场或撂挑子走人，隐含的是合乎政治游戏的规则。所谓上下左右看风向、排座次，同时还要应和世俗伦理规则，所谓“老理儿”。
这样按部就班地生存，就会很有“面子”。
在这些主角努力表演时，如果你小看他们，他们就会觉得你小瞧他，自己“丢面子”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指这样的人，明清皇朝以来，要面子的排场竟然可以摆到刑场上，为了宁死也要保住面子的目的，地方官被杀头时准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
至今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还有呢？恐怕不仅有，还很多的。
揭开“面子”相当于打开许多重要民族心理枷锁，这种看似自尊，实质是自卑的人格特质，是我们从民族文化中不自觉习得的重要人格要素，小瞧不得。
第四节 关于权威与官
中国的权威人格化、等级化，是个普遍的现实。它首先表现在家长制统治体系。依照对权威的不同态度，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而对这种权威通常的态度是顺而不从，委曲求全，从古至今，基本如此。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是“看人下菜碟儿”的，意思是说对待不同的人，手段、态度都不同，其中，对待首长（领导人）的神态最有讲究。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农民，面对公社书记时，腰杆都挺不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更别说遇到更大的官。一般人看首长，是用看神的眼神去敬仰。偶尔有机会与首长握手，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万一跟伟人级的领袖人物握手，哪怕近距离欣赏一下，便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回家或回到单位得述说好几天。最极端的时候当然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面对着毛泽东等国家领袖人物，狂热地挥动语录本，山呼万岁，寰球罕见。
越是社会底层的百姓，越是用敬仰、敬畏的眼神欣赏首长，当然，他们的欣赏多是单纯而纯朴的，没有功利欲望。而越是接近首长的人，欣赏表现的形式越周全、圆滑、功利，那种敬畏包含了很多一己之动机，说不清道不明。
既然不是出自内心情愿的，为什么还敬仰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首长（领导、官）是本、百姓是末，官是百姓的“父母”，是不能轻易颠覆的。体现这些权威的官名等级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从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局长、（司）局长、副厅长、厅（市）长、省、部长等等、等等，还有相当于某级别的巡视员、调研员、二线顾问等有职无权的官，这些称谓中，据说英语只有一个词：director（主任），不知真假。
与官本位相关的是权本位，有官无权，就不如有官有权，甚至某些有权而无官位的，也能够把某些有官位的吓唬个半死。有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这个意思。和上面说的官本位联系起来，就是官权本位。有了权的官，那是了不得了。大家习惯叫他们“老虎”，比如电老虎、油老虎等等。没有权的官，有一些是为了平衡用的，叫调研员、巡视员、监督员等，问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恐怕给他们授“衔”的官也说不清。
政府官本位的影响在社会各界影响巨大，不仅膜拜而且效仿。比如在北京某商业企业，一个业务部门总共有30多人，但是管理这个部门的各个级别却非常复杂：总经理（他们叫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经理助理、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业务经理、业务副经理、业务主管、业务主办、见习主办、业务文员。实地了解以后发现，其实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部长、部长助理、业务副经理是没有实际责权的，属于空置，而业务主管和业务主办、见习业务主办、文员的责权是一样的，建立这样的机制，运行效果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