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重要问题，是由环境政治理论揭示出的环境污染的责任及保护环境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墨西哥等多数拉美国家认为，造成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拉美的经济盘剥、资源掠夺和转嫁公害是造成拉美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国等国却竭力否认，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拉美国家本身。拉美国家则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拉美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人。环保的资金应主要它们来支付，而且要求减少在拉美国家境内对某些自然资源的开采，并为保护环境向拉美国家提供非盈利性的有关环保技术，不能附加政治、经济条件。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千方百计推卸责任，不肯为解决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环保问题拿出资金。因此，这个重要问题与前两个问题既有一些关系，同时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
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目前的环保责任更多地是要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墨美的环保责任问题，与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区域之间的利益联合、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联系在一块。墨美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以国家形式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墨美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
二、墨美间环保方面存在的分歧
近些年来墨美双方由贸易导致的环境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口产品结构。墨西哥的初级产品出口是以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而美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资源，以低于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向墨西哥购买。一方面，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损失和资源价格以外的价值均由墨西哥承担；另一方面，初级产品加工而成的制成品又高价卖到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美国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结果使墨西哥的资源消耗得不到补偿和维护，加剧了墨西哥的环境恶化。
第二，污染转嫁。由于墨西哥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比较宽松，美国的企业为了逃避国内较严的环保法规，将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或国内限制或淘汰的技术或产品转移到墨西哥，不仅加重了墨西哥的环境问题，还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冷战后墨西哥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像皮革、电镀、印染、化工等“污染密集型”的企业分别占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额的很大比重。
第三，美国利用环保标准、环保标志和市场准入等条件作为贸易保护的借口，形成一种隐蔽性的“绿色贸易壁垒”，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罩上一层巨大的保护伞，把墨西哥的许多产品挡在了门外，使其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四，美国在世界环保市场中凭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而拥有霸主地位，庞大的绿色市场被他们捷足先登，而墨西哥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刚刚起步，实力薄弱，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1992年，国际市场上交易的环保技术和产品达到2500亿美元，而仅美、德、日三个发达国家就达1500亿美元，占世界市场总额的60％，这还不包括英、法等其他发达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五，环境因素正成为国际社会中优惠贷款、国际投资、无偿援助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倾向于环境保护：一是要求一般贷款项目必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二是优先给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贷款，在期限、利率、还款条件上给予优惠。而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限制其外的。
由此可见，墨美双方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主张冲突在新形势下的反映。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要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趋衰弱的夕阳工业；另一方面，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要继续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增强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日趋上升的战略地位，达到最终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理应谴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鼓励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思想。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保护环境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将环保措施纳入到国际贸易的目标和规则中，日益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同，环保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相反，任何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都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绿色壁垒”被披上保护环境的外衣，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其遏制墨西哥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用心被掩盖起来。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却被指责为继续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元凶，其应被同情的不利贸易地位往往被人遗忘。这决定了在贸易与环境争论中发达国家处于主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应付。
可见，美国与墨西哥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应该受到谴责的反而被同情，应该同情的却受到谴责。这正是国际经济旧秩序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反映，也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存在所必然出现的反常现象。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贸易与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现在墨美两国政府，特别是有关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区域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在进行努力，希望能够协调墨美双方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矛盾。但是成效不是很理想。这必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第三节墨美环境意识的变革
“千年前，人类为争夺土地而战斗；现在，人类为获取石油而斗争；而在未来，人类将为得到水源而竭尽全力。”墨西哥自然保护区全国委员会在宣传册上发出这样的预言。目前，墨政府把水资源问题视作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保护环境资源是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墨西哥的边境地区的环境特别是水资源，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主要的威胁来自污染、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不适当的旅游方式。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墨西哥2004年出台的《国家水法》，对确定资源区的价值、管理水资源和森林以及合理使用水资源都有明文规定。同年11月，泛美《湿地公约》成员国会议在墨西哥召开，会上达成了美洲国家携手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共识。墨西哥自然保护区全国委员会作为环境部的下属机构，集中力量为环境保护开展工作，建立了应对水质污染的有效的反应机制和警报系统。墨西哥的国家空气质量信息系统计划也于20世纪90年代投入使用，截至此时期共耗资1.06亿比索(约合9300万美元)，已在墨西哥11个城市建立了观测站，其中包括首都墨西哥城、主要工业城市蒙特雷及与美国交界的蒂华纳。
在对外关系中，墨西哥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相互之间在环保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在环境意识上都有合作性的变革。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仍然存在。目前，客观地说，美国加强环保意识有两方面的动机。一是出于全球环境保护的考虑，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仅仅在本国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还不够，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来参与环境保护，因此利用贸易的有效手段对那些损害环境的行为加以制裁；美国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利用较高的环保标准，对墨西哥那些因环境成本尚未内在化而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限制创造可能，能“合法”地保护本国的劣势产业与产品。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对环保标准并不像美国那般热衷，主要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墨美两国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不同，对污染的“吸纳能力”以及两国民众对污染的“容忍程度”各有差别，加上工业化程度低，墨西哥许多地区的污染程度比美国要低，它们不认为有必要制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看来是必须的，与气体或水排放、噪音控制相关的标准；二是，与美国在初创时期一样，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对于墨西哥来说，用有限的资金、资源发展经济、改善国家落后的状况显然比投入见效较慢的环境建设实际得多，它们更愿意在经济实力殷实之后进行环境治理，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1990年以来在与美、加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环境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都得到了加强，产生的积极环境效应是明显的。至于墨西哥是否成为“污染天堂”，由于墨西哥不断强化环境规则并予以严格实施，不存在墨西哥放松环境规则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研究报告也没有美、加投资流向墨西哥污染部门的证据和趋势。美国和墨西哥在要求各自企业应该达到的环保标准的差异是很大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差距，使得墨美环境标准暂时难以统一，造成环境意识上的分歧。然而，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墨美间在生态环境意识上发生了变革，体现在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