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府与NGO互动情况分析
政府方面：在地震刚刚发生的阶段，救灾工作繁重、大量物资涌入，政府在任务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寻求民间力量的帮助，在此期间与NGO有相当密切的合作。进入重建阶段后，各项工作进入轨道，政府与NGO的合作逐渐减少。目前，政府主动发起的联系仅限于邀请各组织出席“绵竹市灾后重建公益组织联席会议”。
NGO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NGO服务人员认为，在政府与NGO的互动过程中，NGO更为主动。
NGO与政府的联系，一方面是定期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项工作目前只有少数机构在做，最主要的是向政府寻求帮助。95％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民间组织在工作中有向政府求助的必要，但大部分表示在遇到困难时会首先求助于自己机构的上级部门或其他NGO，最后才考虑向政府求助。
·资金和项目
NGO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对政府支持的最大需求都是资金，资金又决定着器材、技术等一系列问题，而政府在这方面的实际支持却为零。自主项目的缺少，对于本土NGO的发展也是一个致命伤。在对境外机构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国际上惯常的模式是政府购买NGO的服务，即政府出资、出项目，由NGO竞标获得承办资格并完成项目的实施；或者基金会用项目策划向政府申请资金，而在大陆，这两种模式还没有得到实现。究其原因，一是政府思维没有转变，二是中国的NGO发展时间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办政府给的大项目，自己也无法拿出足够优秀的项目策划。
国际上一些实力雄厚的NGO拥有自己的集团企业，把企业的盈利投入NGO的运行。中国本土的NGO显然没有这样的实力，只能向外部筹措资金，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基金会，一是企业，这两种途径都需要完善的项目的支撑，而本土NGO由于经验、人才、专业等方面的欠缺，很难拿出优秀的项目，生存举步维艰。
即使有完善的项目，NGO之间对资金的竞争也相当激烈。目前中国有能力给本土NGO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并不多，而中国企业提供资金做慈善事业，或多或少还停留在以自我宣传为目的的层面上，这都让NGO的资金问题更为严峻。
·信息
在“信息”一项，尽管问卷和访谈结果都显示政府已经给予了大量支持，但仍成为NGO工作中的瓶颈。得不到充分的信息，NGO就不能顺利地确定服务对象、设置服务项目、寻找服务场地。究其原因，在绵竹，给NGO提供信息的部门仅限于资源协调平台，而平台的信息来源又仅限于团委和其他积极配合的NGO，这导致NGO得到的信息不全面，尤其是那些服务内容具有专业性的机构，如医疗、心理、社会援助等，在协调平台得不到专业领域的信息，无法满足工作开展的需求。笔者认为，要解决信息缺乏的问题，NGO应积极同自己服务领域的相关部门联系，如医疗心理方面的卫生局、社会援助方面的民政局等，而这种联系从登记注册阶段就可以开始建立。
·专业人才
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本土NGO发展的一大阻碍。在考察中笔者发现，港台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人是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而本土，尤其是绵竹本地NGO的固定工作人员往往是兼职，从教师到农民都有，对NGO的工作不熟悉，也间接导致了项目空缺、资金短缺、机构运营不善等问题。对此，绵竹市团委在联席会议上设置了“专家讲座”环节，作为对NGO工作人员的培训，但其力度和效果显然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积极提供相关职业培训，作为NGO更要做好人员的把关和培训工作，尤其是服务于医疗、心理等专业领域的机构，更要专注于提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专业水平，以专业创造卓越。
（三）个案分析
1.志诚志愿者服务队——“草根”NGO面临的困境地震后不久，在绵竹打工的一个山西小伙子组织了一帮当地志愿者，成立了“志诚志愿者服务队”，一个多月后，他去外地工作，临走前把机构和志愿者交给了汉旺镇清坪乡人余乐泉（人称“老余”），从此志诚完全成了绵竹人的队伍。
成立伊始，志诚以其“民间”“奉献”的理念著称，吸引了大批志愿者，一度成为灾区最庞大的志愿者组织。直到现在，志诚仍对外宣称有近200名成员，而实际参与工作的只有不到30人。
灾后紧急救援阶段，志诚协助政府做物价检测、学生安置等工作。灾区的混乱连同队伍的忙碌告一段落之后，志诚却陷入了困境。政府不再安排工作，加上负责人对民间服务领域缺乏了解，志诚找不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机构定位，加上没有场地、资金，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配合别的机构工作，“哪里有忙哪里帮”。目前，志诚除了跟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志愿者队伍合作的沙盘游戏之外，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多。
资金和项目是志诚目前最大的困扰。三位负责人中，老余是工人，另两位分别是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志诚的志愿者，上至七八十岁的退休工人，下至14岁的学生，文化水平大多在专科以下，对民间服务领域更没有了解，专业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了自主项目的缺失，因而无法对外筹措资金。老余白天在各NGO之间辗转工作，晚上跟志愿者在夜市摆烧烤摊，队伍的经费全部来自摆摊的收入。由于经费有限，无法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除老余外，志诚的其他工作人员全部是兼职，因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老余认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才，他打算在明年组织几名志愿者参加社工师的培训和考试，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项目、拉动资金、组织工作，从而推动机构的发展。在笔者采访阶段，老余正在参加另一个NGO主办的为期5天的职业培训，他说收获很大，打算把所学应用到志诚的发展上。
访谈中，三位负责人一再强调要让志诚“走出一条草根NGO发展的创新性道路”，但三人均承认，自己对NGO的运营模式并不了解，也没有想过去查资料研究，对“草根”地位的坚持又让其不愿效仿别的机构的发展道路。而其后从团委了解到，志诚从未在任何部门有过注册或登记，从法律角度讲它根本不是一个机构，更算不上NGO，政府并不承认其合法性，团委对其“利用志愿者做生意”（指摆烧烤摊）的行为很反感，这些都是政府不愿为其提供办公地点及其他资源的原因。
2.友诚之家企业家基金会——寻找政府与民间的平衡点与志诚一样，友诚之家也是地震之后为抗震救灾而成立的，在各重灾区都有服务分队。基金会由广东深圳等地的一些企业家发起，由各企业出资汇集活动经费。
友诚从成立之初便坚持走“政府职能补充”的路线，积极配合驻地政府的管理，主动与政府建立联系、了解当地需求，与政府进行密切的合作。
前文所提的资源协调平台的管理方法并非绵竹首创，早在紧急救援阶段，友诚之家驻遵道镇的服务小组就与当地团委联合成立过类似性质和功能的办公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平台的工作除NGO之间的资源协调之外，还包括扶贫项目开发，未来还将开辟招商引资计划，同样是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发展绵竹地区的经济。
此外，友诚之家还对博爱天下、西部阳光等外地NGO的志愿者进行接待，靠其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为这些志愿者的工作提供帮助。
目前，友诚之家已经成为绵竹地区政府与NGO联系的纽带，既协助政府的工作，又支持其他NGO的发展，成功地在政府与民间找到了平衡点。
3.香港福幼基金会&；台湾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审视和比较香港福幼基金会和台湾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机构发展均超过40年，都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康复治疗机构。两个机构的负责人用审视的眼光观察着中国政府的管理和本土NGO的发展，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角度新颖的说法。
台湾伊甸负责人卢有恒在大陆工作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调研工作的难以开展。为了解当地需要服务的人群，卢按照相关程序向镇政府递交了调研申请，却以“没有相关部门的证明”为由被拒绝。“台湾有专门的立法来限制和规范NGO的活动，政府每年会划出特别预算给NGO提供资金，我们只需按规定提交年度财政报告，在具体操作层面只要不违法就完全行得通。而在大陆虽然我们没拿政府钱，政府也会有一定的限制范围，可能是基于灾民情绪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做调研比较不方便。我们是抱着为当地服务的心愿来工作的，这些限制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