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广播电视新闻的叙事文本中，透过其符号系统所呈现事件或故事的语境特征通常被称为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其中自然包含新闻叙事的时间性、媒体、聚焦以及评述等几个方面的要素。所以，广播电视的新闻叙事，不仅涉及诸多的叙事技巧，更重要的还是涉及一种叙事态度和立场的选择，一种对于现实的积极的、即时的介入。确实，就节目制作接受而言，广播电视新闻可以通过为观众“提供现场的、全方位的、整体的信息，使新闻的主客观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距离，为观众对新闻的理解提供了较为活跃的时空，便于观众进行个性化的观察与思考”。而为达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要求广播电视新闻业者从新闻叙事的态度与立场的选择到叙事策略与技巧的训练都务必需要遵从这样一种新闻理念，亦即：广播电视新闻需要讲故事，需要把受众关心的事实真实地、及时地传达给他们；并由此而形成一种“即时”性的新闻叙事传播模式。其间，事件（故事）固然是广播电视叙事文本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只有生动的、有冲击力的故事，才能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是，广播电视新闻叙事所要把握的却并非仅仅是事件本身。从本质上讲，广播电视新闻叙事的冲击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所叙述事件的关联性、时效性、个人化、故事化、现场化。或者说，强有力的广播电视新闻必须是即时的、现场化的、有声有色的，且有层次、有深度的深入发掘；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鲜明的印象。
应该说，新闻叙事的理念与模式的新变不是始于广播电视媒介的产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广播电视媒介的出现却大大地促发了这一新变的历程。
早在20世纪上半叶，本雅明在论及新闻的属性时也指出：“新闻是对文学生活、对精神、对精灵的背叛。闲聊是其真正本质。每一次连载都重新提出关于愚蠢与怨恨之间关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就是流言飞语。”这种观念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却揭示出新闻的对于传统的“一切纯真美好的东西”的背离，以及新闻的现代本质就是“闲聊”，应该说，还是十分具有预见性的。其实，“闲聊”就是讲故事，就是一种新闻叙事的理念，是从“事件中心”转向“观众中心”，着眼于从“想让受众知道什么”转向“受众想知道什么”，从满足接受者的求知欲转向满足接受者的好奇心，从传播新闻转向传达即时信息，从提供知识转向提供奇观，从关注“这是什么（真）”、“这有何用（善）”到关注“这是否令人眼红耳热心跳（趣）”，从“求知”到“好奇”、从“意义”到“娱乐”……而所有这一切，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无不融入一种“即时”传播与日常消费相结合的现代新闻叙事的理念与模式当中。
比如，数十年来在美国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考察了《60分钟》的诸多期节目之后，就有论者将其归结为三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正是基于这三种模式，《60分钟》的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60分钟》的编创者们以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几十年来即时地向世界传达着美国主流价值观念以及制造出一个个以中产阶级受众为主体的接受神话。而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晚7点《新闻联播》，可以说是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的特例。
到了1994年4月1日，脱胎于《焦点时刻》的《焦点访谈》诞生，成为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又一个中国电视神话。换言之，观看《焦点访谈》在某个时期几乎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作为中国电视受众新闻消费的主渠道，其中明显地内含着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而且“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而另一方面，《新闻调查》等节目的最大魅力也许正是在种种即时性的冲突的制造与解除的叙事模式当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快感”。
确实，当前的广播电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在遵循着各种新闻叙事的规律与模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种种模式的转换。有的虽然只是一种方法的改变，但从叙事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就像为人们打开另外一扇窗户看世界，会看见许多从未见过的风景。比如，自凤凰卫视陈鲁豫主持《凤凰早班车》以来，“播新闻”与“说新闻”就成为两种不同的电视新闻叙述形态，其实也就是由电视新闻叙述主体的姿态与立场的选择不同而导致的电视新闻叙事模式的转变。相比较而言，前者强调的是叙事语法与语态的书面化、官方化、训诫化，而后者强调的是口语化、个性化、日常化。隐含在两者差异背后的，则是广播电视新闻叙事主体在态度和立场上的官方与民间、教化与交流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在当下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当中，一种民间化的、即时交流式的新闻叙事模式才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受众的欢迎。
总而言之，作为对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叙述与建构的产物，广播电视新闻无疑是在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对客观真实的新闻素材即时捕捉与编播的结果。它包括对于事件、行为者和场景等在内的诸多因素的把握。或者更确切地说，广播电视新闻叙事更是一种叙事模式、价值立场的选择：新闻叙事的取舍详略，必须客观、公正、不掩饰、不渲染，切忌以假代真、以偏概全。只有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适度而正确地引导，而不是有意地表演与“作秀”，才有可能取信于民，为更多的受众所接受与认可。
三、广播电视访谈：对话模式
广播电视访谈也就是所谓的“谈话类节目”，乃是广播电视媒体自己创造出的一种特有的叙事模式。它以主人公的出场、“面对面”的述说以及“对话”为主要的形态特征。这种访谈源自于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talk show”（港台地区最早将其译为“脱口秀”），它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有关社会、政治、情感等各种人生话题。节目制作一般不事先准备文稿，内容往往都是谈话者脱口而出。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媒介的发轫期。这种谈话节目在20世纪80年代真正成为一股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已经成为海外电视媒体中播出容量很大的一种成人节目。
和美国一样，中国最早的谈话节目也是出现在广播节目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台广播中采用嘉宾访谈和电话参与的谈话节目开始大受听众的欢迎。但随着电视第一媒介地位的确立，电视谈话节目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广播谈话节目的位置。虽然东西方具体的社会语境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讲，“脱口秀”这种节目形式基本上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电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质造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脱口秀”也就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私人化的一个明显的表征。
“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哈贝马斯将其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主要是指在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应。在现代社会之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泾渭分明的，后者主要用于讨论公共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的公共领域就消亡了；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地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本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当代传媒在公共领域的这种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当今现实中所呈现的那样，在广播、电视、报刊中，时事新闻的故事性都大大地加强了。其结果就使得“这些材料逐渐以消费的充足度代替现实的可信度，从而导致对娱乐的非个人消费，而不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
显然，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传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它给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指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与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下，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脱口秀”，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脱口秀”也就成为当代大众传媒发挥其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
如今，各种类型的访谈（“脱口秀”）确实已成为各国广播电视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节目形式。因为，与以往的纸质媒介相比，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媒介则是更为平民化的，它们对受众的素质要求也相对较低。这种受众定位也就确定了它们所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当代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在以声画为主要传播介质的电视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就现代传媒的理念来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关联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人们在不断地寻求表达对人的关注的最好方式时，“脱口秀”也就应运而生了。普通大众终于能够在媒体上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网络出现以前，几乎所有的传播模式都是单向的；而“脱口秀”的出现则是对大众传播学说中的“枪弹论”的突破。它开创了一种双向交流的模式，从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到电视机前的听众与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几乎毫无例外，中国和西方广播电视中的“脱口秀”节目都是从讲述一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和问题出发，通过一种小众化的私人叙事，来达到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关怀与思考。
故而，广播电视媒体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平民化倾向可能成为“脱口秀”节目兴盛的直接原因。在“脱口秀”的语境中，就其与受众的关系而言，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且这种平等关系使得大众对其产生一种虚拟的信任感。
他们可以把自己关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从来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邻右舍说一句话；他们可以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们是潜在的罪犯；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信任感。然而，这些越来越孤独的人却要在广播电视中感受真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