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剧目选择观念的变化与拓展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广播事业已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期间，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使广播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广播事业的发展也曾一度陷入低迷。但时至今日，在激烈的竞争中，广播不仅没有在传媒行列中彻底消失，反而越来越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多少年来，广播工作者把竞争和困难当成机遇和挑战，因时制宜，不断吸取兄弟媒体之所长，补广播之所短，同时又积极拓宽各种渠道，充分发挥广播媒体特有的优势。半个多世纪以来，戏曲广播剧目选择观念的变化和拓展，节目形式的丰富和变异，见证了广播人不断思考的轨迹。
戏曲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戏曲是他们获得文化历史知识的重要源泉。近些年，虽然网络等媒介的普及和发展波及农村，但是不可否认，广播仍然是农民群众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自我国文艺广播开办以来，戏曲广播就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戏曲在中央台文艺节目中的比例最高曾达到41.95％（1956年冬至1957年春），到1984年前后仍占28％左右。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戏曲广播剧目的选择观念经历了一个变化和拓展的过程。这个变化与拓展的轨迹，既受我国政治形势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和编创人员在创作实践中对广播特性的认识不断深入息息相关。具体来说，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发展初期（1949年至1957年）
在这一阶段，戏曲广播基本上采取“放、放、放”的策略，以来自于舞台实践的传统戏和现代戏为主要播出内容，缺乏从广播特性出发对播出剧目进行足够的鉴别和区分。
1951年，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八个字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戏曲艺术事业的总的方针，也成为戏曲广播选择剧目的主要依据。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是由古代歌舞、说唱、诗歌、滑稽表演等多种艺术成分发展而来的。因地域的不同，形成多种声腔剧种；因表演艺术家众多，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戏曲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而不断修改加工，革新创造。所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贯穿于整个戏曲发展史，是符合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的。
戏曲的演出剧目大体可分为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其中，传统戏占的比重最大，而且最能代表戏曲本体的特色，是戏曲的主体。很多传统戏经过几代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加工修改，因此，凡是能够流传至今的，大多数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达到较高艺术水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比如，京剧剧目《四郎探母》、《红鬆烈马》、《龙凤呈祥》、《玉堂春》、《空城计》、《文昭关》、《杨家将》、《长坂坡》、《挑滑车》等。
这一时期，电台播出的戏曲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在舞台实践中已获得观众认可的传统剧目。当时，电台选取传统剧目的标准来自于1951年由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这段时期，由于广播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戏曲广播对于广播编辑来说也是一种新兴事物，对于戏曲广播的特点和优势，广播编辑们也在不断地摸索之中。而且，由于技术设备的限制，各电台的戏曲节目源很少，很少有挑挑拣拣的余地。因此，戏曲在广播中播出时，基本上采取“放、放、放”的策略，对收集到的戏曲剧目眉毛胡子一把抓，一般只要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播出了，缺乏对剧目足够的鉴别和区分，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质量不高、不适宜在电台播出的剧目也在广播中露面了。这一时期，编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强，还不能从广播特性出发去有目的地选择戏曲剧目，所播出剧目基本上是从舞台实践中照搬而来，缺少从广播特性出发对剧目进行的选择或编辑工作。
现代戏是指以当代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为表现内容的戏曲。其表现内容决定了现代戏与时代特征的息息相关。为了配合各个阶段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一批批现代戏纷纷出炉。比如，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上海进步艺人创作排练了新戏《光复山河》。50年代初，为了废除旧社会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的封建旧思想，树立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科学两性观，一些地方剧种首先开始编演反映农村生活的特别是婚姻爱情题材的戏，如沪剧《罗汉钱》，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眉户剧《梁秋燕》，吕剧《李二嫂改嫁》等，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这些戏的成功证明了戏曲编演现代戏的可能性，为现代戏创作开辟了道路。之后，豫剧《朝阳沟》、《刘胡兰》，锡剧《红色的种子》，评剧《金沙江畔》等表现了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生活。
1952年底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和1954年举办的华东戏曲会演，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现代戏剧目。这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唱片和钢丝录音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磁带录音使戏曲节目的保存和制作手段有了极大进步，这就为戏曲广播剧目开源和积累提供了条件。在这两次会演中，中央台派人选录了大批剧目，使库存从原来只有几个剧种、百十个剧目，一下发展到60多个剧种、400多个剧目，戏曲广播开始活跃起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一大批新颖的现代戏使戏曲广播从剧种形式到剧目内容都大大改观。从此，现代戏在文艺广播中占有突出地位，播出率大大高于传统戏。
1956年，在戏曲界出现“剧目开放”问题的同时，电台特别是中央台开始有意识地对戏曲剧目的选择标准问题进行反思，并引导观众对此进行讨论，以更好地向听众推荐优秀剧目，提高听众的鉴赏分辨能力。同年，中央台举办了《最好的一出戏》征文活动。这样直接地和听众联系在戏曲广播工作中是第一次。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央台还开办过一个《对戏曲工作者广播》专栏，在广播中号召大家深入挖掘传统戏曲，大胆开放剧目，抢救祖国文化遗产。除了广播这些内容外，还同时配合介绍各地开放剧目的情况。1957年，在中央台的《豫剧〈女贞花〉好不好》的讨论节目中，作者、专家和听众一起听戏后，围绕“豫剧《女贞花》好不好”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年，中央台做出总结指出戏曲广播和社会舞台演出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对于那些在社会舞台上已上演的剧目，不能认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在电台播出。电台在剧目问题上的态度对于戏曲界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群众的欣赏取向也产生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举办这些栏目之后，戏曲工作者和听众开始对戏曲广播与社会舞台演出的区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广播在播出戏曲时应有严格的选择标准，不能舞台上演出了什么样的戏曲，电台就可以播出什么样的戏曲。这意味着戏曲广播在充分体现广播特性的道路上开始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二、停滞阶段（1958年至1976年）
“文革”前期及“文革”期间，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对剧目选择问题的探讨停滞不前。
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剧目策略：戏曲既要演现代戏，又要演传统戏，二者不可偏废，但主导是现代戏。同年召开的第五次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文艺广播的“三三制”原则，即“文艺节目要跟上形式，应包括配合政治任务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三类节目，三类节目要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策带来了正面与负面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这个政策的出台使新编现代戏不仅在数量上猛增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创作出了质量上乘、堪称经典的现代戏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好戏。这些变化确实为戏曲艺术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把戏曲艺术的发展和革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电台对这些好戏、好剧目都及时给予突出宣传，重点介绍，使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并得到听众们的喜爱。
另一方面，1958年后，我们大力发展现代戏的步伐加快，现代戏创作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通例，题材主要集中于“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两个方面。对这两类题材的处理也有一定之规：在处理“革命史”题材时，创作者可以而且必须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政治取向主动地设法扭曲史实；处理现实题材时，除了广义的“歌颂大跃进”，也对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歌颂。这样的一批作品，已经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的艺术语言，政治的艺术化或者说艺术的政治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同时，由于我们过分重视戏曲的为政治和生产任务进行宣传的作用，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采取非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片面强调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所以不恰当地停播了一些传统戏，导致对“艺术作品要发挥社会作用必须走寓教于乐的途径”的忽视，使戏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最基本的娱乐大众的功能。
在艺术作品创作和生产政策上的偏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一度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60年5月，文化部又提出了戏曲“三并举”的方针，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地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新编历史剧的重要性。这项政策的出台使三种剧目的创作演出中都贯穿着推陈出新的精神。对传统戏的整理改编，提高了戏曲传统剧目的文学性和舞台整体艺术水平，如昆曲《十五贯》，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白蛇传》、《杨门女将》，黄梅戏《天仙配》等，都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作品。而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是当代作家、艺术家为民族戏剧作出的新贡献。它们不仅为戏曲艺术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照人的新形象，而且说明戏曲可以表现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切近的现代生活。
尤其是对于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来说，中国历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当今进行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材料源泉。在新编历史剧中，我们可以用新的历史观点去塑造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形象。对于那些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剧目，我们可以根据听众不同的审美需求和剧目本身的特点，编辑成多种形式的戏曲广播节目。
同年，党中央制定了“文艺十条”，后修订为“文艺八条”，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人民提供正当的文化休息，政治上无害、生活上有益的作品，都应该允许”，同时更强调了“文艺节目应该具有‘三性’（欣赏性、趣味性和娱乐性）”。这些政策甫一出台，就在戏曲舞台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图解政治的戏曲作品少了，本着艺术特性和规律创作的作品增多了，戏曲舞台上各种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为了配合党中央的这项文艺政策，电台也开始强调节目的“三性”问题。中央台的文艺广播做出了一些变化，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一时难改过去的“一切为了政治”的死板僵化的套路，虽然也开始提倡要活跃节目风格，丰富版面，但实际上依旧僵硬地把节目人为地分为“配合政治任务的”和“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两类。直到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初之后，戏曲广播在保证现代戏的播出占30％的前提下，才重新恢复播出了一些传统戏。与此同时，戏曲舞台上又一次出现了挖掘传统剧目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