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说得更是尖锐：“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盘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不能够在国内通过正当的渠道面世，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遗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当代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人又开始鼓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但是对于没有“文革”经历的人却很难对各种言论进行有益的判断，这样就会造成思想意识的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对真实的历史交代不清、人们无法对过去产生恰当认识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领域的这些变化对传媒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改革开放后关于传媒研究的变化。
一方面，正如赵月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传媒研究面临着双重的理论遗产：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更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和“传播本质主义”影响。美国的实证研究以“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为前提，它不但有很强的社会科学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要求。这种实证性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祛价值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传媒学界的研究将焦点更多的集中到了传媒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上。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促使传媒产业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规有利于传媒产业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更是给中国传媒产业提供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朝阳产业，众多学者不去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有悖于学术敏感要求的。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浮躁心态。与产业结合的研究一方面比较容易获得各种研究资源，而且也容易与相关的产业充分结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研究无疑会出现更多的利益偏向。理论研究是慢工出细活，和学术界的市场化趋势是相悖的。
（2）这一时期的中国传媒充满了商业化色彩和消费主义的冲动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消费主义的理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媒运作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对由消费带来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资本制造了人们消费的欲望，使人沿着物质的方向单向度的发展。伴随着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在中国传媒业的流行，将导致传播内容的相应变化。一是文化中的价值向度。这部分文化更多地会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建设，是多元文化中的中流砥柱。黄平认为，多元文化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价值，就有可能走向文化虚无主义。二是文化中的左翼部分。这部分包括两个基本的内容向度，一是批评文化，二是穷人文化。而消费主义传媒文化市场的主流是一种相互吹捧的文化，是一种面对有消费能力人群的文化。而价值向度文化和左翼文化都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正义相关，消费主义趋势的扩张必然压缩正义的空间。
（3）媒体除了受市场理念的渗入和影响外，政府和公民的诉求也对媒体产生了压力
赵月枝教授指出，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具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这两种力量有对抗的可能，也有相互叠加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权利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国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降低工资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这样一来，媒体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与媒体的市场逻辑形成合力，同时压制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力。同样，政治控制和集团化经营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在权力的集中方面相得益彰，逐渐成为资本利益集团和权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媒体为谋求更加安全、舒适地生存而选择“双亲”道路的现象绝非中国所特有。许多研究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与财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整体层面上与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对媒体选择的“双亲”道路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大众媒体利用一整套巧妙的话语机制剥夺了民众的主体表达权利，
混淆了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媒体在选择“双亲”道路的过程中，失去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失去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失去了为各阶层民众代言的职能，实现了“去政治化”的蜕变，成为资本和权贵的代言人和合作者，完成了“重新封建化”的过程。
除了市场和国家外，公民的诉求也成为了影响传媒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越来越强，要求媒体为自己服务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媒体逐渐在市场、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中寻求平衡。网络言论表达的盛行使传统媒体在对民意的表达中所处的位置更加微妙，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和质疑，从而加重了人们对媒体正义与否的怀疑。尤其是在目前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等已经深深刺痛大众神经的时候，媒体又面临着网络民粹主义、激进、偏激情绪的挑战。这两种因素对传播的正义有消极影响。
3.媒体与传播的正义
以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媒体传播的影响。可以看出媒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变化非常大。中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一时期一直受到集权政治的束缚，后一时期则受制于政治和市场两个因素，还加入了公民意见和信任度的缠绕。媒体在不断被各种因素束缚的发展过程中，难以对社会发展深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淡化了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建构，弱化了对党和政府高层的监督，挤压了民意表达的渠道，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有时会做得好大喜功而不切合实际。总之，传播过程中的正义未能被充分体现出来。
如何改进这样一种局面？在研究层面上，我们应该汲取戈尔丁和默多克在传播学框架中提出的建议，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首先要关注和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层面的改革是同步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而现在中国传媒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和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有关。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给传媒业一个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实施舆论监督本身就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淡化和失语对传播的不正义也是负有责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入世”和“兼善天下”，通过自己的所学所知实现改变社会的愿望。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打压，正直者选择了以死明志，更多的人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选择了为权力服务。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可以和政治权力结合，而且可以和经济权力结合，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为知识分子自身带来了知识权力。但知识分子地位和境遇的改变却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或淡化。萨义德认为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就是转移明知道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理睬，“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莫此为甚”。传媒人应该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出发来观察世界，提供报道，记录真实，传达民意。在中国，市场化以来，都市报的出现给人带来了一丝虚幻的希望，但是随着过度的追逐市场，其公信力也无法令人满意。而新兴的商业化媒体，更多的是从中高端受众出发来记录社会，多了几分做作的精英气息，少了几分真诚的民间关怀。我们以为，不管是作为传媒人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要敢于说真话，表达民意。
同时，媒体还应该扬弃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即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经历过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重新建构后，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一夜之间成为了万恶之源。在“文革”结束已有30多年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恢复这两者的历史本来面目也许有助于对当前问题的理解。集体主义并不只是对自我发展的一种限制，集体主义还应该更加强调自我对社会、对集体的一种责任意识。至于群众路线，我们也应重新审视，但是这就涉及到前文所提到的必须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进行深刻全面的认识，研究群众路线在实行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和发扬这些经验，怎样避免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一味地回避历史，只能使我们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第五节 政治与媒介关系研究
在西方社会，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新闻记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一直都是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研究侧重于大选中政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以及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
其中，《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成为研究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经典案例。
21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不断拓展新视角、新观点，更集中在如媒体公关、危机传播、政府传播等方面，尤其是政治传播学更是发展为一门理论研究与实证方法紧密结合的系统学科。相较之下，我国学界起步较晚，相关论著大多是本世纪才陆续问世，并参照西方的经验和我国的现实问题需要，逐渐在研究中加以细化并发展。综合国内外近10年的研究，按其学术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三大类：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政治机构应对媒体的实务研究、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治关系研究。
一、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
西方学者将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视作“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即劝服，研究多联系着选举政治，近10年来更是明确强调媒体对政治选举的强大影响力，并把媒体的高关注度视作是一把双刃剑。此外，他们的研究经常涉及自由民主、公共领域等讨论，往往从新闻自由与媒体社会责任的角度，批判性地探讨西方各国政府的传播实践，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媒体的影响与作用，如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教授鲍勃·弗兰克林（Bob Franklin）的《包装政治：英国媒介民主中的政治传播》（Packaging Politics：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2004）。近年来他们尤其关照传播领域变革中电视与互联网对政府传播的影响。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翻译、引进西方原著，观点较多，本土化的成果较少。但可贵的是，已经有学者将媒体作为沟通民情、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的传播载体，尽量呈现其在政府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著作如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2001年）、李宏的《传媒政治》（2006年）、陈堂发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2008年）等。相关论文有仰和的《新闻发布制度与现代政府》，张诗蒂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等。
影响力（Influence）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更本质地看，影响力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因此，其影响力的发生势必建立在收受者关注、接触的基础上，因此，传媒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的。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