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
我国政治传播研究视野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西方政治传播的很多议题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比如竞选研究等。但通过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各个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比如，在我国虽然没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广告，但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弘扬主旋律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制播。
为了提高这些节目的传播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广告学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原理，并运用到这些节目的创作中去，为增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的效果找到新的突破口。
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文献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但实际上缺少对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认知。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唯有从整体上对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把握，对其研究体系，包括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动态进行清晰的梳理，才能够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我们了解西方研究范式并非要否定中国的研究范式，而是希望两种研究范式能够相互补充，根据我国的国情与现实发展需要，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养分，丰富我国自己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在考察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科结构，比如在高等教育中开设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方向和相关课程，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培养政治传播研究的专门人才。
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积淀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它是以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与政治制度为旨归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套用它的所有理论。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应该从宏观上把握其理论结构与研究方法，从微观上把握每一研究所采用的科学有效的工具，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
三、政治传播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我国现行的传播模式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演进，新媒体的出现，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更具时代特色的、更为有效的传播方法和机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知识分子和民众传播并被广大民众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一种思想是否能深入大众，不仅取决于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且，传播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借鉴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从中探寻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因素对传播方法的要求，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规律，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新传播方法和途径。其研究进路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原理和方法和现代政治传播学的方法有着相通之处，需要用传播学方法加以提炼和阐释。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理论，其宗旨是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自身走出，融进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才能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次是挖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基本原则。通过提炼马列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传播的经典论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对其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影响，认识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诉求和人民群众具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再结合史实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中不断传播，不断为他们所理解、接受并运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
第二，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分阶段探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几大阶段。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第一阶段理论成果的历史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的努力，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合法意识形态并传播到全体民众的过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也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其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进展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第三，从政治传播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进行考察，运用传播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进行系统分析。
第四，从政治传播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可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等不同传播途径探讨建立更有效的传播机制，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传播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为快捷、覆盖范围更为广泛、理论说服更为到位。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观念转变。“宣传”强调灌输，传播则注重“互动”。“魔弹论”式的灌输传播虽然适合于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众社会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转换，传播主体必须考虑受众的实际需要和接受程度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应考察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方法、接受者的历史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要素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传播学奠基人李普曼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或经济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政治传播视为是通过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培育向执政者提供执政合法性的理论。
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实效性问题，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更具时代特色的传播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借鉴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方法，既要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又要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传播现象进行整体考量，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成功经验。从政治传播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史与理论传播史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不断发展，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及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中国化到化中国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中国化，再如何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传播给大众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传播内容和方法选择的不同，而传播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受众特征的不同认识，也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传播之演进
研究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绕不开社会政治背景。传媒的作用始终是受社会政治因素限制的，如果抛开社会政治因素去谈传媒的作用，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传播的本质主义”的陷阱。戈尔丁（P.Golding）和默多克（P.Murdock）指出：“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探究媒介信息的意义，而是通过研究信息的建构和解释以及形成这些建构的语境和压力来分析社会过程”。具体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社会最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1.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政治传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在这个年代中，政治生活是时代的主旋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1）对领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贯穿着这个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成为了全国人民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一方面来自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率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种自豪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实表达，这种情感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广大劳苦百姓身上，而且广大知识分子也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新中国由衷的期许。而迈斯纳在对毛泽东崇拜的历史考察中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1945年党的七大不仅使毛泽东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得到巩固，而且也使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八年的建设，中国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此时党和新制度的威望是非常高的，这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良好愿望基础之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人民不停地表达对领袖的崇敬时，领袖也逐渐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以期达到对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维护，也就是说将自己的意见视作全党的决定，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否则被视为对党执政的质疑与否定。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看，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即“要求人必须以实现这种合理性为生存的终极目的，同时又否定个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这种合理性的可能，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外在权威控制和操作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进而还可以推演出外在权威全部或部分的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稀缺资源的必要性。”对领袖的崇拜可以看作是百姓对领袖的一种习惯性依赖，对个人独立性的习惯性的忽视。这种特质受到大众的极力推崇，并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出现集权主义的沃土。毛泽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信仰诉求的一个新的符号。
（2）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突出和对毛泽东的崇拜与神化是相互推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了期许。中国人民在战争时期受到的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的压迫，对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加上媒体不断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抨击，就在国内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的政治氛围。当时的民族情感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是一种“列宁式”的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最主要的诉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anti-capitalistrevolution）。这种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民族身份定位，在当时发挥了维护新生政权的重要作用。首先，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自豪感，使人民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其次，更好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再次，时刻保持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警惕。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为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作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贯穿了毛泽东时代。尽管毛泽东试图超越“制度拜物教”，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在已经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下，却没有能够将自己的理念深入下去。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共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成为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已经多多少少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已成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