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广播电视发挥了强大的战时宣传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广播电视传播在硬件设施上的壮大，却使其在战时宣传功能的发挥上呈现出空前盛况。广播能够远距离传播，声情并茂，对受众文化要求低，使二战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广播大战”。
这一阶段电视渐渐在发达国家步入大众传播的舞台，但广播依然是主角，其中以国际广播为甚，轴心国对这场“广播大战”有备而来。二战前，各大国都建立了大功率、多语种的国际广播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从1939年的27个增加到1945年的55个。以德、日为首的战争宣传与以苏、英、美为首的反战宣传形成激烈对抗。此外，有些国家还在占领国开设广播电台，直接进行战时宣传。法西斯国家不仅在战前就开始了有目的的国际广播，而且有明确的模式和策略。德国的准备始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意大利于1935年紧随其后，日本稍晚，但效果强大。同盟国后来居上。英国1932年即开始国际广播，用英语对本国的海外属地播音，1938年9月首次用德语广播首相张伯伦的演说，开始了直接的战时宣传。美国参战较晚，初期政府占用私营电台的短波广播开展宣传，1942年由政府专门创办“美国之音”，开始积极主动的国际广播。苏联一直重视广播的宣传功能，而且第一个使用无线电攻击其他国家。下面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各参战国对广播宣传的重视。1939年二战爆发时，各国播音语种的数量依次为：德国26种，意大利23种，法国21种，苏联13种，英国10种；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很快增加到39种。广播传播的超时空性、收音机的便携性使广播传播的战时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鉴于其巨大的影响力，二战中的战胜国在接管战败国机构的时候也把广播作为重要的目标，对其进行控制与改造。
广播电视的战时宣传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传播技巧与策略的提高。二战中广播战时宣传的策略与手法主要表现在攻心为上、分化瓦解、针锋相对、利用矛盾等。
不同的宣传策略导致迥异的宣传效果。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面理，两面理”理论对之做出了总结：对有知识的人讲“两面理”比“一面理”更容易说服他们；对毫无知识的人，用“一面理”的方法更为有效。同时，传播效果受到受传者思想倾向和态度定势的影响。
四、冷战时期的广播电视（1946-1989）
二战之后，全球未再次出现大范围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依旧频繁，美苏之间的竞争加剧，“冷战”成为主要社会特征；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20世纪90年代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在此期间，广播电视传播的宣传功能再次备受瞩目，但是，宣传的侧重不再体现为战争性，而代之以更为复杂的政治性。
1.国际政治的动荡拓展了广播电视传播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旧秩序，战败国德、意、日威风不再，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经济实力遭受重创，美国却大发战争横财，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渐显露，充当世界领导者成为美国二战后的既定战略目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二战中迅速崛起，苏联在二战中形成的强大影响力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因此，美国经历了从“大国合作”政策到“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转变。
国际政治的动荡为广播电视传播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完善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这一阶段的广播电视异彩纷呈。二战后美国的广播电视传播发展迅猛，与美国对峙的苏联在广播电视传播方面同样不甘落后。英国广播公司从1946年3月24日便开始了对苏联的“冷战”广播，称苏联为“铁幕”国家。中国广播电视传播事业的发展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冷战期间，各国广播电视较二战前都有显著发展，无论是在技术手段、节目形态，还是在经营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由简单到丰富，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传播的内部竞争日益激烈。相对平静的社会环境使受众对广播电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广播不再是唯一的宠儿。经济的高速增长、技术的全面发展使调频广播和电视成为广播的强劲竞争对手。为了保证广播电视的传播质量和效果，各国广播电视事业在数量、规模及技术上均有较大进步。调频广播、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录像机等新型传播工具和手段被普遍采用，受众选择范围扩大。但在国际间传播方面，广播仍有较大优势。西方国家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机构都是广播电台，如自由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国际电视台在80年代逐渐受到重视，直到90年代才被广泛运用。
2.广播电视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
“冷战”虽然主要集中在美、苏之间，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峙，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因此，这一阶段广播电视传播在全面发挥各种社会功能的同时，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尤为引人注目。最能体现广播电视政治斗争功能的莫过于杜鲁门总统的“真理运动”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运动。前者可视为美国冷战宣传策略的开端，后者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成为美国“和平演变”的成功例证。
“真理运动”是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4月发起的。他呼呼所有的媒体“用美国的事实来与共产党人的扭曲作斗争”，并指示要“通过暴露其谎言……指出其荒谬”，同共产主义及其媒体进行斗争。自此美国之音以非常强硬、尖锐、极具挑战性的言辞来批判共产主义。杜鲁门总统还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的宣传活动出谋划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了为期一年的专门顾问，宣传从此被确立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策略。同年美国还成立了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的美国新闻署，追查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成为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逐渐由“颠覆性”宣传转为“渗透性”宣传，企图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渗透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月开始的“公开化”运动加速了美国胜利的来临。这一年，苏联先后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干扰，准许西方电台在本国境内设立记者站，准许这些电台的俄语节目在境内直接播出，致使西方电台在苏联赢得了大量听众，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左右舆论导向，从而对苏联政变向最终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冷战时期，西方的政治宣传策略较二战时期的战时宣传更为巧妙。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前，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直接而猖狂的“颠覆性”宣传，通过广播指挥叛乱，把电台办成颠覆中心或暴乱指挥中心，结果声名狼藉。70年代初，BBC、美国之音相继改变手法，在研究受众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减少露骨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加强对西方物质生活、自由民主、服务业热情周到等的“社会宣传”，在听众中造成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冷漠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事实证明，后者是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法。
作为冷战时期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二战后至8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广播电视传播的发展空间巨大，其政治斗争功能也不断增强。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发展的冲击，广播的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之后电视逐渐取代广播成为位居首位的大众传播媒介。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广播电视成为国内外政治斗争及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有力武器。
五、全球化时代的广播电视（1990年到现在）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90年代开始真正盛行。
媒介学者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著名的“地球村”理论，他相信，“印刷媒介使人类世界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则使得我们更加相互依赖，并且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一个‘地球村’的形象。”随着广播电视传播手段的发展，人类意识中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跨国传播、跨国交流在技术上不再是梦想。但在意识层面，60—70年代本土化依然是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加强民族文化传统传播、抵制外来文化侵蚀是广播电视传播的重点。“全球化”更多地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广播电视传播全球化意识的全面展现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90年代，这时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掀起媒体并购浪潮，广播电视成为全球企业大兼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广播电视成为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工具。
1.全球化促使广播电视迅速发展
全球化时代是国际交往空前密集和繁盛的时代，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赢利渠道，发展中国家则借助“全球化”引进资金与技术；但这种“全球化”归根到底并非建立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掩饰下更为隐蔽地传播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在传播手段和传播规模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网络媒体的出现也并没有降低广播电视的传播影响和传播效果。2007年，Potter和Riddle进行的一项内容分析研究则表明，1993-2005年期间，电子媒介已经取代印刷媒介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中的主导媒介，其中电视居于首位，互联网成为排名第二的媒介。
全球化阶段，广播电视传播的一大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媒体大并购。这次媒体并购狂潮规模大、范围广，多为跨国、跨行业合作，广播电视业与电信业、计算机业、出版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被誉为“全球电视帝国”的默多克集团在英国、德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拥有自办、合营、合作的卫星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达10多家，覆盖范围已达全球面积的1/3和全球人口的2/3。
90年代的广播电视融入更广泛的传播环境，加入数字技术的潮流，并奔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景。到21世纪，数字化逐渐成为世界传播技术的主流。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了无线、有线、卫星等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现代化的、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覆盖网。2010年中国全面普及数字电视，2015年全国将关闭所有模拟信号。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随着科技进步和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备，广播电视作为传统媒介将会与网络媒体整合共存，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和传播方式，驰骋于全球化的舞台。
2.广播电视成为政治传播的全球化工具
卫星电视的普及和国际传播的发展使广播电视成为“政治全球化”的重要工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广播电视传播的强大社会影响力宣扬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通过强化本国的广播电视传播力量对之进行防御。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几乎动用了所有广播电视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在节目形态上，影视剧、信息节目、娱乐节目、专题节目等，直接或间接地传递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传播方式上，国际广播、国际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介齐头并进；在经营形式上，跨国收购媒体、申请购买频道、人才培训、合资或合作制作节目，名目繁多。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的目标，广播电视传播集政治、娱乐、经济、文化等所有社会功能于一体，成为强有力的全球化工具。
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称为“波斯湾电视战争”。由于卫星技术的应用，电视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有关交战国、组织和机构之间传播，标志着有线电视的异军突起，而且引发了各国对国际电视的高度重视，使广播电视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
全球化时期的广播电视依然是西方国家进行渗透性宣传的有力工具。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聚焦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华广播迅速增加；国际电视的大量涌现，使传播手段更完善，力度更强大；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国际间各种壁垒的减少，各国对政治宣传的防御难度日益增大，国际传播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