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表决。加入世贸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开始，中国入世谈判进行了长达15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入世的成功，各家报纸除了表达喜悦的心情，也对入世之后对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新华日报》发表《金融开放意味着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等深度报道，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经济日报》在入世成功之后，也开辟了“直面WTO行业述评”、“面对WTO企业怎么办”等栏目，对入世后中国企业和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深圳商报》出版72个版的“中国入世”特刊，不仅见证了中国入世成功的全过程，还深入分析了入世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成了欢乐的海洋。第二天，《人民日报》出8个版，其中4个版与申奥成功相关；《光明日报》出4个版，几乎全是申奥成功的喜讯；《解放日报》出8个版，7个版与奥运相关；《北京晚报》出9个版的专号报道这一喜讯；而《成都商报》在申奥成功两个小时后，即将题为《北京申奥成功啦》的纪实专版送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30万份特刊被一抢而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展示和平发展形象，沟通内外文化的重要机遇。报纸进行了立体全面人性化的宣传报道。其中，7月25日创刊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会刊》作为奥运历史上首次批准用主办国家语言制作的奥运会会刊，共出47期；《人民日报》从2005年开始就推出了《全景奥运》，至7月1日开始出版《奥运特刊》，初为4版，后为12版，唱响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解放军报》奥运期间出版了《奥运特刊》，加上奥运前后的报道，共历时150多天，刊发稿件2047篇、图片989幅；8月1日开始，《中国日报》推出英文《奥运日报》，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英文会刊，日发行30万份，受到国际奥运委主席罗格的赞扬；《广州日报》开创了“编辑部前移”的全新报道模式，将208名采编骨干投入到北京编辑部工作，并实现了跨媒体、跨地区整合。各种创新，既弘扬了奥运精神，又展现和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
2.农村政策报道
1978年12月份，安徽小岗村的生产队队长严俊昌等18户农民决心开始实行土地包产到户，揭开了被称为“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序幕。随着中央一系列关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下发，报业开始了相应的宣传工作。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介绍了小岗村“大包干”经验；198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为了反驳对于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指责，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人民日报》于1979年5月16日在头版头条以《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为题全文转载。针对农民关于政策是否会改变的疑虑，报纸根据中央文件开始宣传和解释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连续性，比如1983年11月15日《中国农民报》的《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不会变》，1989年8月《农民日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适宜》、《不信谣言，信政策》等。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开展，“三农”问题的报道涉及面更广，报道也更有深度。1994年初《湖北日报》推出了“农民负担千里行”系列报道，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调查资料。2000年8月，《南方周末》报道了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措施。报纸也相应地进行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报道。2003年11月，《人民日报》推出《新农村》周刊，以为农民排忧解难、做农民的知心朋友为宗旨，服务新农村建设。地方报纸也加强了对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服务。同时，报纸也开始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
《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是2003年媒体报道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如何为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等问题的讨论。
3.国企改制报道
1982年11月到1983年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七篇“论不能再吃大锅饭”的社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的联名呼吁书，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和响应。1986年4月22日到5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系列报道《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对改革者“中箭落马”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同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提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的问题，收到各界人士的来信1500多件。1987年6月至7月，《经济日报》组织了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触及了经济改革性质的深层问题，让人们逐渐摆脱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旧观念影响。
198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艾丰撰写的《社会公平的辩论》，讨论分配改革问题；10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两篇文章，从改革的全局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新华社记者王志刚经过历时70天、行程8000里的采访后，写下了《中国走势探访录》，向中央进言：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新华社立刻将这篇稿子上报中央，中南海震动了。8月28日，中央领导决定改变原来会议议题，专门讨论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大政方针。
1997年4月至6月，《经济日报》参加中宣部组织的10家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宣传活动，组织了40余篇报道，发稿4万多字，成为发稿最多的单位。东北各报报道了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经验，《长江日报》报道了武汉钢铁公司等国企改革的先进经验，《邯郸日报》报道的“邯钢经验”，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职工下岗和再就业是国企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各级报纸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下岗再就业政策。1994年，《工人日报》发表《待业记》、《就业记》等报道，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1997年，该报推出《再就业：实话实说》系列报道。报纸还积极为下岗职工寻找工作，《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文章称赞说，上海80万人再就业，报纸宣传立了大功。《北京青年报》创立的“小红帽”公司就安排下岗职工上千人。
4.政治改革与监督报道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报纸上关于党务政务公开、开展协商对话的新闻宣传多了起来。其中，《北京日报》邀请市体改委和物价局的同志就物价问题与普通市民展开对话，邀请国家体改委、北京市体改委就先富问题与普通工人进行对话，摆事实、讲道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1985年4月，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南风窗》创刊，策划了“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发动广州市民就交通、教育、治安、就业等问题向广州市政府提建议，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有关部门领导面对面与市民讨论这些意见和建议。持续一年的活动影响非常大，每个提议至少有相关部门务实的回应。这个活动被国际传媒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气象”。之后又有评选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南风窗民意调查、评选广州地区十佳校长活动等。
2005年，在中宣部统一组织和协调下，中央各新闻单位开展了“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新闻单位先后派出记者600多人，对全国31个省市区做了集中采访，共刊播各种新闻报道8000多篇。《人民日报》发表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论，并先后刊载了6篇评论员文章，深入阐述了“五个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经济日报》2006年推出了“科学发展看五湖”、“城市河流，让我们如何认识你”和“探访京杭大运河”系列报道，来反映沿湖地区、主要城市和运河两岸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主题。《新华日报》刊登了系列报道《江苏：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测评省市发展水平》等，反映了江苏发展“以人为本”的经验。《解放日报》宣传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深圳商报》推出了“建设效益深圳”系列报道，对深圳推出“效益深圳”指数、告别“唯GDP论”的做法进行了宣传，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2007年，该报又推出了“深圳指标”、“深圳符号”、“深圳表情”、“深圳标杆”、“深圳数据”系列报道，深刻展示了深圳转变政绩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优良传统逐渐得到恢复，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重新确立，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加快，这使报纸开展新闻批评、加强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1979年11月24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因为错误指挥严重违章，在渤海湾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多万元。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推诿自身责任，甚至说什么“要奋斗就要有牺牲”。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这一事件，中央和地方报纸进行连续报道。事后查明，这是因官僚主义瞎指挥而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最终，国务院对此事做了公开检讨，并解除了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5年2月28日，刚刚创刊一月有余的深圳《蛇口通讯》刊登了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列举了蛇口工业区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尖锐地发问：“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这是党报第一次批评同级党委，在中国舆论监督史上是一个典型事件。
尽管在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中国报纸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还是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其中，《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报道了甘肃武威收报事件，公开批评了武威地区领导；《河南日报》1988年5月9日发表《许昌二内厂“内战”激烈，书记取消厂长预备党员资格、厂长将书记夫妇辞退出厂》的新闻，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报纸舆论监督的特点，一是监督主体众多，既包括党报，也包括都市报和各种分众报纸。《人民日报》于1998年10月6日推出了舆论监督专栏《社会观察》，成为党报加强舆论监督的代表。《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更以高质量的舆论监督闻名。二是监督常态化，许多报纸设立了舆论监督的专版、专栏，《黑龙江日报》还成立了专门的舆论监督部门。三是内容广泛，既有对腐败官员、重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也有有关群众生活等情况的监督。四是影响力大，“山西假酒案”、“南丹矿透水事件”等等，均影响全国，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工作逐渐有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中，均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有了党委、政府制度上的支持，加上记者的职业化努力，中国报纸的舆论监督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出现了许多值得载入新闻史册的事件。
2002年6月，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破坏了爆炸现场，并将37具尸体冒雨掩埋，毁尸灭迹，县政府上报“死2人，伤4人”。《中国青年报》、《华商报》等揭开真相，使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这是中国有关矿难报道中的知名案例，揭示了中国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2003年3月17日晚“孙志刚事件”发生，直到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克服重重阻力，率先将此事曝光，发表了报道《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全国舆论哗然，三位法学博士联名提出了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问题，媒体再借助法律界继续发表意见，直至推进中国法制进程。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一次舆论监督推动了旧法规的废除和新法规的出台，这在中国属于头一回。《南方都市报》的先驱性之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黑社会老大刘涌死缓，引起社会舆论哗然。8月21日，上海《外滩画报》发表了《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跟进报道，社会舆论也对此判决予以质疑。最高人民法院于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第一次提审民事案件。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刘涌死刑，即日执行。 2007年5月，河南媒体首先揭露了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某黑砖窑场使用“黑窑奴工”的问题。《南方周末》等报纸迅速做了大量深度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中央领导和山西省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解救了374名少年，逮捕了相关责任人，29人获罪，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