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由蒋介石亲选的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在北京，他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招待，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具体条件：第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第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第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于中共所提的条件宋宜山没有表示异议，并说回台湾后，将向蒋介石报告，为促成国共两党谈判而努力。宋宜山返回之后，蒋氏父子又多次派曹聚仁回到大陆，了解中共的意向和大陆发展与变化。应该说，这一切对蒋氏不能不有所触动，但蒋介石始终在国家统一与反共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决择，走不出自己筑起的命运“怪圈”。他总认为中共提出的和谈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中共“想以政治颠覆台湾和外岛基地的统战阴谋”，“是混乱国际间对我们（国民党）反攻复国决心的认识”。这时大陆已开展“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从大陆的“反右”斗争，可看出“大陆的抗暴斗争日益增长，铁幕后的人民已经开始觉醒”。现在不是与中共和谈的时候，而是“反共复国”的大好时机。正当蒋介石决定加紧对大陆进行军事反攻准备的同时，一直关注台湾局势的美国政府也插手此事，表示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最终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这次事件是海峡两岸长期对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对祖国大陆轻举妄动。此后，国共两党合作与谈判之事一直悬而不谈。直到1965年7月，自知“反攻大陆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即将回归祖国后，才命曹聚仁再次与北京方面联系，以望重开国共谈判。
1965年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抵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第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第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第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第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第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128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心想，若北京方面同意的话，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涉及到了台湾，使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一事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六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关于第三次合作的初期试探性活动就此搁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两岸政治局势及台湾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国民党开始明确反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与理念。1981年蒋经国断然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近来中共“要搞什么‘第三次合作’。实则在近六十年的历程中，只有两次共匪是以伪装输诚的姿态，渗入国民革命行列，而终于窃发坐大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所谓两党‘合作’之可言”。第一次，“共党延用时机制造暴动”。第二次“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扩张坐大，结果整个大陆沦于共党。第三次国共合作是要“内部分化，外部孤立”。因此，他的结论是：“与共匪谈判，无异自取灭亡。”1291984年宋美龄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说：“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党徒，经中国国民党襁褓鞠育后造成骚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御外侮为重，岂知共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之沉沦”。她的结论是：“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130
可见，国民党对国共合作从内心来说是有心理阴影的。因为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占据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来进行的，他们尚且吃了亏，造成共产党的不断“坐大”，最终还输掉了大陆。而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势下，国民党怎么可能不对再次的“国共合作”存在疑虑、担心、害怕和犹豫？正如蒋经国所说：“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上当的经验，因为在大陆时我们也曾同中共谈判过，结果多谈一次便多失败一次。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再和中共谈判。这是中华民国最基本的国策。”131
（二）台湾社会存在着不支持“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势力与民意
在国民党对“国共第三次合作”明确表达反对之意时，台湾社会内部也存在着不支持“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势力，这主要是指民进党。
民进党成立以后，一贯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反对国共和谈”。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台湾独立决议案”（即“四一七决议文”）就有“四个如果”的说法，其中提出“如果国共片面和谈”，民进党则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92年民进党国大党团发表“反对国共和谈”的声明。同年，民进党通过的《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提出：“反对任何形式之党对党的两岸谈判。主张两岸间之谈判，只能在政府对政府之对等形式，或在政府与国会授权、监督下的中介团体对中介团体之对等形式下进行”。1993年“汪辜会谈”时，民进党组成“反对国共统一会谈宣达团”前往新加坡示威。总之，民进党强烈反对两岸之间政党与政党的谈判，这个主张对国民党也起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2008年国民党重掌台湾政权后，萧万长、连战、吴伯雄、江丙坤先后访问大陆，民进党深感惶恐，认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已经启动，因此进行了更激烈的反对。其“立院党团”公开指出，所谓“国共第三次合作”有“三部曲”：第一，国民党主席亲访大陆，并与中共总书记举行高峰会；第二，国共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互设办事处；第三，推动三通并签订和平协定。不仅如此，民进党人还把“第三次国共合作”看做是一个“陷阱”，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之前两次国共合作，不管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还是蒋介石的共同抗日，最后都让共产党以小博大，使国民党丢掉整个中国，第三次的国共合作，中国已经设下“一个中国”的陷阱，国民党居然还要走进去。他们还担心“国共平台”会“掏空国家主权”，使和谈成为党与党之间的谈判，而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
泛绿媒体也极力攻击“国共第三次合作”，如“前两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才是弱势的一方，尚且可以吃定国民党，……此次国共均时移势转，主客易位，马政府处处有求于中共，已是弱势一方，中共更可好整以暇，布下天罗地网，等着国民党掉入陷阱，加以宰割。”“前两次国共合作，均是以悲剧收场， 国民党可谓吃尽苦头，终以中华民国灭亡作为代价，历史殷鉴不远，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会导致台湾主权与利益的沦丧，亦令人忧心如焚。”132
至于一般民众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态度如何，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或许有两项指标可作为他们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的表达。一是对统一、独立、维持现状的态度，一般民调显示，主张维持现状的占60%左右，主张统一和独立的都占少数；二是多达87%以上的民众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这说明，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想由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主流的民意是维持现状，对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来实现统一他们并不持支持意见。
三、21世纪新形势下“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于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其本意是借此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但在蒋经国去世后，特别是90年代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共产党就不再提及“国共第三次合作”了。直到21世纪，随着新形势、新发展、新需求的出现，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事宜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新形势下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再次握手
进入新千年，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以说正处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期、大陆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与台湾的经济转型期，如何在这关键而敏感的时期处理好两岸关系，实现两岸的和平共赢，是国共两党共同关心的话题。鉴于此，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访问大陆。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对连战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两党领导人举行了平等、诚挚、坦率、热情地交谈，尤其是对和平统一交换了看法，达成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会谈后发表了《会谈新闻公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一致认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湾独立，谋求台湾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两党还根据“双赢”互利“的精神，对今后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做出了决定。胡锦涛与连战的见面交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既是自194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时隔六十年后的再次握手；也意味着两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阂、敌对状态发生了新的转机，由隔阂转化为互信，由敌对转化为友好。正如《新闻公报》所指出的：“消弥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此次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的会晤交谈达成的共识，标志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开始，正如胡锦涛指出：“今后我们两党应该更多地开展这样的坦诚交流，平等对话，希望这次会谈成为我们两党交往的一个新起点。让我们共同努力，担当起历史重任，为两岸同胞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两共同努力。”133可以说，这次的胡连会为反对“台独”，增进两岸交流，为两岸人民的和平与福祉展开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两党领导人以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怀，求大同、存小异，为发展两岸关系开启了新思维，开始了两岸发展的新阶段。
胡连高峰会谈及有关协定，受到台湾同胞、工商界人士、各党派赞尝接受，使国共再次合作向更好的势态发展。在民间，台湾掀起了参访大陆热，数以百万计的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在官方，应中共中央邀请，2005年4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团访问大陆，7月新党主席郁慕明率团到大陆访问，他们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见他们并与之亲切交谈，取得了反分裂要统一的共识。另外，根据胡连会谈的协定，还举办了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海峡两岸的各界有识之土欢聚一堂，共商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大计，体显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
（二）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与现实需求
国共两党能够在新世纪重开合作之门，是有着其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现实需求的。
1．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
连战在2005年胡连会谈中明确指出当年曾经存在的“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最高领袖此次会晤得以成行的政治基础。那么，何谓“九二共识”？两岸对“九二共识”有何不同的理解？“九二共识”为什么能成为两岸官方复谈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