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中印经济结构的转化比较
二元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转化既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拉力，也取决于农业部门的推力。根据前面对于现代部门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中国现代部门的拉力明显大于印度，但从农业部门的推力来看，情况就相对复杂。实际上在这一转化过程之中中印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5.4.1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存在工业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两难
根据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二元经济结构要能顺利地转化，在现代部门有足够拉力的情况下，还必须有农业部门的发展，只有农业部门足够的发展才能避免这一转化过程中出现一个农产品短缺的时期。而农业部门的发展既包括是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使单位土地的产量提高，也包括是机械技术的进步使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角度来说，机械技术的进步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现代部门对劳动力有了足够的需求后，只有机械技术的进步和推广才能减少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一定的劳动力转移后所有的土地仍然能够得到有效的耕种，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不会是有较长农产品短缺阶段（DE）的情形，而是基本上不存在农产品短缺阶段的情形。但如果在现代部门发展的同时机械技术的进步和推广过于缓慢，即便生物化学技术取得了一定进步，也可能由于一定的劳动力转移后部分土地得不到有效的耕种，甚至出现撂荒现象，就极有可能出现一个农产品短缺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就极有可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发展就面临一个工业化和粮食安全的两难，即加速工业化就可能由于土地得不到有效的耕种或撂荒现象而导致粮食危机，而为了避免粮食危机就只有减缓甚至停止工业化的进程。
但是，要避免出现这一两难，实际上需要一种适当的农业土地经营制度，使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后他们的耕地经营权能够及时转移到剩下农业劳动者手中，实现土地经营权及时集中，从而使农业生产能够及时实现机械化。但是，在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这一两难问题实际上很难避免。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是按人头将耕地的经营权平均分给每一个农户。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农村的耕地极度地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平均每个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极少，再加上为了公平，耕地还进行了好次搭配，所以大量的农户经营的是非常零散的小块土地。在这一制度下，农业土地的集中经营非常困难，一是农业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农户，农户不可能通过土地的一次性买卖永久性地转移土地的使用权，转移者不可能通过土地转移得到一笔很大的收入，接受者也不可能得到新的土地的永久性经营权，所以转移和接受的双方都没有太大的动力，因而这种转移的规模很小；二是由于土地的极度分割，即便进行一定的转移后，接受转移的农户得到的仍然是大量分散的小块土地，故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很难出现。这样一来，中国的农业长期只适合手工劳动，不适合机械化经营。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制度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仅没有提高，相反还有所下降。
当然，现实中，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粮食危机，相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直到90年代末近20年的时间内，中国工业化一直在迅速地进行，但粮食产量却不仅没有出现下降，相反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使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工业化道路——乡镇企业工业化道路的结果。众所周知，乡镇企业起源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过高速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是一条非常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其最为重要的特点曾被概括为农民“离土不离乡”。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后，并不离开农村，是一种就地的转移。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农民既不离乡也不离土，实际上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是职业上的两栖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把主要精力转向工业时并没有放弃农业，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本身就具有季节性，除了农忙时需要大量劳动外，其他时候需要的劳动力并不多，再加上中国农民特别能够吃苦，所以很多把主要生活来源转向了工业的“农民”利用下班、节假日以及农忙时请假的方式完成了农活，因而土地仍然得到了有效的耕种。而这样的一种工业化道路，就使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在工业劳动力增加的同时却没有减少农业劳动力。或者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虚拟劳动力。这个虚拟劳动力的数量等于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双栖劳动力的数量。
不过，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后期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乡镇企业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出现繁荣景象，实际上得益于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期，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个短缺经济年代，工业品总体上供不应求，再加上当时对资源利用效率和环保的意识都不强，另外国营企业在90年代末期改革之前普遍效益低下，所以给了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中国经济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告别了短缺，绝大多数产品开始供过于求；其次是自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发布以后，中国就正式宣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此，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环境的保护引起了极大的重视。而乡镇企业以往在这些方面明显不够重视，这一改变使它们开始面临极大的压力。另外国有企业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活力大大增强，在与乡镇企业的竞争中也最终扭转了以前的那种劣势局面。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乡镇企业就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在1995年左右达到顶峰，其后无论是企业数目还是就业人数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仍然在继续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非常低下，与工业人口收入的差距非常之大，农业部门本身有促使这一转移的强大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仍在快速的发展，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工业部门对于这一转移具有强大的拉力。只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集中于大城市的工业园区，所以这时农业人口的转移就再也不是那种所谓“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而是一种向大城市的异地转移。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到了后乡镇企业时代。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农村的那种职业上的两栖人，也就是那种虚拟的劳动力就自然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当上世纪90年代末民工潮高涨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开始悄然出现。由于农村劳动力迅速减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机械化无法及时推广，中国农村迅速出现了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当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提高跟不上这种土地撂荒的速度时，中国的粮食产量的下降就再也无法避免了。
中国的粮食产量1998年达到顶峰，以后几年则几乎逐年下降，2003年曾下降到80年代后期的水平，几近粮食危机的边缘。2004年以后，由于政府采取了大量惠农的政策，再加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了部分劳动力的回流，才使粮食的播种面积有所增加，土地撂荒现象有所缓解，粮食产量有所回升。但是，这并不能说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两难。因为事实上这些惠农政策的出台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转化过程中耕地的集中经营问题，机械化速度依然缓慢，土地的耕种依然要依靠大量的人力。如果长期依赖这些回流的劳动力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那就将造成两难中的另一面——工业化的受阻，近几年的民工荒就是明显的证明。所以，目前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两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土地的及时集中经营以及时推广农业机械化的途径。
5.4.2印度：现代部门的拉力不足与农村人口素质的低下使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受到双重制约
相比中国，印度在土地制度上更具灵活性，从理论上讲，印度不会出现中国的那种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但是，如果看一下近二十多年中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进程，却会发现，印度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实际上还明显慢于中国。
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由于印度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足。印度的主导产业是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软件业，而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消费品制造业长期发展严重滞后，这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的软件业每年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过是几百万，而中国的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数以亿计。所以两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拉力作用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由于印度基础教育的长期滞后，印度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很大一部分印度农村人口并不具备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基本能力，所以，即便土地转移较为灵活，大部分的印度农村人也不敢轻易放弃土地，故而农业本身对这种结构转化的推力也是明显不足的，正因为如此，没有制度约束的印度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成绩反而明显不如中国。
5.5新形势下两国经济结构转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景
近几年来两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的产业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从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重化工业化和高科技化的倾向；其二，中国明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其三，印度自辛格总理上台后，明显更注重制造业的发展；其四、印度在近几年也提出了农村实施“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政策。这些政策提出时间虽然还不久，但有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两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形势或出现了新的形势的前景。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尚未结束，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已经开始。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困境，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内地或国外转移，与此同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开始显示出日益强劲的态势。如曾经长期落后于印度的中国软件业，尽管在国际市场上与印度仍有明显的差距，但总产值上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
其次，中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改善，而且在土地制度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探索，如公司加农户的土地股份制，反租倒包等等，现在虽然还没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但极有可能在不断的探索中最终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
对于印度来说，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辛格政府重视基本消费品的制造业后，制造业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形势，因为当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很多跨国公司开始出现由中国向印度转移的倾向，虽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还未大规模的出现，但极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其次是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有可能使印度的农村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使印度的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的推力大大增强。
所以，综合而言，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两国经济出现新形势的情况下，再加上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两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也可能出现新的前景，中国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并合理地利用金融危机中可能带来的机遇，就极有可能出现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转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进行的局面，这就是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沿海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以及内地的二元经济结构顺利转化的局面。而印度，则有可能回到一般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即先依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然后再走向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