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古希伯来与古希腊。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一、 亚当与夏娃的困惑
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分别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和“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古希伯来人的《旧约》中，这两个命题就初显端倪：由于人的不可遏止的欲望，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结果被神逐出伊甸园；被逐的亚当和夏娃，日益感受到稀缺性的压力。
古希伯来人的故乡是阿拉伯沙漠。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有一群希伯来人在其始祖亚伯拉罕的率领下迁居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稍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带领族人向西迁移，渡过幼发拉底河，入居迦南之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公元前1800年前后，为了逃避饥荒，他们又迁入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希伯来人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引领下，走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375年—公元前1050年，经过希伯来12士师及其民众的艰苦努力，终于成立了希伯来君主国。
从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930年，这是希伯来民族的兴旺时期，在扫罗、大卫、所罗门的领导下，12个希伯来部落统一成一个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且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宏伟的都城和圣殿。所罗门王为了仿效东方君主的奢侈豪华，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后宫，七百多位王后和三百位嫔妃居住在内。由于巴勒斯坦资源缺乏，多数建筑材料依靠进口，金、银、青铜和杉木输入之多，远远超过了国内的税收，迫使所罗门王向其他国家举债。为了偿还债务，所罗门王割让了20个城邑，并在国内采取重税和强征徭役。腓尼基是所罗门王室的最大债主，每隔3个月，希伯来人抽丁3万送往腓尼基，去那里的矿山和森林服役。所罗门宫殿辉煌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日益深化。
公元前930年，所罗门王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北方的10个部落承认罗波安的统治，组成了独立的以色列王国，而南方的以大卫家族为基础的两个部落则分离出去，立当初所罗门的臣子耶罗波安为王，成为犹大王国。两个小国的分立导致国力衰退，公元前722年，以色列亡于亚述王国，其臣民悉数被掳到亚述。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亡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铁骑，尼布甲尼撒二世当着犹大国王西底家的面杀死了他的全部儿子，耶路撒冷遭到劫掠，希伯来的圣殿被摧毁，活着的希伯来人全部被囚于巴比伦，开始了以色列历史上无比凄楚的“巴比伦之囚”。自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以色列不复存在。
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公元前432年，散居波斯各地的犹太人先后回到耶路撒冷。在经过了种种艰难之后，公元前516年，一座新的圣殿在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拔地而起。公元前317年—公元前198年，希伯来人的国家始终在托勒密王国和塞硫古王国的夹缝中生存，而这两个王国又被罗马人所灭。公元前70年，罗马人为了镇压犹太人的反抗，再次摧毁耶路撒冷，希伯来人从此流离失所，丧失了自己的家园。
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就是对希伯来民族的诞生和成长、衰败和不幸以及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磨难中对美好生活渴望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表达了希伯来人最基本的生活观念，这些观念至今还缠绕着西方人的灵魂。
《旧约》的第一篇是《创世纪》，记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要求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1人在上帝的伊甸乐园里种植土地，生活美满快乐，不会感到缺乏什么或有什么困难。人成为上帝所造物的管理者和实现经济发展的代理人。
然而，由于受了蛇的诱惑，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之果，做了上帝禁止做的事，因此犯下了“原罪”，震怒的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在痛苦的环境中生活：“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2
从快乐的伊甸园到艰苦的尘世，这个转变的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在经济方面，反映着以公有财产和原始经济为基础的部族社会，与主要以私有财产为基础、更为复杂的阶级社会的冲突。在《旧约》中，人们看到一幅贫富分化的历史画卷；宫廷的穷奢极欲建筑在一个逐渐壮大的被奴役阶级的基础之上。土地的兼并与贫苦人家的破产一同增长，高利贷者和商人的贪婪使贫民增加。“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搀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3
在《创世纪》中，除了“天”和“人”之外，其他受造物“神看着是好的”。也许在神看来，人是一种“暧昧的生物”。人依上帝的形象而造，处于创造序列的顶端。人是上帝所造事物中唯一自由的生物。因为自由，人因仰观天文而有智慧，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人之被逐，说明有智慧的人类在伊甸园之外的生活是偏离神的轨道的生活，是需要纠正的生活。美国著名哲学家施特劳斯说：
悔悟是回头，意为从错误的回到正确的生活道路。这意味着，步入歧途之前，我们曾在正途。我们原初在正道上；偏离，或曰罪，或曰缺陷，并非原初。原初，人安居于其父亲的房宅。由于疏离，由于有罪的疏离，人成了陌生人。悔悟，回头，乃是回家。
回家，回头，就是要尊重上帝的律法，即“守约”。 在《旧约》中，有大量上帝与民立约的记载。这显然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理想化约束来代替已经松弛了的较古老的和较紧密的原始社会约束。然而，这种替代本身是预言家们用神圣约束扬弃世俗变革的努力。亚当之约规定了人与上帝的基本关系，亚伯拉罕之约规定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基本关系，诺亚之约是上帝与他的创造物之间的生存约定，摩西之约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制定的基本律法，而大卫之约则是上帝权利与世俗权利之间的基本约定。在希伯来圣经中，提及“约”这个名词的大约有280次之多，这些“约”构成西方文化中“契约观念”的神圣源泉。
在《旧约》的各种律法中，关心穷人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而且关于别人的欠债，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豁免。收获庄稼的时候，田园的主人需要考虑那些穷困之人，“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5上帝为以色列人设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6
古希伯来的预言家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秩序变动的后果，但不能理解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也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们认为暴富会使上帝离开，另一方面又认为贫困会亵渎上帝。这种矛盾心理在两个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一是如何对待私有制。一方面《旧约》中许多章节都有维护私有制的内容，例如在《申命记》中，上帝对那些干类似移动邻居界标这种事的人宣布了一个神圣的诅咒：“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7 但另一方面，《旧约》又保留了保护共同体成员各自土地的制度，如已被出卖的土地，买者到了“禧年（50年一次）”，还要归还卖主，这又表明对私人所有制的某种限制。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财富。希伯来的预言家们既看到了财富的必要性，“求耶和华在迦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珊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8在摩西十诫中，神以“不可偷盗”（第七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十诫）9 来说明获得财富的正当方式。也看到了在财富中蕴藏的危险，财富成为工作的内容，金钱变成了追逐的对象，这样人们灵魂深处的真理之光就消失了。《旧约》在解释为什么富人很难进天国时，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句子来说明：这些富人是相信财富的富人。正因为如此，预言家们期待上帝使人也不贫穷，也不富足。
上述观念的矛盾实际上是现实经济矛盾的表现。预言家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谴责的种种罪恶正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成长的结果。他们将其完全归之于人心变坏的结果，人的贪欲被视为罪恶之源。同时，预言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他们或者期望愤怒的上帝将这个罪恶的世界彻底毁灭，或者希望救世主拯救人类重返父系社会生活方式，然而更多的是期望上帝惩恶扬善，“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块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11
《旧约》中经济观念的矛盾还与《旧约》的编撰过程有关。在希伯来语中，“圣经”这个标题的含义就是若干小丛书。《圣经》的《旧约》部分，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后，收集古代典籍编纂加工，历时大约4个世纪（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2世纪）逐步形成的。其中编撰最早的大约是公元前440年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也称“律法书”。这一部分实际反映的是以色列人从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过程。这里的经济观念还是比较简单的，而经济观念上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是四处游荡还是定居生活。
在《创世纪》中，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但上帝喜欢亚伯的贡物——牲畜，而不喜欢该隐的贡物——粮食。这实际上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经济偏好，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自由自在的放牧。但该隐们的农业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产权冲突，一方面是定居农业限制了亚伯们自由放牧的所有权，另一方面自由的牲畜会给农业造成巨大损害。于是该隐在田间杀死了亚伯。定居农业开始战胜游牧业。在《出埃及记》中，人们采用古老的拈阄方式分配土地，这样就保证了尽可能多的共同体成员有世袭的土地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个人的生产“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再生产出来，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的成员再生产出来。”12 该隐在上帝的恩准下，离开牧区，到另一个地方——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最后他造了一座城，城里有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弹琴吹箫之人，打造多种铜铁利器之人，各种分工发展起来了。
《旧约》的其他作品大都编撰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主要反映了希伯来君主国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从经济上看，定居后的犹太人从较单纯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着三边结构转变，也就是畜牧—农业—城市的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摩西五经”时期，绝大部分剩余产品归共同体所有，而现在富人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统治者喜爱贿赂，追求藏私，手上都沾满了杀人的血。13 这一切都与传统的农业共同体精神格格不入，而预言家们却期望用“摩西五经”去约束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这就必然带来经济观念的种种矛盾。
还应该指出，《旧约》绝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它的主题是上帝向人展示的道路，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试图在《旧约》中去寻找一个经济学体系是徒劳的。不过，它的确反映了人类最早的经济观念。并且在公元前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以后，大批希伯来人流入欧洲，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相融合，从而使古犹太教转化为基督教，这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经济思维的角度讲，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既体现了从原始公有制共同体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变，也意味着人类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在伊甸园里，上帝管理着一切。“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14 乐园富足而美丽，质朴而快乐，人类仅凭本能就得以幸福。然而由于人类的原罪，富足的乐园失落了，人们只能在稀缺的尘世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