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举办经济特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汇报广东的设想时，邓小平同志表示，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派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同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最初称为“出口特区”。1980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明确四个经济特区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且是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试验地。根据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的决策，先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办经济特区，意义十分重大，可以多方面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4]邓小平同志关于“四个窗口”的说法，全面、准确、精辟、生动地概括了开放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与此同时的另一举措是，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立更大的特区―海南岛经济特区的问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海南建省，海南岛列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海南特区的建立，使沉睡的宝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再一次对经济特区作了肯定。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15]
（2）开放14个沿海城市。邓小平同志在总结4个经济特区的经验以后，又开办上海浦东和海南两大经济特区，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研究开放沿海城市问题，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纪要》，正式确定沿海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为对外开放城市，并给予这些城市两条大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使其有利可图；二是扩大沿海城市自主权，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些重大决策，对于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新局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开放沿海城市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注重上海的开放开发。1990年3月3日，他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再次肯定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要意义。他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6]
（3）开放沿海地带 198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沿海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一些沿海市、县，形成了一个以经济特区为前沿，14个开放城市为主干，沿海开放地区为广阔腹地，横跨1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293个市、县，2.8亿人口，42.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沿海开放地带。邓小平同志对此寄予了极大的期望。1988年9月12日在一次汇报会上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17]广大沿海地带按照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以拓展出口贸易为导向，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积极参与国际商品交换，增加外汇收入；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提高了经济素质。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作用。至此，我国对外开放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港口城市及沿海中小城市、县逐步扩展的态势和格局显示出来了。
（4）开放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我国对外开放再次出现高潮。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开放沿长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港口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并且确定了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开放了东北、西南、西北等边境地区，批准20个省会城市为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批准建立了32个经济开发区、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会以外的许多内陆城市，也从本地实际出发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至此，我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沿江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内陆省会城市及广大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大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课题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3．进出口贸易战略
进出口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必须发展和扩大国际贸易。这不仅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愿望。开展国际贸易，既有进口，也有出口。而出口是对外贸易的基础，出口创汇的多少直接影响进口规模的大小，为了多进口商品，就要多出口商品。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8]那么出口什么商品呢？邓小平同志认为：“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因此，选择正确的进出口战略，是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的首要问题。
（l）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品。要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和国内资源优势，建立出口战略产业和带头产业，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分支的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包装，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出口商品构成上，实行由主要出口原料性的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的战略。
（2）进口的重点要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我们组织进口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强调：“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19]所以要根据国家计划和外汇情况，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把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严格控制一般加工设备和耐用消费品进口，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凡是适宜于国内生产的重大设备和其他产品，都要立足于国内。
（3）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资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增强外贸企业的活力。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补偿贸易的方法，比如关于煤炭出口问题，他指出：“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18]这在当时说来是为了多出口产品，减少外贸逆差，就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是国际贸易方面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4．发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
邓小平同志1988年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而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要同外国、特别是同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他主张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己所用，大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它们运用到我国现代经济建设中来，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0]他同时也强调，为了更好地与外国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必须善于抓住机遇；如果抓不住机遇，就会贻误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83年7月8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21]
5．利用外资战略
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技术和资金。我们既缺乏技术，又缺少资金，所以必须从多方面引进技术和资金。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时就提出了“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的主张。1979年1月17日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再次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22]他根据国外的经验，阐述了引进外资的必要性。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被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法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因而他强调：“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是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在他看来，为了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吸收外资政策，应该“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至于利用外资的办法，他提出，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邓小平同志以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明利用外资的好处。他指出：“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23]他还强调，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因为没有偿付能力，外国人是不会干的。以后他多次讲到利用外资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1983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利用外资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