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思想探析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芳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挥了思想领航的作用。本文正是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理论为着眼点，分析了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准备、目标方向以及评价标准。
【关键词】邓小平 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思想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30年来我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还是在军事、科技、体育等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中国能够走上这条“必由之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引导，得益于他的制度创新思想的启发。
一、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制度存在的背景和依据，意识形态是制度环境中的一项基本内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应强调意识形态的如下3个方面。1、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可以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且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2、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3、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引导或影响人们选择或接受某种制度的指导思想。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2]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3]，为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作好了准备。
1976年10月党中央政治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存在严重错误。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7年2月7日，当时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同志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4]毫无疑问，“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真理标准，它必然会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常识。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文化大革命”极左阴影的影响这样的制度环境条件下，制度创新难以进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进行制度创新，必须首先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清除“文化大革命”极左阴影的影响。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很明显，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6]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反对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说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7]“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8]也就是说，“两个凡是”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认定的，一种认识、一种理论或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由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这必然会受到提出或支持“两个凡是”思想那些人的压制和反对。有人就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9]“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10]。当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很大压制时，“邓小平同志是最早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11]他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2]也就是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什么，否则不仅没有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反而还会损害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3]
要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就有必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4]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的是要解决思想解放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5]
历史证明：“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6]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党和民族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使人们从过去那种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准备等多方面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目标方向
邓小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目标方向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17]“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19]“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20]而且，“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21]所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22]
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3]“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这些理论的概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为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模式下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7]，“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8]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9]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制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伟大事业，没有固定的、现存的模式可循，一切要靠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稳步前进。邓小平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30]这种敢闯、敢干，并不是违反科学，违反客观规律，仅凭主观愿望和一时的热情去盲目蛮干，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在此前提条件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31]
三、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评价标准
